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简单」也招致了一些质疑,《纽约时报》的影评人Vincent Canby就直言其手法「老旧」,人物形象多为符号(虽然他也承认自己对中国电影史并不了解),但对于伊伯特来说,电影之所以令人感到新鲜,也在于它恢复了一些已经在当时的好莱坞已经消逝的东西:「讽刺地是,就在好莱坞开始更便宜也更快速地创作彩色片时,那些变卖到中国去的旧特艺彩色(Technicolor)器械如今拍摄了这样世界上最美的彩色片……虽然影片有些稚气与说教,但这是它朴实的魅力,而好莱坞如今已拍不出这样的影片,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了。」
好奇地是,如今的观众可能会对影片最后突然转向抗日情节有所不解,但伊伯特却用了「现实主义」一词来描述影片前后段的这种变化,因为他感知到的不是「日本人的入侵」,而是历史的入侵。
1990年到1991年,张艺谋接下来出现在国际竞赛中的两部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可以说是关于封建礼教的「恐怖片」,并分别入选了戛纳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最终也都代表中国大陆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