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耀祖是军统局的正局长,戴笠只是副局长而已,虽然实权掌握在戴笠手上,但贺耀祖毕竟是他名义上的上司,表面上的尊重还是有的。贺耀祖的妻子倪斐君是中共地下党员,贺耀祖本人也是亲共的,1942年11月,一架给延安运送药品的苏联飞机因没有得到放行许可命令,只得停靠在兰州机场。得到消息后的贺耀祖,便以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身份电令国民党兰州航空站放行。事后,贺耀祖被免去了职务,但后来又被任命为重庆市长,可见蒋介石对他的器重。李时雨是中共特工,成功打入军统内部,甚至骗过了戴笠,戴笠到死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李时雨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和张学良有过交集,是张学良举荐李时雨进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的。那么如果贺耀祖主动向戴笠示好,再暗示他用李时雨替换掉刘乙光,以戴笠对李时雨的信任,再加上顶头上司的面子,这事儿不是十拿九稳吗?张学良不是很容易就能逃出来了吗?1939年阴历5月底,张学良在沅陵过生日,由于高兴,这一天大家都喝得很好。刘乙光他们终于放松了警惕,张学良一个人悄悄醉醺醺地沿着小路下了山。可惜的是,由于自己酒量不高,到山下他已经困得不行了,就找了个旅店开房睡下了,后来刘乙光醒来吓坏了,带着特务们一通搜索,终于找到了烂醉如泥的张学良。试想,如果当时负责看守的是李时雨,张学良不是直接逃离虎口了吗?1938年有一段时间,张学良住在湖南郴州的苏仙岭。有一次,张学良偶遇了一个东北军的炮兵中校,对方还向他敬礼,但张学良为了不牵连他,所以没有还礼。一个炮兵团的人数远超于特务连,如果李时雨来看守张学良,里应外合,大事可成。张学良还于1941年夏秋之季应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之邀,到花溪参加了一次诗会,如果李时雨能够及时替换掉刘乙光,张学良早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可惜当时没人想出这么一个法子,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人脉和机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