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帝纪年，网上正反两方一直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赞成与反对者中，有个实际上共同的观点我很不赞同，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拜托，我们要的是将今天的日子理清、将昨天的日子记清、把明天的日子分清，如此而已。“提高地位”之类的高大上目标，根本不是曆法采用数字累积纪年应承担的重任。本人非常赞成对阴曆使用这一数字纪年，但可以不必称为黄帝纪年，“中曆纪年”、“夏曆纪年”均可。使用这种纪年的好处很多，我总结罗列如下：
(1)彻底厘清中华历史长河脉络，数字纪年远比干支、年号纪年给读者更直接的时间印象，列朝列代的历史时间直接采用这一纪年，其存在、距今、先后的时间都非常清晰。由于阴曆纪年比阳曆纪年早近两千七百年，大部分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阴曆元年之后，阳曆中违背思维记忆的“公元前”可以取消了；
（2）天干地支中有许多字非常类似（如乙、己、已、巳；戊、戌、戍等），传抄稍有错误，时间记载就可能相差几十年，这也是续谱中发现的常见问题，有的年号加干支的纪年中，直接将该年号中没有的干支配在中间，让后人抓耳挠腮。比如谱中出现的“顺治己酉”明显错误，因为顺治共十八年，没有干支为己酉的年份，但顺治二年干支是乙酉，估计就是传抄过程中的错误。使用数字纪年，这样的错误将杜绝；
（3）可以摆脱与阴曆规则不一的阳曆数字纪年的干扰，将中国历史纪年准确完整地记载下来。中国历史记载使用的都是阴曆，阳曆传入中国后，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所有行业均采用这一纪年，中国历史研究也不例外。由于两曆的交叉缠绕，用阳曆数字纪年记载中国历史，在碰到阳曆已过新年，阴曆还在旧年中的历史大事，时间上的错误是必然的，这对时间要求精确的历史研究，是无法原谅的错误。比如三国曹魏的灭亡，历史记载是元帝元熙二年乙酉十二月壬戌（十三日），对应于阳曆266年2月4日。由于学者将元熙二年对应于阳曆265年，所以各类历史教材中，将曹魏亡国的时间都记在了265年。如果采用黄帝纪年，曹魏亡国的时间就是二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不必纠结于265还是266年；
（4）便于统一生肖与属相。本来中国的生肖与属相是中国曆法特有的，每一生肖均只归属于某一阴曆年。阳曆的介入和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导致国人将自己的生肖属相与毫无关系的阳曆纪年联系在了一起，什么“1949年属牛、1970年属狗、2000年属龙”等言论已成为常见的谈资，根本不认同1949年出生者也有属鼠的、1970年出生者也有属鸡的、2000年出生者也有属兔的。对于稍懂曆法者质疑“一个公元年份中有两个生肖”的言论，反成为无知者攻击的对象，这也是阴曆没有便于记忆的数字纪年，不得不依附于阳曆纪年所致。如果采用黄帝纪年，全方位与干支生肖无缝衔接，就不可能出现阳曆年与生肖无法匹配的漏洞；
（5）便于记载国人身份证出生时间。1990年之前出生的国人，多数人对日期记的还是阴曆，除了年份。由于只有干支纪年，没有数字纪年，当时办理的身份证，许多人的出生日都是阳曆年加阴曆月日，很不严谨科学。如果阴曆有黄帝纪年，身份证上完全可以采用两套出生时间，阳曆日期采用公元纪年，阴曆日期采用黄帝纪年。以我母亲出生日期（1948年1月30日）为例，她的身份证完全可以记载为“出生日期：西元1948年1月30日；中元4645年12月20日”，而不至于变成现在身份证上很不准确的“1947年12月20日”；
（6）便于准确记载国人的年龄。中国人所记的年龄都是“虚岁”，即生下来就是一岁，之后逢春节加一岁。即使大年三十晚上出生的，生下来几分钟进入春节，那也是两岁，虽然似乎不太科学，但作为几千年约定俗成的规则，统一执行还是接近于科学的。不过年龄的增减，必须完全以阴曆年份为准，增加一岁必须是在春节之后。过去用年号加干支的纪年法，由于大部分人对这种纪年的不了解，谱中对相关宗亲生卒寿龄记载错误，也没多少人能看出来。但如果用黄帝纪年法，此类错误无所遁形。比如民国丁卯版“孝思堂谱卷九•四信”，对朝琚公的介绍：“生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卒於乾隆三十年乙酉……享壽七十有七”。谱中所载的干支年号无误，但要计算年龄，则要费一番脑筋。康熙一共六十一年，生于康熙三十八年，则康熙驾崩时朝琚公应该是二十四岁，加上雍正十三年，为三十七岁，再加上乾隆三十年，一共六十七岁，绝对不是七十七岁。如果采用黄帝纪年，则其生卒年为4397—4463年，一看即知是六十七岁，谱上年龄记载错误。
如果用阳曆数字纪年代替某人的生卒年，也无法准确计算出中国特色的虚龄，同样摘录民国丁卯版“孝思堂谱卷二十一上胥堂潛雒支”《望開公世表》：“生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十二月初七日，卒于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月廿二日，享年六十有二”。根据世表中所列之阴曆年月，可以将其化为阳曆日期：1790年1月21日—1850年12月28日。我想大部分人看到这个生卒日期，都会认为望开公活了六十一岁，1850-1790=60，再加上1就是虚岁。但如果将其转化为黄帝纪年日期：4487年12月7日—4548年11月22日，懂得国人年龄算法的，一定认为是六十二岁。
有此种种有利之处，是我坚定不移推崇黄帝数字纪年的缘由。
(1)彻底厘清中华历史长河脉络，数字纪年远比干支、年号纪年给读者更直接的时间印象，列朝列代的历史时间直接采用这一纪年，其存在、距今、先后的时间都非常清晰。由于阴曆纪年比阳曆纪年早近两千七百年，大部分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阴曆元年之后，阳曆中违背思维记忆的“公元前”可以取消了；
（2）天干地支中有许多字非常类似（如乙、己、已、巳；戊、戌、戍等），传抄稍有错误，时间记载就可能相差几十年，这也是续谱中发现的常见问题，有的年号加干支的纪年中，直接将该年号中没有的干支配在中间，让后人抓耳挠腮。比如谱中出现的“顺治己酉”明显错误，因为顺治共十八年，没有干支为己酉的年份，但顺治二年干支是乙酉，估计就是传抄过程中的错误。使用数字纪年，这样的错误将杜绝；
（3）可以摆脱与阴曆规则不一的阳曆数字纪年的干扰，将中国历史纪年准确完整地记载下来。中国历史记载使用的都是阴曆，阳曆传入中国后，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所有行业均采用这一纪年，中国历史研究也不例外。由于两曆的交叉缠绕，用阳曆数字纪年记载中国历史，在碰到阳曆已过新年，阴曆还在旧年中的历史大事，时间上的错误是必然的，这对时间要求精确的历史研究，是无法原谅的错误。比如三国曹魏的灭亡，历史记载是元帝元熙二年乙酉十二月壬戌（十三日），对应于阳曆266年2月4日。由于学者将元熙二年对应于阳曆265年，所以各类历史教材中，将曹魏亡国的时间都记在了265年。如果采用黄帝纪年，曹魏亡国的时间就是二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不必纠结于265还是266年；
（4）便于统一生肖与属相。本来中国的生肖与属相是中国曆法特有的，每一生肖均只归属于某一阴曆年。阳曆的介入和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导致国人将自己的生肖属相与毫无关系的阳曆纪年联系在了一起，什么“1949年属牛、1970年属狗、2000年属龙”等言论已成为常见的谈资，根本不认同1949年出生者也有属鼠的、1970年出生者也有属鸡的、2000年出生者也有属兔的。对于稍懂曆法者质疑“一个公元年份中有两个生肖”的言论，反成为无知者攻击的对象，这也是阴曆没有便于记忆的数字纪年，不得不依附于阳曆纪年所致。如果采用黄帝纪年，全方位与干支生肖无缝衔接，就不可能出现阳曆年与生肖无法匹配的漏洞；
（5）便于记载国人身份证出生时间。1990年之前出生的国人，多数人对日期记的还是阴曆，除了年份。由于只有干支纪年，没有数字纪年，当时办理的身份证，许多人的出生日都是阳曆年加阴曆月日，很不严谨科学。如果阴曆有黄帝纪年，身份证上完全可以采用两套出生时间，阳曆日期采用公元纪年，阴曆日期采用黄帝纪年。以我母亲出生日期（1948年1月30日）为例，她的身份证完全可以记载为“出生日期：西元1948年1月30日；中元4645年12月20日”，而不至于变成现在身份证上很不准确的“1947年12月20日”；
（6）便于准确记载国人的年龄。中国人所记的年龄都是“虚岁”，即生下来就是一岁，之后逢春节加一岁。即使大年三十晚上出生的，生下来几分钟进入春节，那也是两岁，虽然似乎不太科学，但作为几千年约定俗成的规则，统一执行还是接近于科学的。不过年龄的增减，必须完全以阴曆年份为准，增加一岁必须是在春节之后。过去用年号加干支的纪年法，由于大部分人对这种纪年的不了解，谱中对相关宗亲生卒寿龄记载错误，也没多少人能看出来。但如果用黄帝纪年法，此类错误无所遁形。比如民国丁卯版“孝思堂谱卷九•四信”，对朝琚公的介绍：“生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卒於乾隆三十年乙酉……享壽七十有七”。谱中所载的干支年号无误，但要计算年龄，则要费一番脑筋。康熙一共六十一年，生于康熙三十八年，则康熙驾崩时朝琚公应该是二十四岁，加上雍正十三年，为三十七岁，再加上乾隆三十年，一共六十七岁，绝对不是七十七岁。如果采用黄帝纪年，则其生卒年为4397—4463年，一看即知是六十七岁，谱上年龄记载错误。
如果用阳曆数字纪年代替某人的生卒年，也无法准确计算出中国特色的虚龄，同样摘录民国丁卯版“孝思堂谱卷二十一上胥堂潛雒支”《望開公世表》：“生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十二月初七日，卒于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月廿二日，享年六十有二”。根据世表中所列之阴曆年月，可以将其化为阳曆日期：1790年1月21日—1850年12月28日。我想大部分人看到这个生卒日期，都会认为望开公活了六十一岁，1850-1790=60，再加上1就是虚岁。但如果将其转化为黄帝纪年日期：4487年12月7日—4548年11月22日，懂得国人年龄算法的，一定认为是六十二岁。
有此种种有利之处，是我坚定不移推崇黄帝数字纪年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