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起讫时间之矫正
中国古典历史记载卷佚浩繁，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从《左传》《国语》到历代实录，可以称之为汗牛充栋。各个朝代从兴起到灭亡，帝王将相、后宫宦者，演绎着独具中国特色的悲喜剧，绵延不断数千年，直至今天的社会会主义大家庭。串连几千年波澜壮阔历史的无形的“暗能量”，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日日夜夜缠绕在我们周围的时间轴。不管是纪传体通史、断代史，还是编年体、国别体史书，记载历史大事都离不开时间的记载。如果没有时间的记载，只记历史大事，后人研究古代历史，必然是一片糊涂，事件的先后、进程；人物的成长、变化，都将变得杂乱无章，所以，历史永远离不开曆法，曆法串连着历史，二者水乳交融，无法分开。我们看先秦上古史书，由于当时曆法的粗陋、记载的简易，先秦历史大事给人的感觉是理不清头绪，学习研究非常困难，歧义众多。
中国历史记载中使用的曆法，是中国特有的阴阳合曆，即直到清亡后才被政府废除的“阴曆”。虽然已被废除，但由于这种曆法的精确性、科学性和哲学性，直到今天还作为辅曆流行于国内。用这种曆法记载中国历史，几千年的融合，已使二者融为一体。看中国古典史籍，自然而然想到中国曆法；看到日曆上的“阴曆”，自然而然想到中国历史。
民国建立后，引进了西方的格利高里太阳曆，现在已经渗透于国内各行各业，也使得国人思维记忆完全被“阳曆”包围，“今天是几号？”、“元旦还有几天？”、“过年是几号？”，所有希望得到的答案都是“阳曆”日期。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编写的中国历史，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客观现实，对中国历史的时间完全采用了公元纪年。由于西方曆法和中国曆法规则、要求不一样，如果全部采用西方曆法的时间记载，则中国古典史书上的中曆时间全部要改过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古籍的浩如烟海，要将涉及到时间的记载全部改过来，付出的工作量将非常巨大。所以，有关中国古史的时间记载，基本上还是沿用中曆的时间记载。不过因为中曆没有数字纪年，只是干支和年号纪年，有许多历史教材传授历史事件时间时，又将西曆年份加上去，形成西曆年加中曆日月的现象。比如介绍黄巾起义时，把发生的时间称为184年二月，即“阳曆”184年、“阴曆”二月。这种记载很不科学，容易引起歧义。但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到处充斥着这样的时间记载。而且，由于中西曆新年交替的时间不一样，中曆往往比西曆晚进新年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时间中发生的历史大事，历史教材中往往根据中曆的时间、借用西曆前一年的年份记载，呈现出与历史时间完全不符合的记载。比如三国曹魏末代皇帝曹奂禅让，史书记载的时间为“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按干支纪年，该年为乙酉年，换算成西曆为266年2月4日。但乙酉年大部分时间在265年，266年大部分时间属丙戌年，曹奂禅让已经进入266年的第35天，但还没有过年。我们的历史教育工作者，还是闭着眼睛将曹魏亡国的年份写成“265”年，误导几亿中国初中生。类似的年份错误非常多，这实质上是中国曆法没有自己的数字纪年、只有大部分人分不清的干支纪年造成的后果。事实上中国曆法有自己的数字纪年，即黄帝纪年，只是政府无视不采纳，任由此类历史错误不断误导国民，实可哀也！
中国古典历史记载卷佚浩繁，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从《左传》《国语》到历代实录，可以称之为汗牛充栋。各个朝代从兴起到灭亡，帝王将相、后宫宦者，演绎着独具中国特色的悲喜剧，绵延不断数千年，直至今天的社会会主义大家庭。串连几千年波澜壮阔历史的无形的“暗能量”，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日日夜夜缠绕在我们周围的时间轴。不管是纪传体通史、断代史，还是编年体、国别体史书，记载历史大事都离不开时间的记载。如果没有时间的记载，只记历史大事，后人研究古代历史，必然是一片糊涂，事件的先后、进程；人物的成长、变化，都将变得杂乱无章，所以，历史永远离不开曆法，曆法串连着历史，二者水乳交融，无法分开。我们看先秦上古史书，由于当时曆法的粗陋、记载的简易，先秦历史大事给人的感觉是理不清头绪，学习研究非常困难，歧义众多。
中国历史记载中使用的曆法，是中国特有的阴阳合曆，即直到清亡后才被政府废除的“阴曆”。虽然已被废除，但由于这种曆法的精确性、科学性和哲学性，直到今天还作为辅曆流行于国内。用这种曆法记载中国历史，几千年的融合，已使二者融为一体。看中国古典史籍，自然而然想到中国曆法；看到日曆上的“阴曆”，自然而然想到中国历史。
民国建立后，引进了西方的格利高里太阳曆，现在已经渗透于国内各行各业，也使得国人思维记忆完全被“阳曆”包围，“今天是几号？”、“元旦还有几天？”、“过年是几号？”，所有希望得到的答案都是“阳曆”日期。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编写的中国历史，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客观现实，对中国历史的时间完全采用了公元纪年。由于西方曆法和中国曆法规则、要求不一样，如果全部采用西方曆法的时间记载，则中国古典史书上的中曆时间全部要改过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古籍的浩如烟海，要将涉及到时间的记载全部改过来，付出的工作量将非常巨大。所以，有关中国古史的时间记载，基本上还是沿用中曆的时间记载。不过因为中曆没有数字纪年，只是干支和年号纪年，有许多历史教材传授历史事件时间时，又将西曆年份加上去，形成西曆年加中曆日月的现象。比如介绍黄巾起义时，把发生的时间称为184年二月，即“阳曆”184年、“阴曆”二月。这种记载很不科学，容易引起歧义。但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到处充斥着这样的时间记载。而且，由于中西曆新年交替的时间不一样，中曆往往比西曆晚进新年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时间中发生的历史大事，历史教材中往往根据中曆的时间、借用西曆前一年的年份记载，呈现出与历史时间完全不符合的记载。比如三国曹魏末代皇帝曹奂禅让，史书记载的时间为“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按干支纪年，该年为乙酉年，换算成西曆为266年2月4日。但乙酉年大部分时间在265年，266年大部分时间属丙戌年，曹奂禅让已经进入266年的第35天，但还没有过年。我们的历史教育工作者，还是闭着眼睛将曹魏亡国的年份写成“265”年，误导几亿中国初中生。类似的年份错误非常多，这实质上是中国曆法没有自己的数字纪年、只有大部分人分不清的干支纪年造成的后果。事实上中国曆法有自己的数字纪年，即黄帝纪年，只是政府无视不采纳，任由此类历史错误不断误导国民，实可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