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备受诟病的事件主要发生在隋炀帝身上：征高丽、开运河、多次巡游、役民无度。但近些年学界似乎有一些“翻案”的声音？学界对这些事件如何评价？
孟彦弘：隋朝一共才不到四十年，炀帝执政十三四年。他执政后期出现了全面的社会动荡，主要原因确实是扰民、滥用民力。
他一上台就营建东都、显仁宫，动用的劳力达百余万。开凿运河、修直道、修长城、环东都掘堑，动员人力少者十数万，多者几十、上百万。他执政的前半段，屡屡巡幸，一次有时要持续好几个月、小半年。比如，他上台的第四年（607）四月至八月，沿黄河西岸，北上至榆林，入楼烦关，至太原，返东都。608年三月至八月，至五原，祠恒岳，返东都。609年二月，自东都返京师。三月，巡行陇右，沿洮河西上，在今刘家峡附近渡黄河，至今青海乐都；经祁连，至张掖，九月入长安。十一月幸东都。他出巡，地方就得接待，所到之处，都要求当地官员丰盛接待，常常将自己认为接待得不隆重的官员加以惩处。比如，大业五年（609）征吐谷浑，民苦劳役，时任天水太守的乞伏慧“坐为道不整，献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斩之。见其无发，乃释，除名为民”。大业九年他到上谷，“以供费不给，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
炀帝执政的后半段，612、613、614年，连续三年攻打高丽。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造船，民工长时间泡在水里，腰以下都有生蛆的。
持续这么做，老百姓负担很重，过得很苦。这是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张须陀传》称：“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又属岁饥，谷米踊贵。”《杨善会传》称：“山东饥馑，百姓相聚为盗。”
有学者认为他开凿运河、巡幸，是要改变此前的“关中本位政策”，并不是他个人追求享乐。我想，目的是一回事，结果又是另一回事。即使炀帝巡幸有他的政治目的，但客观的结果，是老百姓负担陡然加重，生活很困顿。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无论要体现怎样的国家利益，事实上老百姓因此而过得很不好，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总不能说是好事。运河开凿，确实起到了便利运输的作用，但在当时并不是只有这一项工程，而是有许多工程在做，是许多工程中的一项。把这项工程从许多工程中抽出来，谈其价值和效果，就变成了只是对这项工程如何评价的问题。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很有必要？很有价值？其实没有人否定它的价值。
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常常是从事后看，从国家利益来着眼，其实，我们还是要站在当时、普通人的立场来看。要以人为本。许倬云说，二十世纪许多坏事，都是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干的。他只认两头，一头是人类，一头是个体。我很认同。我们确实要以人为本来看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用旁观者的立场来审视历史，不能总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站在朝廷的立场、站在某个民族某种文化的立场来看。这很容易变成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甚至种族主义者，这不好。
就隋炀帝个人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好虚荣、好显摆的人，比如他很爱写诗，写得也不错，但对写得比他还好的人，就很烦。他好大喜功、喜欢粉饰太平。他觉得隋朝很厉害，要给人夸耀隋朝很富裕，营造四夷来朝的气氛，让裴矩在武威、张掖引诱西域胡人来中原。大业六年（610），“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这个营造出来的盛世，是要花钱的。615年正月初一，周边近三十个小国派使者来朝，有学者怀疑，这些其实并不都是使者，很可能是来隋朝做生意的商人装扮的。
当然，隋炀帝对江南有好感，曾长期住在江都（今扬州）。他的这个态度，是有益于削弱乃至打破关陇人对关东、江南的地域歧视的。但隋末的社会动荡，并不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