本文简述李煜词的流传情况，大概是把王仲闻的话通俗地讲一下，旁及一些其他资料，以及文献学和书籍史的知识，没有学术含量，不遵守学术规范，如有硬伤，烦请指出。对于我不认为是硬伤的问题，你杠你对。
首先是一个定位，李煜所处的时代，是手抄本文化向印刷文化过渡的时代。唐代虽然有雕版印刷的技术，但是涉及的领域非常狭窄，一直到北宋前期，印刷制成本一直非常，印刷制品非常少见。唐人诗文在唐代主要流传方式是抄写，按照西方书籍史和写本研究的看法，抄写是很不稳定的一种流传方式，文本在传抄的过程中会激烈地变异，一部书籍，阅读和抄写时常是并行的，作为读者的抄写者可能不会抄全，可能改变篇章次序，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删改，也可能仅仅是一不小心抄错、抄串行。而印刷就不一样了，可以根据同一个底板进行大量复制，这种传播方式使文本的稳定性大大增强，西方印刷文化研究内一个比较激进的观点会认为，只有付诸印刷的文本才是可信的文本。
那么宋初文人文集刊刻的情况怎么样呢？下面说第一个参照：李煜的旧臣徐铉入宋后成为宋廷的重要学者和辞臣，参与了多部大型文献整理活动，还为官方校订了很重要的学术文献《说文解字》。徐铉的文集《骑省集》在北宋天禧元年（1017）由胡克顺首刻，这时候距离徐铉去世（991）已经过去二十余年。可见，北宋前期，印刷术虽然使用在公卿文人的文集刊刻上，但是运转效率还是很缓慢的。额外一提的是，北宋中期出现过一次印刷术的飞跃，印刷制品暴增，苏轼和黄庭坚都对这种社会情况有所察觉和反应，这是题外话。我认为，徐铉文集的刊刻情况不能类比李煜词的刊刻。为什么呢？因为诗文和词是两种东西。
下面是第二个定位，词与诗文不可同日而语。北宋时期，词的地位低下是一个普遍知识，那么有多低下呢？北宋文人在编纂自己的文集时，是不会把词收入的。对于文人士大夫，诗和文都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著述，词就是玩玩而已。北宋中后期，大文豪也是大词人苏轼的个人文集《东坡七集》，其中不包括词，他的杰出词作被从他的作品中分离出来编纂成《东坡乐府》单行。两宋的惯例大多如此，当然后来南宋时期词的地位有所提升，也偶尔出现例外的情况。
所以，要考虑李煜词作的流传情况，需要引入第二个参照：冯延巳《阳春集》的流传。这个我单独写过，具体请戳进去看。简单总结，就是冯延巳的词集有南唐冯氏家传手抄本，北宋中期有他的曾外孙编订，抄本流传，到了南宋才出现民间坊刻本，目前所见的冯延巳词的版本主要是明清人依据北宋中期编订的版本刊刻的。
两个定位、两个参照介绍完毕，下面进入正题，今天所见的李煜的词究竟经过怎样的旅程来到我们面前呢？
李煜生前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有没有进行整理，或者有没有旁人帮他整理，目前没有看到相关记载，但理论上来讲，他作为国君，有些典章文字还是会有人着重记录收藏的。李煜过世后，作为大宋有爵位的高官，他的文集应当经过其家人子侄或故臣的整理编辑。徐铉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说：“所著《文集》三十卷，《杂说》百篇”可见李煜著述量还是不小的，并且这时候已经经过了整理，徐铉至少看到了这部文集的手抄本。但是根据我们前面提供的参照，徐铉所说的“文集”和“杂说”，应当都是不包括词的。李煜的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经过了一定的编辑，但是没有受到重视。我猜测，在北宋时期，李煜的词的流传主要还是依靠传抄和传唱，而没有一个写定本或影响较大的通行本。
没有通行本的情况并不意味着李煜及其词作在北宋时期被压抑和遗忘，相反，正如我前几天分享的文章《亡国之音：本事与宋人对李后主词的阐释》中所说的那样，北宋文人士大夫对这位已死的风流末代国君哀感顽艳的生活与创作进行了激情的想象，在各种笔记、诗话中，他们把李煜塑造成了一位浪漫人物。北宋晚期，李清照在《词论》中也提及“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说明这位闺阁才女也是读过或听过南唐之词的。
南宋开始才有了关于李煜词作成书流传的记载，首见于尤袤《遂初堂数目》乐曲类载有《李后主词》一书，此书久已亡佚，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长沙书坊《百家词》本《南唐二主词》，这应当是南宋人所辑。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认为，李煜的词与冯延巳的词一样到了南宋时期才被民间书坊主付诸刊刻。冯延巳比李煜幸运的是，他的家属对其词作有较为可靠的整理编辑，但李煜的词在长时间传抄传唱过程中，散佚、与他人混淆的情况得更为严重，所以目前所见《南唐二主词》的篇幅远远少于冯氏《阳春集》。
当然，这些两宋的版本现在都不复可见，我们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南唐二主词》的版本，是明代万历年间吕元所刻的墨华斋本。嘉靖、万历两朝也是中国印刷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这个时期印刷制品可谓爆炸式的迅猛增长，戏曲、小说这些传统来看不入流的文学作品都被大规模刷印。
除了词集以外，李煜的词还零零散散留在各类史书、笔记、诗话、词话之中，当然这些文献（正史除外）多多少少有点八卦嫌疑，所以辨伪情况就比较复杂，不多赘述。
写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阅读、理解李煜的词，不能只见其一叶。李煜存词量极少，但几乎篇篇都是佳作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在北宋一百多年的传抄传唱过程中经过了淘洗甚至是修改，我们今天看到的李煜词，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宋人的李煜。
首先是一个定位，李煜所处的时代，是手抄本文化向印刷文化过渡的时代。唐代虽然有雕版印刷的技术，但是涉及的领域非常狭窄，一直到北宋前期，印刷制成本一直非常，印刷制品非常少见。唐人诗文在唐代主要流传方式是抄写，按照西方书籍史和写本研究的看法，抄写是很不稳定的一种流传方式，文本在传抄的过程中会激烈地变异，一部书籍，阅读和抄写时常是并行的，作为读者的抄写者可能不会抄全，可能改变篇章次序，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删改，也可能仅仅是一不小心抄错、抄串行。而印刷就不一样了，可以根据同一个底板进行大量复制，这种传播方式使文本的稳定性大大增强，西方印刷文化研究内一个比较激进的观点会认为，只有付诸印刷的文本才是可信的文本。
那么宋初文人文集刊刻的情况怎么样呢？下面说第一个参照：李煜的旧臣徐铉入宋后成为宋廷的重要学者和辞臣，参与了多部大型文献整理活动，还为官方校订了很重要的学术文献《说文解字》。徐铉的文集《骑省集》在北宋天禧元年（1017）由胡克顺首刻，这时候距离徐铉去世（991）已经过去二十余年。可见，北宋前期，印刷术虽然使用在公卿文人的文集刊刻上，但是运转效率还是很缓慢的。额外一提的是，北宋中期出现过一次印刷术的飞跃，印刷制品暴增，苏轼和黄庭坚都对这种社会情况有所察觉和反应，这是题外话。我认为，徐铉文集的刊刻情况不能类比李煜词的刊刻。为什么呢？因为诗文和词是两种东西。
下面是第二个定位，词与诗文不可同日而语。北宋时期，词的地位低下是一个普遍知识，那么有多低下呢？北宋文人在编纂自己的文集时，是不会把词收入的。对于文人士大夫，诗和文都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著述，词就是玩玩而已。北宋中后期，大文豪也是大词人苏轼的个人文集《东坡七集》，其中不包括词，他的杰出词作被从他的作品中分离出来编纂成《东坡乐府》单行。两宋的惯例大多如此，当然后来南宋时期词的地位有所提升，也偶尔出现例外的情况。
所以，要考虑李煜词作的流传情况，需要引入第二个参照：冯延巳《阳春集》的流传。这个我单独写过，具体请戳进去看。简单总结，就是冯延巳的词集有南唐冯氏家传手抄本，北宋中期有他的曾外孙编订，抄本流传，到了南宋才出现民间坊刻本，目前所见的冯延巳词的版本主要是明清人依据北宋中期编订的版本刊刻的。
两个定位、两个参照介绍完毕，下面进入正题，今天所见的李煜的词究竟经过怎样的旅程来到我们面前呢？
李煜生前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有没有进行整理，或者有没有旁人帮他整理，目前没有看到相关记载，但理论上来讲，他作为国君，有些典章文字还是会有人着重记录收藏的。李煜过世后，作为大宋有爵位的高官，他的文集应当经过其家人子侄或故臣的整理编辑。徐铉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说：“所著《文集》三十卷，《杂说》百篇”可见李煜著述量还是不小的，并且这时候已经经过了整理，徐铉至少看到了这部文集的手抄本。但是根据我们前面提供的参照，徐铉所说的“文集”和“杂说”，应当都是不包括词的。李煜的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经过了一定的编辑，但是没有受到重视。我猜测，在北宋时期，李煜的词的流传主要还是依靠传抄和传唱，而没有一个写定本或影响较大的通行本。
没有通行本的情况并不意味着李煜及其词作在北宋时期被压抑和遗忘，相反，正如我前几天分享的文章《亡国之音：本事与宋人对李后主词的阐释》中所说的那样，北宋文人士大夫对这位已死的风流末代国君哀感顽艳的生活与创作进行了激情的想象，在各种笔记、诗话中，他们把李煜塑造成了一位浪漫人物。北宋晚期，李清照在《词论》中也提及“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说明这位闺阁才女也是读过或听过南唐之词的。
南宋开始才有了关于李煜词作成书流传的记载，首见于尤袤《遂初堂数目》乐曲类载有《李后主词》一书，此书久已亡佚，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长沙书坊《百家词》本《南唐二主词》，这应当是南宋人所辑。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认为，李煜的词与冯延巳的词一样到了南宋时期才被民间书坊主付诸刊刻。冯延巳比李煜幸运的是，他的家属对其词作有较为可靠的整理编辑，但李煜的词在长时间传抄传唱过程中，散佚、与他人混淆的情况得更为严重，所以目前所见《南唐二主词》的篇幅远远少于冯氏《阳春集》。
当然，这些两宋的版本现在都不复可见，我们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南唐二主词》的版本，是明代万历年间吕元所刻的墨华斋本。嘉靖、万历两朝也是中国印刷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这个时期印刷制品可谓爆炸式的迅猛增长，戏曲、小说这些传统来看不入流的文学作品都被大规模刷印。
除了词集以外，李煜的词还零零散散留在各类史书、笔记、诗话、词话之中，当然这些文献（正史除外）多多少少有点八卦嫌疑，所以辨伪情况就比较复杂，不多赘述。
写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阅读、理解李煜的词，不能只见其一叶。李煜存词量极少，但几乎篇篇都是佳作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在北宋一百多年的传抄传唱过程中经过了淘洗甚至是修改，我们今天看到的李煜词，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宋人的李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