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被任命为蓟辽督师，面对思宗和朝臣的期待，在平台召对之时。崇焕不仅对崇祯许下了“五年平辽”的承诺，而且还“慨然以节省六十万自许”。八月，袁崇焕到达辽东前线，他首先平定了宁远兵变，安定了军心民心，并通过假装议和的手段以做缓兵之计。随后，袁崇焕开始该年十月，袁崇焕将关内外兵马核定完毕，经过袁崇焕核定之后的兵说马数量如下：
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马骡二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匹；钱粮自八月初六到任日为始，截算欠饷七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两，今又三月，该银六十九万三千六百两。收过七十四万九千一百二十三两，尚欠五十三万余两。[1]
崇祯元年十二月，经过查核，袁崇焕核定“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相比之前的数目，关外裁撤减少七千余名，关内裁一万余名。核定东江饷银之后，袁崇焕将四镇总共兵马钱粮数目通报朝廷：“实用之于辽者，合四镇官兵共计一十五万三千一百八十二员名，马八万一千六百零三匹。[2]，崇祯元年十二月，袁崇焕提请明廷更定营制：
辽东，战冲也，骑地也，故设骑兵，而中、前、后、左、右五部，每部三营，三营之中，以一参将领二游击，步、车、舟各三营，亦各以一参将，领二游击，军中招降散叛为大，辽东往时有降丁营，为战最力，立两营如汉都护典属国之意，曰平彝左营，平彝右营，各设游击一员，又立招练一营，以待各营兵缺发补，名曰招练营。[3]
从上述营制变革的结果可见，袁崇焕加强了关宁军中骑兵的地位，五部各增三营，一共十五营，并且为了招揽少数民族军士增设平夷左右两营(彝当为夷字，避清朝讳而改之)。
此时关宁军将领也有变动。袁崇焕认为：“以地言之，关内总兵应挂平远将军印，辖山、石二路与前屯一卫，而以燕、建二路还蓟镇，则内肘不掣，以前屯一卫属之，则关内外不分，两见外援而内愈坚，关外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辖宁远一卫及锦州，从此而渐复渐远，皆其所辖也”[4]。从这里可见，从此时开始，袁崇焕更加重视，锦州，将锦州与宁远合并为一镇，此布置更加适应了恢复辽东的战略目标，更适合进攻而不是防御，可以认为，袁崇焕领导关宁军的时期，关宁军的战略布置更加适合进攻而非防御。崇祯二年闰四月，明廷再一次提升关宁军的一部分将领军衔如下：
祖大寿加一级，何可纲升署都督同知，刘思升署都督佥事，金国奇、张洪谟各升副总兵，孙继武、刘应选、曹恭诚、黄龙、谢尚政、贾得胜、汪子净各升参将，刘天禄、祖可法、陈唯、韩大勋、罗景荣、孟道、祖大乐、王惟政、孙宁远、裴国珍、张存仁、赵凤鸣、杨邦泽各升游击，祖泽润、祖泽洪、桑昂儿介、刘应国、何奉国、吴襄各升都司佥书，以上各赏银十二两。邓长春、杨汝梅、李正英、刁儿计、那木气、他卜能、刘毓英、佟守道、祖邦林、江守礼、哈灰、赵力、势超兔、祖可观、刘良臣、胡弘先、祖克勇、李云、丁可信、于奈代各升守备，李勋授千总，冯京、祖邦武、李士元各授把总，王廷栋咨吏部优选。[5]
在这个名单中，在袁崇焕的整顿下，关宁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袁崇同孙承宗有所不同，他力主发展骑兵，后世所谓“关宁铁骑”。然而，在袁崇焕生前的史料中并未发现“关宁铁骑”之称。记载“关宁铁骑”的史料有吴甡《柴庵疏稿》：“今关宁铁骑、宣云健丁，渐次云集矣。而贼营屯良涿，游哨满涞易，犹躭躭谋掠真保也。”[6]《王忠端公文集》云：“关宁铁骑，素为敌惮”等，时间皆为袁崇焕死后，但是袁崇焕督师期间，关宁军已经拥有较强的骑兵部队。在己巳之变发生时，毕自严在《度支奏议》里转述袁崇焕奏表云：“东来者俱选锋，大马食料颇多”足以证明袁崇焕统帅的援军皆为骑,张贷在《石匮书后集》里说：“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7]主要为蒙古骑兵，以降人为主，其人数大概有一万人左右，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第一时间出动了约九千人。此时的关宁军已经从孙承宗时代的车营为主力，逐渐发展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强大骑兵。在己巳之变中给后金以重创的，也是这支“关宁铁骑”。在大凌河之战之时，皇太极声称：“明人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也。山海关以内，兵之强弱，我所素悉，以我思之，天若以此城畀我，则山海关即可得，天若不与，则不能得山海关矣”[8]，下定决定要招降之，由此可见在袁崇焕领导下关宁铁骑的战斗力。
[1]《崇祯长编》卷二五崇祯二年八月
[2] 同上
[3]《崇祯长编》卷十六，崇祯元年十二月甲辰。
[4]《崇祯长编》卷十二，崇祯元年八月丙辰。
[5]《崇祯长编》卷二十一，崇祯二年闰四月壬午。
[6]《柴庵疏集》
[7]《石匮书后集》卷十一。
[8]《东华录》
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马骡二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匹；钱粮自八月初六到任日为始，截算欠饷七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两，今又三月，该银六十九万三千六百两。收过七十四万九千一百二十三两，尚欠五十三万余两。[1]
崇祯元年十二月，经过查核，袁崇焕核定“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相比之前的数目，关外裁撤减少七千余名，关内裁一万余名。核定东江饷银之后，袁崇焕将四镇总共兵马钱粮数目通报朝廷：“实用之于辽者，合四镇官兵共计一十五万三千一百八十二员名，马八万一千六百零三匹。[2]，崇祯元年十二月，袁崇焕提请明廷更定营制：
辽东，战冲也，骑地也，故设骑兵，而中、前、后、左、右五部，每部三营，三营之中，以一参将领二游击，步、车、舟各三营，亦各以一参将，领二游击，军中招降散叛为大，辽东往时有降丁营，为战最力，立两营如汉都护典属国之意，曰平彝左营，平彝右营，各设游击一员，又立招练一营，以待各营兵缺发补，名曰招练营。[3]
从上述营制变革的结果可见，袁崇焕加强了关宁军中骑兵的地位，五部各增三营，一共十五营，并且为了招揽少数民族军士增设平夷左右两营(彝当为夷字，避清朝讳而改之)。
此时关宁军将领也有变动。袁崇焕认为：“以地言之，关内总兵应挂平远将军印，辖山、石二路与前屯一卫，而以燕、建二路还蓟镇，则内肘不掣，以前屯一卫属之，则关内外不分，两见外援而内愈坚，关外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辖宁远一卫及锦州，从此而渐复渐远，皆其所辖也”[4]。从这里可见，从此时开始，袁崇焕更加重视，锦州，将锦州与宁远合并为一镇，此布置更加适应了恢复辽东的战略目标，更适合进攻而不是防御，可以认为，袁崇焕领导关宁军的时期，关宁军的战略布置更加适合进攻而非防御。崇祯二年闰四月，明廷再一次提升关宁军的一部分将领军衔如下：
祖大寿加一级，何可纲升署都督同知，刘思升署都督佥事，金国奇、张洪谟各升副总兵，孙继武、刘应选、曹恭诚、黄龙、谢尚政、贾得胜、汪子净各升参将，刘天禄、祖可法、陈唯、韩大勋、罗景荣、孟道、祖大乐、王惟政、孙宁远、裴国珍、张存仁、赵凤鸣、杨邦泽各升游击，祖泽润、祖泽洪、桑昂儿介、刘应国、何奉国、吴襄各升都司佥书，以上各赏银十二两。邓长春、杨汝梅、李正英、刁儿计、那木气、他卜能、刘毓英、佟守道、祖邦林、江守礼、哈灰、赵力、势超兔、祖可观、刘良臣、胡弘先、祖克勇、李云、丁可信、于奈代各升守备，李勋授千总，冯京、祖邦武、李士元各授把总，王廷栋咨吏部优选。[5]
在这个名单中，在袁崇焕的整顿下，关宁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袁崇同孙承宗有所不同，他力主发展骑兵，后世所谓“关宁铁骑”。然而，在袁崇焕生前的史料中并未发现“关宁铁骑”之称。记载“关宁铁骑”的史料有吴甡《柴庵疏稿》：“今关宁铁骑、宣云健丁，渐次云集矣。而贼营屯良涿，游哨满涞易，犹躭躭谋掠真保也。”[6]《王忠端公文集》云：“关宁铁骑，素为敌惮”等，时间皆为袁崇焕死后，但是袁崇焕督师期间，关宁军已经拥有较强的骑兵部队。在己巳之变发生时，毕自严在《度支奏议》里转述袁崇焕奏表云：“东来者俱选锋，大马食料颇多”足以证明袁崇焕统帅的援军皆为骑,张贷在《石匮书后集》里说：“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7]主要为蒙古骑兵，以降人为主，其人数大概有一万人左右，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第一时间出动了约九千人。此时的关宁军已经从孙承宗时代的车营为主力，逐渐发展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强大骑兵。在己巳之变中给后金以重创的，也是这支“关宁铁骑”。在大凌河之战之时，皇太极声称：“明人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也。山海关以内，兵之强弱，我所素悉，以我思之，天若以此城畀我，则山海关即可得，天若不与，则不能得山海关矣”[8]，下定决定要招降之，由此可见在袁崇焕领导下关宁铁骑的战斗力。
[1]《崇祯长编》卷二五崇祯二年八月
[2] 同上
[3]《崇祯长编》卷十六，崇祯元年十二月甲辰。
[4]《崇祯长编》卷十二，崇祯元年八月丙辰。
[5]《崇祯长编》卷二十一，崇祯二年闰四月壬午。
[6]《柴庵疏集》
[7]《石匮书后集》卷十一。
[8]《东华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