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是从混乱和无序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为足球赋予规则，之后出现了分析足球的理论家。直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才开始认识和讨论接近现代意义的足球战术，但球员在场上的部署能显著影响比赛方式，这一点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以明确。不过最初的足球尚无这么多复杂的考量。踢球的游戏见诸不同文化，古罗马、希腊、埃及、加勒比地区、墨西哥、中国和日本都自称为足球发祥地，但中世纪英国的聚众游戏才是现代足球的根源。当时即便存在规则，也是因地而异，不过从本质上看，足球是两支球队在假想的球场上，试图将一个大致为球形的物体攻进另一端球门的运动。这项运动野蛮混乱、不守规矩、无法无天，而且屡遭取缔。直到19世纪初，在强身派基督教精神倡导者的影响下，一些英国公学有了想法，决定通过运动来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现代足球这才显露出雏形。不过，有战术之前，必须先有一套融贯的规则。最早的阵型出现于19世纪末，里面没多少构思。在足球的萌芽时代，抽象的战术思考、画满叉号与箭头的战术图，都近乎不可想象。然而，这项运动发展成长的裨益之处在于显现出了对足球的思维观念——正是从这种看不见的、往往难以觉察的思维固化过程中，孕育出了英式足球观（而且首次制定规则后的四十年里，世界上只存在英式足球观）。足球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早期走向兴盛。大卫·维纳在《那些脚》中写道，兴盛源于一种在后世看来荒诞不经的观点——大英帝国正在衰落，而处于某种原因，道德堕落当为此负责。所以应推广团队运动，它能防止唯我论思想。足球被视为理想的解药。1901年，E·A·C·汤普森在画报《男孩们的冠军》中写道：“足球是最富有男子气概的运动。他拥有独特而典型的英国精神，对勇气、冷静和忍耐均有要求。” 巧合的背后不乏有力的政治经济因素，但就史实而言，足球勾勒出了国势：足球曾被当作大英帝国的支柱，而帝国最终衰落的时候，英国足球也正在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19世纪前半叶足球迅速流行，各校的规则大相径庭，主要因场地条件而异。比如，切尔滕纳姆和拉格比有开阔场地，所以他们的足球比赛与早先乱成一团的聚众玩闹无异。球员不管是自己摔倒在地，还是被一大群同伴撞倒，基本都能安然无恙地从泥地里爬起来。到了在查特豪斯和威斯敏斯特的回廊上，摸爬滚打的混战势必造成骨折，因此盘带大行其道。这些地方的规则禁止（或者至少限制）手球，但比赛仍与现代足球的迥然不同。阵型的概念闻所未闻，比赛时长乃至双方人数都有待设定。比赛的方式，大体上是班长或较年长学生用脚运球，队友在身后站成一排（“策应”），球在拼抢时弹出后就由他们上；对方球员（在某些学校是为学长服务的低年级学生）则试图截下来球。前锋之间的配合即使有也非常简单，这为早期英国足球的踢法打下了基调：足球的全部意义在于盘带，而传球、合作和防守则退居次位。埋头向前冲无疑比用心思考更受青睐——有人会说，这反映出英国人对生活的普遍态度。在公学，动脑思考理所当然地收到排斥（迟至1946年，匈牙利幽默作家乔治·麦克斯写道，他第一次到英国时一个女人说他“聪明”，自己为此洋洋得意，后来才发现这个词另有所指，暗含“靠不住”的意思）。规则不同影响了足球在大学的发展，直到1848年，来自萨里市高达明镇的剑桥学生马尔登在自己的寝室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哈罗、伊顿、拉格比、温切斯特和什鲁斯伯里公学的代表，另有两位引人注目的学生代表是来自私立学校，他们整理出的，可能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统一的足球规则。“新规则付印时的名称为《剑桥规则》，”马尔登写道，“复本四处分发，并张贴在了帕克公地（剑桥市中心一片开阔的草地）。规则的效果令人满意，可以说得到了大家的严格遵守，我没听说过哪个公学的学生因为不喜欢规则而罢踢。”14年后，南方足球向规则统一再进一步。阿平厄姆学校校长爱德华·斯林的弟弟J·C·斯林，先前在剑桥读书时试图起草一部统一的规则，结果受挫了，但这次他成功制定了被称为《最简单运动》的十条规则。翌年十月，另一个版本《剑桥大学足球规则》公布，一个月后足总成立，并立即尝试制定最权威的《足球比赛规则》，当时足总仍试图兼容并蓄，想结合盘带式足球与手持式足球的精华。足总没能成功，辩论旷日持久、火星四溅，1853年12月8日晚上7点，第六次会议在伦敦林肯律师学院广场的共济会酒馆里举行，正式禁止用手持球，足球与橄榄球从此分道扬镳。奇怪的是，会上辩论的主题不是用手持球，而是“踹人”，即是否允许脚踢对手的胫骨。来自布莱克希思的F·W·坎贝尔非常坚定地站在允许一方。他说：“如果禁止（踢人），就意味着消除了这项运动的胆量和勇气。我一定会叫来一堆法国人，他们练一周就能打败你们。”他似乎认为，运动事关伤痛、残酷和男子气概，如果没有这些，让运动成为纯竞技的较量，随便哪个外国老头都有可能获胜。坎贝尔也许只是说笑，但他的话能成为严肃辩论的一部分，这一点就体现出了大众的风气，而踢人最终被禁止后布莱克希思确实退出了足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