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冷风还未散去，宣告隔离的喇叭声已惊醒了无数上海市民的睡眠。还没等到大家回过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出不了小区了、收不了快递了、看不到电影了......又过了几天，菜也抢不到了。好在我们提前逛了一遍菜场和超市，至少保证了两周的食物消耗（但也没有到游刃有余的程度）。在那段时间里，我又把余华先生的《文城》快速地读了一遍，感慨了一会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切身体会了一番哪怕千分之一的文艺作品里为了生存而无暇顾及其他精神娱乐追求的生活方式。首先光是解决购买食物的问题就占掉了我一天中相当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同时我也会花很多时间放在了解所在街道的社区管理动态、公司群每日消息和防疫相关社会新闻上。说来可能有些奇怪，其实我在平时品尝一些特定的小零食尤其是西式泡芙、咖啡布丁、牛奶饼干（只限于少数特定的零食，比如吃蛋黄酥的时候就不会这么想了）的时候总会忍不住想象这些东西要是在过去某段战争年代是多么奢侈而难以获得的宝贝啊，然后又不自觉地去多品味一番（具体点的作用大概能让自己的舌头多产生那么一点美味多逗留了一会的错觉），那个想象的瞬间其实很短，但就是会冒出来，这或许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以前看过的几部历史类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吧，这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个人性质的小事，所以我也从没跟任何人提起过。总之，我并没有因为食物短缺而产生了特别恐惧的心境，反而认为这确实也算是一段值得事后回忆的时光，当然了，我也不希望这样的日子持续很久。

通过各方面了解，我确实看到了身边也好其他地方也好有很多日夜忙碌的志愿者，以我所在的小区为例，志愿者阿姨在闲暇时候也会主动和楼里的外地年轻人聊天询问他们屋里是否还有吃的，忙时也没有大吼大叫地对待居民，她们每天下午也就拿到一桶老坛酸菜面（结合上个月的某个新闻，这属实是太亏待他们了），而在其他的一些小区里，还有业主们轮流为买不到菜的老年人免费提供蔬菜大米，当然还有支部群里的党员同志们普遍自告奋勇要求参与到支援队伍中，为集体尽自己的一份力。然而其中也存在有一小部分一线人员以“上级命令”为挡箭牌，不顾及居民维持生活的基本需求野蛮操作，导致矛盾激化的行为，从宏观角度来讲，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城市里必然存在这样的人，从个人角度出发，我想聊几句关于“平庸的恶”和“责任感”的想法，以及与“平庸的恶”有着似有似无关联的：当人们奋力挣扎之时，他们到底害怕着什么。

最开始我想到的是《海边的卡夫卡》里的一段介绍，少年独自在山间小屋里翻出了一本审判阿道夫.艾希曼的书，作为读者的我通过他的目光了解到了这位纳粹党卫队中校的生平。他参与制订了如何高效地使用货车运输犹太人的措施，可他在被告席上如此辩解：自己不过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对所交给的课题提出最合适的方案罢了，这同世界上所有有良心的官僚干的岂不是完全相同？为什么惟独自己受这样的责难？
《海边的卡夫卡》出版于2002年，这段关于艾希曼的描述仅仅占了不到一页的篇幅。而另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年）则是一本深入研究这位纳粹分子的书籍。阿伦特亲自采访过艾希曼，也仔细阅读了医生对他进行的精神鉴定资料。她发现艾希曼对家人、同事、朋友都有着十分正常的感情，他对自己的工作背后的政治意义缺乏理解，也没有兴趣理解，上班考虑的事情只有如何解决某个技术性课题，以及象征性地打官腔和重复主流意见......几乎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这个思考能力和村上春树以艾希曼为例所引出的“想象力”一词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阿伦特认为艾希曼身上具有一种她称之为“平庸的恶”（其实用“恶的平庸形式”描述更为准确）的特征。
回到当前这个时代，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了有的护士因为被医院拒之门外而病发去世，有的普通居民通过外卖渠道购买的方便面被保安强硬拦在外面，健身房里被隔离的年轻人点的外卖被商圈保安直接扔掉。那些人的共同点就是一句话：这是我的工作，有什么道理不用和我反映，可以事后向XX提出复议，我现在只管你必须服从。容我猜测：或许他们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会自动关闭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同理心和良知，而回到家里面对亲人朋友又把“开关”拨回去。那么这些只管防，而这些不顾眼前平民最紧迫需求的工作者是否也存在着这种充满了迷惑性的“平庸的恶”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艾希曼的这种“恶”根源于邪恶纳粹上层的制度，他们用极端的方式培养出了大量这样的“专家”。 而我对于自己国家是抱有极大信心的，这决定了我不会用看待罪犯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行为确实会导致群众们产生一种恐惧，这是对自己会变成牺牲品的恐惧。很多群众并不知道艾希曼是谁，更不明白什么叫“平庸的恶”，但他们的本能和潜意识会很自然地认为直接导致自己和普通劳动群众不幸的行为即为“恶”，从而对国家形成极为负面的看法，如果任由这样的情绪蔓延，无疑会引发极为危险的后果。
那么如何消解群众们这种负面的心境呢？我想这离不开发自内心的对于他们的“责任感”。
也许有人会说，那些严厉执行任务的人其实也是抱有对于防控安全的责任感才会这么做的。可我不认为那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责任感。想要判断责任感是否是自发的，有两方面的依据。
一是听其言。身为一名员工在公司里，我认为服从上级领导安排吃苦在前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面对人民群众衣食父母，则不应该以上级对下级下达命令的形式去居高临下地强令之，更不应该一上来就以对待囚犯的态度喝令之，这其中需要给他们留下沟通理解的缓和地带。
二是观其行。简而言之就是看他的处理标准是否因人而异，要是面对同胞的时候铁面无情拒绝交流，面对外国人又是春天般温暖排除万难积极解忧，那么谁还敢说这样的人具有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呢？而一个人缺乏坚守职责的责任感，还偏要弄一副狠人的造型，不但会失去群众基础，还会加深群众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一旦形成了，并不会因为他们在这次挣扎之后勉强顺从了就不存在，而是会陪伴他们走过漫长岁月甚至传给下一代 。
一个发自内心建立起对群众的责任感的人，他必然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可以大大避免矛盾的雪球越滚越大，他身上的那股暖意可以化解对方心中的忿恨，人之所以为人而非机器就在于此。而想要更多人立起自发的责任感，个人认为也需要树明确的典型，让工作者也群众明明白白看到坐标的曙光。

唉。。。

有一次就有第二次

加油……

害怕背锅吧 作为小一线 我也拒绝过很多病人的就诊 有的时候真的身不由己 上面会有一座大山压着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上级 每个上级都有自己的想法 从而导致各个部门的协调合作能力基本为0 导致整体的工作效率低下 反正在上班时只求无过不求无功

谢谢楼上回复的几位，有两段比较长一些的我也看了，的确人有自己的工作极限，首先需要保证自己不被累死。害怕背锅我认为是正常的想法，所以最后我提了一句需要竖起一个典型，这个典型是什么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它应该让人们包括工作者看到:就算某个命令需要执行，可它被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被触碰到就会付出代价。当然决策者也可以选择继续模糊化这个东西，把最终解释权攥在手里，那么就是我说的，后果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人们会积累恐慌和愤怒，越积越大。

我们3月份疫情的时候3天可以出去一次买菜

怕生活被打乱

当时看了个上海精准防控的视频还很羡慕，跟朋友说有机会去上海参观一下

虽然上海这次尝试没成功，但是精准防控理念还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