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个又一个临时工：加油工，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郁金香，在医院当守夜人兼擦地板，如此等等。“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开始，我就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
卡佛一生只写短篇小说和诗歌，还有一些散文，是因为不得不写那些能够“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极端不安定的状态并没有使他放弃写作，他从6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但长期以来写作对他的生活没有带来一点点改善。他没有停止写作，同时也没有停止酗酒。他的小说里总是有酗酒的人，他常常写到酗酒，写到酗酒给生活带来的一团糟，写到试图从酗酒中挣扎出来的努力。1974年他不得不因为严重的酗酒问题辞掉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1976年又不得不把几年前好不容易买来的第一栋房子卖掉，以付清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读过卡佛的小说，就会同意肖铁在译后记中的描述：“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败者。”
卡佛自己并不觉得写这样的人物有什么特别或反传统之处，这多少是为自己辩护，不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写这样的人物倒是文学的一个传统，“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了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三
1977年卡佛戒酒，生活也出现了转机。到1980年，他甚至有了稳定的大学教职。1981年出版《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是他第三本小说集，后来被尊奉为极简主义文学的典范。1983年他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就此不必为生计发愁，辞职成为职业作家。
《大教堂》里面的12篇小说写于1982年到1983年间，卡佛自己也感觉到：“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很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变化。《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了一些。”
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发生了，但要说这个变化对小说基本面貌有多少改变，无论如何还不能夸大。以《约瑟夫的房子》为例，这一对分开来的夫妻在短暂的相聚期间，是平静和安闲的，魏斯甚至说出了“这是我们幸福的房子”这样的语言，而这样的平静、安闲和“幸福”之感，在卡佛以前的小说里很难找到；但没有改变的是，生活仍然会把他们驱赶进泥潭里去。
在不夸大变化的前提下，应该珍惜这些“积极”的变化。像《好事一小件》和《大教堂》，篇幅明显长了一些，里面的人物之间，出现了卡佛以前小说里缺乏的交流、和解，甚至是理解和温暖，尽管这短暂的理解和温暖不足以改变生活上的麻烦和精神上的困境，但毕竟出现
卡佛一生只写短篇小说和诗歌，还有一些散文，是因为不得不写那些能够“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极端不安定的状态并没有使他放弃写作，他从6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但长期以来写作对他的生活没有带来一点点改善。他没有停止写作，同时也没有停止酗酒。他的小说里总是有酗酒的人，他常常写到酗酒，写到酗酒给生活带来的一团糟，写到试图从酗酒中挣扎出来的努力。1974年他不得不因为严重的酗酒问题辞掉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1976年又不得不把几年前好不容易买来的第一栋房子卖掉，以付清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读过卡佛的小说，就会同意肖铁在译后记中的描述：“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败者。”
卡佛自己并不觉得写这样的人物有什么特别或反传统之处，这多少是为自己辩护，不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写这样的人物倒是文学的一个传统，“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了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三
1977年卡佛戒酒，生活也出现了转机。到1980年，他甚至有了稳定的大学教职。1981年出版《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是他第三本小说集，后来被尊奉为极简主义文学的典范。1983年他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就此不必为生计发愁，辞职成为职业作家。
《大教堂》里面的12篇小说写于1982年到1983年间，卡佛自己也感觉到：“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很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变化。《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了一些。”
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发生了，但要说这个变化对小说基本面貌有多少改变，无论如何还不能夸大。以《约瑟夫的房子》为例，这一对分开来的夫妻在短暂的相聚期间，是平静和安闲的，魏斯甚至说出了“这是我们幸福的房子”这样的语言，而这样的平静、安闲和“幸福”之感，在卡佛以前的小说里很难找到；但没有改变的是，生活仍然会把他们驱赶进泥潭里去。
在不夸大变化的前提下，应该珍惜这些“积极”的变化。像《好事一小件》和《大教堂》，篇幅明显长了一些，里面的人物之间，出现了卡佛以前小说里缺乏的交流、和解，甚至是理解和温暖，尽管这短暂的理解和温暖不足以改变生活上的麻烦和精神上的困境，但毕竟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