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心，可否以小见大？我想起近年来两个小小的迹象。其一是很多年前，我的同龄人常把“点子背不要怨社会”挂在嘴边，我不知道他们是从谁那里学来的这句话，可能那时整个社会都是相信这句话的吧。后来这句话就渐渐没人提起了，只剩下一些鸡汤文还在鼓吹个人努力，并且这些鸡汤文也遭到了很多人出自内心情感的厌憎。其二是不知从哪一年起，网上开始流行起一个新版的“坐井观天”小漫画，青蛙对乌鸦说“我觉得井里的世界就很好，不想出去”，乌鸦回到井外的同伴身边，对同伴说“这只很精明，骗不到”，两只乌鸦旁边的柴火上正烧烤着另一只青蛙。从那时候开始，是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开始觉得不安全，开始莫名其妙焦虑，从内心深处不想再进步，不想闯世界，只想留在自己安全的井底——如果不知道井外情形，又如何能确保井底是安全的，所谓的安全只不过是熟悉的环境比起未知的环境更能提供掌控感罢了。心态背离了时代主题的人数，未必占到人口的大多数，然而却会代表一个新趋势。此类趋势或大或小，总会在社会的某些领域渐渐显现效果。

如果一个族群最热爱平等，那么平等会不会成为他们头上悬着的问号，令他们时时仰望，却不敢跳跃不敢登高？如果一个族群最热爱ZY，那么ZY会不会成为他们的红舞鞋，令他们难以停下舞步？如果一个族群最渴望安全，那么安全会是他们有着四面墙的房子吗，但愿他们不会把房子的钥匙弄丢，但愿他们不会把ZY平等抛弃在了房子外面。

上个月去某公司营业大厅办事。窗口那个年轻女孩说完一段话之后，露出一丝丝不舒服的神情，做了个短暂的放松动作，往后倚了倚，同时小声说了句“头好痛”或者“腰好痛”，我没听清是前者还是后者。使我觉得奇妙的是，她介绍业务规则时用的是方言，说那句“好痛”时换成了普通话。一般来说，办公使用普通话，无意间透露心声用本地方言，这才更合乎常识吧？而她恰恰是相反的，无意间透露心声时，使用了普通话。
我之所以会注意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的两个经验，一是我自己小时候曾经奇怪，为什么我在脑中的自言自语都是普通话；二是我的90后表妹，说话过程中，常常一开始用着方言，却会时不时突然换回了普通话，就像是那种感觉：谈话需要从大脑中调取一段语音资料，而那段语音资料是普通话的，假如调取资料的同时有必要立即转换成方言说出来，大脑可能会运转失灵。
可以推测，从某个年代开始，我们已经渐渐使用普通话作为思考时的首选语言了吧。因为周围环境仍是使用方言交流的，所以方言不会消失，我们会继续使用方言交流。但方言更像是第二语言，不像是母语，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方言是母语，普通话是第二语言——把方言和普通话说成母语和第二语言，似乎不太合理，毕竟都是汉语，一般要看作是同一种语言？但为了阐述我的想法，就先不计较严谨不严谨了。
如果要找出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学校教师越来越多采用普通话授课了——我上学的时候，使用方言讲课的教师还是很多的，但即便不考虑教育系统是否强调普通话授课，随着年轻血液越来越多进入教师队伍，使用普通话讲课的教师也是会越来越多的——但是可能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大众媒体的影响，尤其是电视机的普及，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头脑中的首选语言。收音机或许也有同样作用？但是收音机有个特点是，电台常会有电台主持人和听众的互动，听众很可能使用方言，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出现方言是非常罕见的。想想，80年代以前，一个人可能首先养成了使用方言的习惯，然后才接触电视机这类事物。但是在80后和90后的成长环境中，电视机是越来越普及的。可能从80年代的某个时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儿童还在学习语言的年龄，就开始接触到电视机了，对这样的儿童而言，他们在学习语言的年龄段，在塑造自己思维方式的年龄段，从周围环境接触到方言的频率，就被从电视机接触到普通话的频率逐渐赶超了。
至于此现象的好坏得失，以我的知识储备还不足以做出判断。就先记录现象吧。

上个月的两件小事。
借了一辆带篷子的电动三轮车去买东西，车头左右各有一面小旗子。车子行驶起来，旗子迎风招展，又随风抖擞，煞是好看。行至较为拥挤之处，我突然产生一个联想，联想到了猫的胡须，如果车子是猫，旗子就像猫的胡须，可以用来测量前方能否通过....胡须是猫的一部分，旗子是车的一部分，就像我与旗子都是车的一部分？
看到一张壁纸图片，海浪压过沙滩，海面壮阔令人心生一股豪迈之情。可是细想起来，如果我站在海边，我会幻想自己是大海的一部分呢，还是会认为大海可助我驰骋呢，还是会认为大海阻碍着我呢。如果与海共情，便可豪迈起来，如果把海看作是阻碍着自己的，威胁着自己的，那又如何豪迈得起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面对某种利维坦般的庞然大物的经验吧，如何看待那种庞然大物，才是最合理，或最有利的呢。

附近一所高中，从我记事起，改过几次名字了。我还记得那学校的全称曾是平平淡淡的“XX镇第三高级中学”，后来有好几年用的名字是“醒民高中”，这几年又根据附近的路名“长安街”，改名成了“长安中学”。我并不了解这几次名字变更的背后有没有产权的变更，只是觉得校名的变化也算有趣了。从编号，到醒民，到长安，是否类似于这几十年来部分读书人的心路历程呢。

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会尽量运用理性来做选择。人在追求欲望的时候，欲望是非理性或者排斥理性的。欲望会影响人何时追求何种选择。因此大概可以说，理性决定人怎么前进，欲望决定人前进的方向，如果人在前进中发现这个方向会有很大弊端，人可能再运用理性，来尝试调整方向，但这个调整的过程可能消耗相当大的时间成本与其他各种成本。

我记得福柯认为权力是弥散的，没有谁“拥有”权力。但是如果有那种情形，负责审核或者删除什么的权力并非由AI执行，而是由个人执行，这权力虽与现实中常见的权力有着区别，但似乎也难以否认这是一种权力。尤其是如果执行的个人用很明显的个人喜好来决定取舍，被执行者又没有办法投诉之，那这种权力的性质是什么呢，似乎完全不需要看别人是否接受，它就已经是一种强制力了。需要思考权力从何而来吗，尽管那样可能会得出远离直觉的结论。这些想法只是粗糙的初步的想法，要得出什么结论还是比较难的。然而跟我以往的做法一样，我会试着先写下来。就算我很久之后都一直没能掌握足够的学识来得出问题的答案，但是写下文字的这种行为本身对我的心理健康是有利的。记录也可能会有利于未来的思考，或多或少有可能吧。

曾经对足（or篮）球一知半解的我，有这么一种印象，有流氓气质的球员，在比赛开始后会用一些稍微过火的动作，试探裁判的容忍底线，然后就可以决定，自己是在底线许可的范围内不择手段打击对手，还是刺激对手越过底线，引其犯愚蠢错误。而具有绅士气质的球员，可能受过非常科学的训练，有非常好的技术素养，面对流氓球员却总是无可奈何，进退失据。
绅士该怎么做呢，我猜想有三种可能：一是自己变成流氓一样，二是保持绅士风度，但把流氓的手段研究得足够明白，三是绅士跟流氓一起组队，让本方流氓去对抗对手那边的流氓。
也就难怪了，前段时间我还想过，每个阵营的强硬派跟温和派的脑回路构造都有天壤之别，不同阵营的强硬派之间，不同阵营的温和派之间，怕是更有相似点，可是每个阵营的温和派都会把本阵营的强硬派默认为友方而非敌方，不是吗。
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恐怕也是有类似事情发生的吧。何况在这层面上，无论是谁充当裁判者，都可能有其自身的利益，不像体育裁判受到那么严格的职业纪律约束。这层面甚至有可能，裁判自己就是个老流氓，熟知江湖规矩，呼风唤雨，乌烟瘴气，却又镇得住场子。
我空有绅士的气质，却没有绅士的素养；空有流氓的心，却缺少流氓的本领。
突然想起我还没看那个经典电影《教父》呢。我的时间到底是丢在阿里奥斯托的月亮上了，还是丢在邓萨尼勋爵的精灵界了啊。

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奇怪的情形，理应是偶然情形，但却让我产生幻觉。比如我曾在某乎上写了篇回答，写我们这代人曾经被人告知一切都是一小撮人的阴谋，现在又被告知一切都是一小撮人的阴谋，这两种阴谋论的奇妙对比令人感慨而且令人苦笑。几天后我就在微博上，看到我所关注的大V说这两代的国人都是经历过三观的反复撕扯的。又比如前段时间我在某瓣上的某个僻静角落，留言说危机感会导致官员受到更严格的管束，但还是出现了一条短信导致的争论。一两天后我就看到那位不走运的人被免职的新闻。
每次遇到这类事情，我都会想起我早就有过的两种幻觉——其一是幻想这个世界是按我的希望运行着的，其二是幻想我的想法会传达给什么更大的意志进而影响到现实。这两种幻觉中的唯心主义味道未免太过刺鼻了。假如我相信了这些幻觉，幻觉很快就会被新的偶然事件给戳破，就好像幻觉的存在依赖于我对幻觉的排斥？而且我那个理想“尽可能理解世界”，也让我对类似唯心主义的想法保持着排斥，尽管我从小就时不时产生接近唯心论的念头。
为了结束唯心论和唯物论在我头脑中的肉搏，我想试着阐述这样一个浪漫的想法：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千里之外的风暴，我就是这样的一只蝴蝶，但我并不是唯一的蝴蝶，而只是无数蝴蝶中的一只。可是有哪种生物能遏止风暴带来的危害吗，我更希望蝴蝶带来的是和风细雨——只是希望而已，但求问心无愧吧，因为我只能追求自己的问心无愧，没有谁能精准控制住所有的结果，也没有谁能禁止所有的蝴蝶扇动翅膀。只有位居更高层面的存在才能改动世界的规则，如同编写软件的程序员能改动软件中的规则一般，否则处于世界中的自身将与自身所追求的例外性产生矛盾。

古希腊的民众争论不休之时，他们的争论也会传递至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之间吧，可是荷马史诗里常常说众神事先安排了人间的争斗吧？争论是先从民间起，还是先从众神起？
今晚的新闻联播念了很长的一份决议，然后这份决议也作为重要新闻出现在各个网络平台上了。也许在我没有注意的时间里，在我无从知晓的空间里，奥林匹斯山已然刚刚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了呢。今日是2021-11-16，愿我能活得久一些，那样很多年后我可以从史学家和传记作者的笔下知晓今日发生了什么。
好奇心一直是支持我活下去并保持思考的最重要动力。我记得很多年前，童年的我第一次想到人终有一死之时，我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了，那是多么空荡荡的感觉啊。人会厌恶死亡，是因为死亡夺走生活的所有快乐，而我那时没有担心失去什么现实事物，只担心不能再知道什么。所以我的快乐之源是了解未知？

人需要学习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没有掌握合适的语言、以及相关概念，就难以合理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马老先生会指出小农无法代表自己，只能被别人代表？奥先生在语言的问题上似乎与前者有着见解相通之处，只是更明确指出了语言的重要性，前者把相似的问题归因于社会关系与生产方式了。
我隐约觉得有这样一种奇怪现状，不知这种现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是否普遍存在于东西方不同文化之中。总之先试着写出来这种可能：接受过教育，甚至可能接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但是却缺少足以表达自己的语言，从而无法表达自己。或者，有着很活泼的语言，学会了很适合娱乐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却难以被用在严肃的讨论中，而且难以用来描述自身的处境，难以用来表达特定个体或特定群体对其合理权利的诉求。以至于，会有这样的群体存在，很活泼，很能说话，但能说出来的全都是娱乐化的内容，一旦面对严肃问题就完全失语，只能单方面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评价对象。
人们曾经说，以前的话语权掌握在长辈手中，有权者的手中，但是随着价值观的变化，互联网的普及，年轻群体也掌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自己的权利了。可我觉得，仍然会有滔滔不绝但却毫无话语权的，只能被主流话语评判的年轻群体。这应该是归咎于语言的缺失呢，还是归咎于后现代的症状呢，在此我先记下想法，我的学识还不足以进行深入讨论。也有可能，等我读完了《娱乐至死》或者别的某本书之后，会觉得我的问题毫无新意又没有讨论必要呢。

某天夜里半梦半醒之时，突然想到了有什么需要写下来。醒来之后就忘了，想着等我想起来再写吧。可是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所想的内容，常常是只有回到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之后才能想得起来，清醒时是回忆不起来的。两个多月过去了，我愣是没能想出来当时我是想到了什么。所以我两个多月没来更新此贴。

设想了这么一类情况，互联网中才有可能出现的，如下：虚拟角色可以被杀死或互相杀死，但是无法被彻底消灭（封号）并且无法被从线下消灭并且无法被禁止联网。假如能守住这些限制条件，那么，斗争双方要决出胜负，就不在于杀死了对手多少次，而是有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决定胜负——谁让对手变得不再是他自己，或者让对手变得不再是他自己所希望成为的样子，导致其内在出现逻辑矛盾又无法化解矛盾。
假如双方都在对抗中变得不再是自己，是会结束对抗，按照新的自我定位来重新设定目标，还是会放弃自我定位，继续对抗，变成长期的消耗战呢。

我记得《菊与刀》里有一个观点是，米国人更在意罪感（罪恶感），而曰本人更在意耻感（羞耻感、羞耻心）。这个观点的问题挺大的，哪怕不是明显错误，也至少是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吧。但我对这观点一直很在意，并且一直想弄明白，羞耻感和羞耻心是从何而来，又会如何变化。德国心理学家写的一本《SHAMELESS》多少给我过启发。现在我想试着理一理思路。
假设可以这么认为：羞耻心来自个体的自我对于周边人际关系的看重，罪恶感则是来自个体的自我对于抽象原则的看重，或者对于超我的反应。那么，《菊与刀》所述曰本人的表现，其实是因为曰本那种来自乡村共同体的价值观仍然深深影响着国民，他们的国民非常看重周边人际关系，但却不看重抽象原则。而米国是早已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度，价值观更偏向于现代而非传统，羞耻心减弱，同时宗教的影响仍然还很强，这种影响使国民更容易看重抽象原则。除了宗教的影响以外，我怀疑，多种学科的教育过程也都会培养出学生对抽象原则的尊重，因此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可能看重抽象原则进而看重罪恶感。然后如果从超我的角度来思考，现代人的成长期，周边人际关系常常只有比较小的范围，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父母便是一个未成年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了，同时这也可能会是其超我的来源？于是羞耻心和罪恶感可以来自同一个源头吗？在此或许应当区分，一个人对父母的尊重，是来自他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心理认同，还是来自他对随父母而来的抽象原则的认同。此时我觉得问题变得复杂，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且搁置一下。
可以相信，羞耻心与罪恶感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同时有着强烈的羞耻心和罪恶感，可能表现为既认为自己愧对亲友又认为自己愧对原则；一个人也完全有可能既缺少羞耻心又缺少罪恶感，可能表现为敢于做任何坏事而毫无顾忌。可是这里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应当敢做任何坏事而毫无顾忌，那岂不可以说，这个人的原则就是“敢做任何坏事而毫无顾忌”，这便会动摇我先前的假设“罪恶感是看重抽象原则”。此时至少有两种思路可选，一种是提出问题“世上是否存在完全不看重抽象原则的人？有没有尊重某些原则但又缺少罪恶感的人？我在前面的假设里对罪恶感的定义是不是错了？”，另一种是从萨特认为他自己没有超我的例子开始，思考罪恶感是否更多来自超我。似乎又超出了我现在的能力呢。
我对羞耻感的问题，有一个感兴趣的关注点是，最近两三代年轻人是否变得缺少羞耻感了？试想，成长期身边的人际关系圈子很小，羞耻感就只能来自周围个位数的人，而自己羞耻感所挂钩的这几个人，与更大交往圈内的人又可能有着明显不同的羞耻标准。如果长期呆在固化了的小圈子里，就可能长期保持着较强的羞耻心吧。而一旦有机会脱离小圈子，进入到具有不同标准的新的人际关系圈子里，甚至是进入到缺少羞耻心的圈子里，那就很容易瞬间扔掉所有的羞耻心了。如果羞耻心的多少有无，与周边人际关系圈子的流动性、是否复杂多元，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富于流动性且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以及网络虚拟空间，羞耻心变淡就是很正常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源自抽象原则和超我的罪恶感未必增强。很难说这现象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结果的好坏并不能简单由这个来决定，而是取决于更多因素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