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此同时，镇压了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也呈交类似奏折。他将陕西渭南的回民同贩盐、打架斗殴、偷盗、赌博、酗酒等行为相提并论。在奏折中，岳氏起初建议增设“专门针对回民”的科条。但害怕这样的异视会导致回民“变心”而只好作罢。换句话说，岳钟琪的民族歧视政策无法推行，便寄希望于汉化文化政策。继陈世倌、岳钟琪之后，安徽按察史鲁国华也指责回民修建“清真”和“礼拜”寺院。他遵循陈世倌将内地“臣民”等同于“汉民”的逻辑，声称回民作为“盛世之民”不应信奉回教，他甚至建议以“左道惑众律”治罪回民。对于戴白帽的回民，鲁要求以“违制律”进行处罚。

上述奏折、建议或评论勾勒出18世纪汉人士绅的“禁回”或“恐回”浪潮。有意思的是，这些“禁回”言论无一例外地将回教同早先汉文史料中的边疆异族相提并论。事实上，正如清朝皇帝所揭示的那样，清朝在内地并没有将“汉俗”等同于“民俗”，也没有将“民人”等同于“汉人”。

到今天某些人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