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身后并不寂寞，为此担忧的杜甫更不寂寞，他肯定想不到自己未来的名声甚至凌驾于李白之上。是啊，他有什么理由这么想呢?难道他会认为自己比李白更有天才，更有创造力?且不说后世尊他为「诗圣」的那些理由他断不会先知，即便朦胧意识到，大概也无助于提升他的自信吧?难道他会糊涂到以为自己的「每饭不忘君」竟比垂老带病投李光弼军效力的太白更值得尊敬?他的各体诗作，顶多只有七律敢自居领先吧?五律、七古能平揖太白已很满足，乐府和绝句肯定是望尘莫及。若按单项成绩来计全能总分，老杜要输太白一筹那是一定的。但杜甫幸运的是活到了大历五年(770)，那些感时悯乱、忧国忧民之作为他挣了分，最终以道德加分与太白并列第一，在许多人眼中或许他还要胜出。
「诗圣」的光环隐没了杜甫作为凡夫俗子的平庸的一面。随著时代的推移，他的人格和才华日益为后代诗家所尊崇膜拜，甚至他的缺点或败笔，也会被付以「杜则可，学杜则不可」的特殊优待。①经过当代杜诗学或批评史著作的梳理，历代对杜甫的评价已清楚地呈现为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然而，仅凭常见的书籍，我们也知道杜甫在历代批评家眼中是有不同评价的。
过去研究唐诗的学者有一种印象，杜甫在唐代无论生前身后都颇受冷遇，传世的唐人选唐诗中只有韦庄《又玄集》选了杜诗，失传的顾陶《唐诗类选》可知是尊杜的，但直承韦庄的韦觳《才调集》作为唐代最大的选本，却不收杜诗；白居易对杜甫也没有太高的评价，这似乎都反映了唐人的一般评价。但这只是很片面的看法，也没有什么说服力。陈尚君的研究已證明，杜诗在中唐到宋初甚为流传，且是最早被刊印的书籍之一。②姑不论元稹《杜工部墓系铭》以集大成推许杜甫，只看目空一切的狂才任华仅存的三首诗，一首赠李白，一首赠杜甫，一首赠怀素，也可以想见，与诗仙、草圣相提并论的杜甫绝不可能是等闲之辈。
应该说，杜甫从一开始就是「起评分」很高的，后来随著杜诗被经典化，这才出现了非议的声音。历来杜诗注家，爱杜心切，对否定杜诗的议论莫不视作「与杜为敌者，概削不存」。③20世纪以来，杜诗学论著一般只关注肯定性的评价，而很少顾及负面意见。专门谈到历史上非杜议论的著作，只有台湾学者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一书。作者从「诞于言志」、「风雅罪人」、「开以文为诗之风」、「伤于太尽」四个方面来展开讨论④，有一定的启发性，不过涉及面还较窄。其中「开以文为诗之风」一点，除了施闰章批评宋人学杜「以诗当文，冗滥不已，诗遂大坏，皆老杜启之」，并未举出正面批评杜甫的例子。后来周勋初老师有《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一文，主要是针对郭沫若对杜甫的批评，辨析杜甫与当时一些人物的关系，不涉及对杜诗艺术的评价。⑤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开始注意历代杜诗评论中的否定意见，如胡建次《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杜甫论》、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都注意到后代批评家对杜诗的否定性批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管见所及，对历代杜甫评价中负面意见的专门讨论，还没有人做过，而这却是我们考察杜诗经典化过程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想就我历年搜集的资料，将历来对杜甫的批评意见作个粗略的梳理。

一、宋人的非杜之论
杜甫到中唐被许为集大成的诗人，还只是在技术层面获得定评。后来所以能成为「诗圣」，与宋代形成的两个神话有关：一是忠君爱国，所谓「一饭未尝忘君」，出自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一是语言典雅，所谓「无一字无来处」，出自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宋代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伯既树此义，举世奉从，杜甫由是登上诗歌殿堂最尊崇的位置，被尊为「诗中六经」。⑥
然而考诸文献，杜甫在苏、黄之前是不太走红的，宣称「子美集开诗世界」(《赠朱严诗》)的王禹偁，并不学杜而是学白。西昆诗人杨亿则讥杜甫为村夫子⑦，后人揣测其意，「谓杜为村者，岂以其秀句少耶?」⑧或许不无道理。其实当时几乎就看不到推崇杜甫的人，包括欧阳修在内。⑨据陈师道说：「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⑩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也记载，欧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攽每不然之。欧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决不道也。」刘攽道：「亦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之句之类耳。」欧公赏其辩给，一笑置之。(11)对这则佚话，许学夷曾有一个解释：「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成句，欧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时杨大年、钱希圣、晏同叔、刘子仪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公又矫其弊，专以气格为主。子美之诗，间有诘屈晦僻者，不好杜诗，特藉以矫时弊耳。」(12)此说相当有道理，所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杜诗受到重视看来是从庆历间开始的。据叶适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13)然则杜甫之为诗家所宗，是与江西诗派的宗尚分不开的。陈师道说：「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景初学之。」(14)更具体地告诉我们，黄、谢二人是开风气的诗人，则黄庭坚之学杜也与家学渊源有关。自江西派风行于世，杜甫遂为诗家所独尊，《蔡宽夫诗话》说：「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15)明白这风会转移之迹，杜甫在宋初的遭遇也就不奇怪了。叶适说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将杜甫排斥在「唐人」之外，固然表现出他以晚唐为唐诗主流的观念，同时也暗示了杜甫作为超一流诗人要纳入某个诗史时断的困难，这到后代有时成为难以确定杜甫的诗史位置的原因。
江西诗派为诗最重句法，讲究用典，因而专奉老杜为楷式。黄庭坚最推崇杜甫夔州以后诗，尝言：「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16)此说虽有见地，但却不尽为人认可，到南宋朱子即已提出异议：「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朱子颇好《选》体，对杜甫学《选》的少作尚不否定，而对于晚年自出机杼之作便不予首肯：「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鲁直一时固自有所见。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却说好，如矮人看戏耳!」这是嫌老杜夔州以后诗不如早年爽利。又云：「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这是说夔州以后诗每逸出常规。又云：「杜子美晚年诗都不可晓。吕居仁尝言，诗字字要响。其晚年诗都哑了。不知是如何，以为好否?」这是说老杜晚年诗声调不复如以前浏亮。又云：「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17)这又是批评杜甫晚境作诗多随心所欲，率意为之，押韵也不讲究。最后盛赞太白是圣于诗者，分明褫夺了老杜的「诗圣」尊号。饶宗颐先生认为：「朱子持论之异，由于为诗之路数不同，朱子不尚新奇，而主萧闲淡远……故其论诗似颇抑杜扬李。」(18)这是非常中肯的。饶先生还指出，朱子病杜诗之繁复，可能是受叶梦得影响。《石林诗话》有云：
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至《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此乃揣骨听声耳。其病盖伤于多也。(19)
实际上《八哀》诗的烦絮不光是铺陈的问题，还有意脉不清的毛病，故后人往往指责其啴缓冗遝。
杜诗的无一字无来历，经黄山谷倡言后，成为后人崇拜杜甫的一个神话。其实到南宋晚唐体流行起来后，这一点就遭到了批评。刘克庄说：「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20)这是江西诗派中人的切身反思，将「以才学为诗」(《沧浪诗话·诗辩》)的流弊归结于杜甫，暗示了杜诗经典化所立足的理论基础已被动摇，并将产生相应的转移。

二、明代诗家对杜诗的批评
南宋后期，以江湖诗人为代表的诗坛主流，以清浅流易为尚，主要取法中晚唐诗，遂以大历诗风及步其后尘的晚唐诗风为「唐体」，以别于杜体，普遍尊唐而不宗杜。(21)蒙元一代诗家多宗李贺，像元好问这样师法杜甫的作家似不多见，对杜诗的评论相对也较冷清。明代风气一变，从开国名臣刘基开始就奉杜甫为正宗，后来诗坛盟主李东阳和前后七子格调派诗人莫不师法杜甫的古近体诗，七律一体更是用心揣摩，深得老杜神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注意区分唐音与杜格，对杜甫渐多批评，这已为研究者所注意。(22)事实上，明人鉴于「杜诗魔宋」的教训(23)，对宋人学杜的流弊一直抱有警惕，在师法杜甫的同时也不断地对其典范性加以质疑乃至某种程度上的颠覆。
首先，他们对宋人津津乐道的「诗史」之说提出了非难。杨慎《升庵诗话》有专论「诗史」一则，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他以《诗经》为据，认为「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不像杜诗直陈其事。如刺淫乱则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总之，在他看来，「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24)这里的批评矛头虽主要是指向宋人之不善学杜，但杜甫「诗史」本身不用说是遭到否定的。后来王世贞的辩驳也未能消除升庵此说的影响(25)，到清初王夫之仍不赞同「诗史」之说，说论者以「诗史」许杜，属于「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26)
其次，对杜甫自视甚高的诗歌声律也有人提出批评，如何景明说「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他认为诗本是可歌的，哪怕唐初四杰辞采去古已远，「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但杜甫却丢掉了这一传统，丧失了诗的歌唱性。而这又与杜诗缺乏「风人之义」有关：
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睢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27)
他的批评角度迂远而独特，谈音乐性最后拐到表现方式上来，嫌杜甫吟咏时事，很少像汉魏诗那样托诸夫妇，故缺乏风诗的比兴婉曲情调。杜甫作为超一流诗人难以纳入具体诗史时断的特徵，在格调派的接受和评价中再次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七子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而杜甫古体已如何景明所言，抛弃了汉魏古诗的比兴传统，其近体又岂同于盛唐人的高华浏亮?多的是沉郁顿挫，兼风尘苦语。如果说前者还能为李梦阳辈步趋摹拟，后者则多地见弃于升平时代的诗家。
到嘉靖、隆庆之际，对杜诗的负面批评意见明显高涨，以致于清代仇兆鳌都注意到，「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28)杨慎的诗话确实常有诎杜之说，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明中后期对杜诗的评价。陆时雍《唐诗镜·绪论》对李杜韩白都有非议，只推尊王韦两家，甚至倡言「摩诘不宜在李杜下」。他对杜甫的批评是诗的情调过于凄苦：「杜少陵《怀李白》五古，其曲中之凄调乎?苦意摹情，过于悲而失雅；《石壕吏》《垂老别》诸篇，穷工造景，逼于险而不括：二者皆非中和之则。」这种论调看上去很难让人接受，但如果我们知道陆氏持论有神韵派的倾向，就容易理解他的出发点了。试想以王渔洋的趣味，会不会喜欢这些作品呢?
主盟清初诗坛数十年的王渔洋，世皆传其不喜杜诗，这实在是个误会。(29)但要论其家学，却的确不是崇尚杜诗的。其叔祖王象春是明代少见的严厉批评杜甫的诗人，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天津图书馆藏有一册《读杜诗》卷四、《读李诗》卷二的合订本，题东海王象春季木甫著、兄王象艮伯石甫校，便是王象春读李杜诗的批本。其中对杜诗的批点很少正面评价，不少诗句遭到他的严厉指斥：
《题张氏隐居二首》之一「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殊少含蓄，死板对语。
《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杨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遂开山人游客打秋风口角。
《曲江二首》「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浅俚而腐，人类安窝中话头。余谓诗无唐宋之分，信然。
《江村》「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与「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二结语，又腐又滞，俱累其全璧。
《九日蓝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此翻案之最丑拙者。
《蜀相》「两朝开济老臣心」：学究滥语。
《又作此奉卫王》：「远开山岳散江湖」一句自精，余俱学究滥语。
《人日》：一首亦匀妥，但「剑佩冲星聊暂拔，匣琴流水自须弹」一联，是后世恶诗鼻祖。
《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贫趋相府今晨发，恐失佳期后命催」：二句陋甚。至「南极一星朝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是纱帽诗宗法杜老第一恶句。
他还指摘杜甫用字之拙累，如谓《紫宸殿退朝口号》「会送夔龙集凤池」一句，「夔龙二字谀而无味，亦不雅」；评《早朝大明宫》诗，以为「实非唐人绝唱，不知前辈何以恁般惊叹，恁般作兴他。想来只是俗子取他官样，便于在公所拿腔朗诵无避忌耳。『诗成珠玉在挥毫』以下三语恶陋而谀。每读杜至此，几欲将此老易位」。这倒还不算太过，两首庙堂诗本来就不是什么佳作。而论《诸将五首》、《秋兴八首》，说「两诗乃老杜之一般，且多累句，如『诸君』、『只在』、『主思』、『军令』，如『安危』，俱打油」，就未免太苛刻了。这些作品甚至让他「几欲将此老易位」即否认其诗圣地位，明代还没见有如此轻视杜甫的。后来王渔洋对杜诗的批抹或许有叔祖的影响在里面。
到明末对杜诗的负面批评达到了顶峰。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不喜《秋兴》诸篇，而独推「南极老人自有星」几章，被清代冒春荣斥为「何啻啽呓」!(30)陈子龙《左伯子古诗序》也提到：
有唐杜子美，当天宝之末，亲经乱离，其发为诗歌也，序世变，刺当涂，悲愤峭激，深切著明，无所隐忌，读之使人慷慨奢迅而不能止。然而论者或曰：「是无当于《风》《骚》之旨者也。风人之义，隐而不发，使言之者无罪。而《离骚》以纠龙鸾凤比君子，飘风云蜕喻小人，其旨无取于彰显。子美皎然不欺其志，磨切之言，无乃近于悻直。」(31)
这里作为批评目标徵引的「论者」之说，应该代表著当时批评杜甫「近于悻直」的一派意见。这种看法在江南一带可能影响还比较大，为人们所认同。陈维崧论诗承陈子龙之绪论，但他与宋尚木书历举有唐名家，独不及杜甫(32)，这是不是显示了当时诗坛风气的某种徵候呢?
明末最重要的诗学家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对杜甫也有所批评。他说：「子美《丽人行》，歌行用乐府语，不称。《品汇》不录，良是。《忆昔行》『更讨衡阳董炼师』，讨当作访，或以讨字为新，不复致疑，安可便谓知杜耶?又篇中如『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等句，即予所录者，亦不免为累语。至歌行或用俳调，又不可为法。」(33)他不光指摘累语，还指出杜甫歌行用乐府语与骈句的毛病，开了从体制的角度批评杜诗的先声。

钱振锽甚至对自唐代以来已有定论的杜诗集大成之说也加以颠覆，说：「人以少陵诗为集大成，此真污蔑少陵语。夫人中之集大成者，圣人也；诗中之集大成者，不过袭众人之馀唾耳。曾是少陵而出此？」(60)钱振锽原是近代少有的狂才，说诗目空一切，对传统诗学观念做尽翻案文章。他还说：「俗子以杜诗为工，余以为不工莫如杜。论杜者不当以工不工较量也。欲求其好处，先看其全部，不可以一首求之；看其全首，不可以一字一句求之，否则所得皆糟粕耳。」这虽肯定了杜诗整体的好，但同时又承认其局部是不值得称赞的，因此他不光指出长排疵句之多，甚至乾脆断言「杜诗无百字无疵者」。(61)这其实不是什么新奇的说法，清代诗论家对杜诗艺术上的缺陷，已从各种角度提出了批评。
蒋釜山作《诗正》，论杜诗之失，一日太尽，一日取材无择，一日比兴少而直叙多，可以说是集中表达了通常对杜诗缺点的看法。友人任源祥却不以为然，作《与蒋釜山论诗书》一一驳之，最后论定「李杜疵累虽多，终为唐人首称」(62)，乃是褒中含贬，先不得不承认杜甫疵累甚多的前提。杜诗号称无一字无来历，但用事屡有疏误，历代注家时有榷正。倪伟人《辍耕消暑录》也举出两个例子：「如『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之句应用伏生事，然伏生名胜，亦称伏申，无以虔名者。后汉有服虔，又非伏也。此杜老之误也。又，『轩墀曾宠鹤，畋猎旧非熊』之句，应是用鹤乘轩事。然轩，大夫之车也，误以为轩垣之轩，此杜老之疏也。」(63)杜诗的直露少含蓄，明代杨慎就曾指出，到清代施闰章也批评杜五言古诗「伤于太尽」。(64)由于杜甫自宋代以来已被模仿得太滥，清人对杜诗常怀有一种逆反心理，凡杜甫喜用的一些词语他们都很反感。《采菽堂古诗选》的编者陈祚明曾指摘杜诗中「乾坤」「万里」等大字面，目为「枵句」。(65)而反过来对杜诗的家常和小巧之风，他们同样也不满意。施补华《岘佣说诗》有云：「小巧是诗人所戒，如『仰蜂黏落絮，行蚁上枯梨』、『红人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俳优是诗人所戒，如『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粗俗是诗人所戒，如『仰面贪看鸟，回头错认人』之类。虽出自少陵，不可学也。」(66)其中粗俗尤其是清代批评家集矢的一个毛病。明代王象春批杜诗，除了指摘其拙词累句，就常斥其鄙俚。如：
「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哪送酒如泉」：意既酸乞，词且打油。
「贤声此去有辉光」、「预传藉藉新京兆」、「青史无劳数赵张」：三句曾打油之不如。
《季夏送乡弟韶》一首，鄙俚全无可取。
「楼上炎天」一首是近日山人献谀之诗，「碧窗」「朱拱」字俗；「仗钺褰帷称具美，投壶散帙有馀清」，鄙气令人欲呕。
晚清施补华《岘佣说诗》则说：「《义鹘》、《杜鹃》、《凤凰台》诸诗，虽有寄托，然失之伧，学者不必则效。」(67)又云：「《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首，前辈多赏之，然此诗实有村气，真则可，村则不可。几微之界，学者自辨。」(68)钱振锽更说：「古称杜诗无所不包，此亦盲语。以余观之，乃千篇一律耳，乌在其无所不包也？其诗虽有粗有细，然终属一种老戆气。」所谓老戆气就是伧气的另一种说法。
清代是杜诗注释和批评最繁荣的时期，涌现出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杜诗注本，其中对杜诗也不无批评意见，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涉及。这里只能就个人有限的阅读，在鸟瞰清代批评杜诗的主要意见的基础上，大致勾画出清人重点指责的几方面问题。

四、专业化的批评眼光
中国文学批评自元代以后日趋专门，其明显的标志就是体制意识及其学说的完善。清代诗论家集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之大成，对杜甫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们对杜甫诗歌的批评，最值得重视的首先是从体制出发来讨论作品，这使杜诗在体制方面的缺点暴露无遗。
杜甫的古近各体诗，除了绝句容有异议，其他诗体一向都被目为大家，备受推崇。但到明代，杜甫开创的七言排律首先被王世贞点名：「七言排律创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合璧犹可，贯珠益艰。」(69)到了清代，杜甫在诗歌体制方面开始遭到全面的非难。清初任源祥《与侯朝宗论诗书》云：
杜甫诗雄压千古，而五言古诗则去古远甚。甫非不自辟门户，而磋砑怒张，无复风流蕴藉，故谓之唐音。譬之书法，必以晋为上，唐非不佳，而所乏者晋人清韵耳。唐古诗之逊于汉魏也亦然。且汉魏六朝古诗而外无他诗，唐既变为排律、律诗，又为歌行、绝句，各有擅场，何必争能于古诗也？是故学杜甫者学其排律、律诗、歌行足矣，古诗、绝句不必以杜甫为法也。(70)
除了绝句之外，杜甫的古体诗也遭到了否定，这是很出人意外的。清中叶湖南名诗人欧阳辂评杜诗，也指出古体的弱点：「《曲江三章》、《登慈恩寺》、《倡侧行》、《垂老别》、《无家别》、《将适吴楚》皆有败笔。五七古每有一二强凑语，虽不能掩其善，终是全诗之累。」(71)参照后文所引诸家指摘的拙辞累句，我们就知道此言绝非无的放矢。
那么杜甫最擅长的律诗，论著总该无间言了吧？不然，他们对杜律也有批评。早在明代，薛蕙就说：「太白五言律多类浩然，子美虽有气骨，不足贵也。」(72)这是说杜甫五律不如李白。李攀龙《选唐诗序》则说：「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愤焉自放矣。」这又是说杜甫七律比不上王维、李颀。两家之说本来不算很严厉，但经余怀一引申阐发，说「老杜长于古诗，律诗非所长也，济南谓其愤然自放，信夫！」(73)杜律的品格就不如古诗了。即如专论杜甫七律的柴绍炳《杜工部七言律说》，在列举名篇后，也不免摘其累句。柴氏著书近代以来不为人注意，故不避烦琐而备录于此：
其他率尔成篇，漫然属句，自信老笔，殊惭斐然。予尝览而擿之，中有极鄙浅者，如「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扬雄更有河东赋，惟待吹嘘送上天」之类。有极轻遫者，如「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之类；有极濡滑者，如「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淮海维扬一俊人，金章紫绶照青春」；「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之类；有极纤巧者，如「何人错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老妻昼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之类；有极粗硬者，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为困穷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在野祇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网罗求」之类；有极酸腐者，如「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予见乱离不得已，子知出处必须经」；「炙背可以献天子，食芹由来知野人」之类；有极径露者，如「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类；有极沾滞者，如「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指麾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之类。凡此皆杜律之病，往往而是。(74)
将这段文字与本文徵引的其他文献相对照，可以发现他所列举的例子多半也为他人所指摘，看来对杜诗的拙辞累句，诚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赵文哲《媕雅堂诗话》也断言：「工部(七律)千古推重，如《诸将》、《登高》、《登楼》、《野望》十馀首洵推绝唱；若《秋兴八首》，中多句病。其他颓然自放之作，遂为放翁、诚斋之滥觞。世人震于盛名，每首称佳，良可一笑！」他说往岁与同人论诗，淩祖锡说：「如工部七律，即拙率处不对处皆以浩气流行，提笔直书，弥见其大。」他笑曰：「假使工部当提笔直书时，而恰遇佳句，恰得工对，岂反足损其大而必改从不对与拙率耶？」这一对答虽很有点俏皮，却深中老杜之病，也就是说他常不免有意到笔不到之处。方元鲲《七律指南》不仅大肆指摘杜甫七律的病句(详后)，还独到地发现「少陵拗体，结句每苦意尽」，《白帝城最高楼》、《十二月一日三首》(寒轻市上山烟碧)、《江雨有怀郑典设》、《即事》诸篇，他都指出其结句的拙累，相当有眼光。(75)清末王礼培《小招隐馆谈艺录》更推及杜甫所有七律作品，说：
少陵七律发端高挹，结束稍落缓弛，明者自能辨之。尚不若摩诘之能发皇，首尾匀称。如「花近高楼」、「风急天高」二首之唤起，何等兴象？试问「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能无头重脚轻之病乎？若是者谓之游结，未极束紧、拓开两法之妙用。
钱振锽对杜甫七律也照样给予酷评，说「杜老五律胜七律，七律竟无佳者」。(76)如此作惊人之笔，就不是批评而是玩笑了。如果他心里真是这么认为的，那就适足显得他于诗学不入门而已。
相对于七律来说，杜甫的七绝历来遭到更多的奚落。事实上杜甫七绝的写法与唐人一般的路数都不同，所以王世贞才断言，「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77)杨慎更举《赠花卿》一首，直截说杜甫「独绝句本无所解」。(78)许学夷对杜甫七绝尚有回护，但对五绝则基本否定：「子美七言绝虽是变体，然其声调实为唐人《竹枝》先倡，须溪谓放荡自然，足洗凡陋，是也。惟五言绝失之太重，不足多法耳。」(79)清代诗论家大都不认可杜甫的绝句，以为不可学，更不足学。但其持论之理由，却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杜甫绝句不是正格。如张谦宜说：「不当学少陵绝句，彼是变格。」(80)吴农祥说：「公绝句都自撰句格，学之必无光彩，或偶寄兴可也。」(81)潘承松更进一步解释其中道理，道是：「绝句以龙标、供奉为绝调，少陵以古体行之，倔强直戆，不受束缚，固是独出一头，然含意未申之旨，渐以失矣。」(82)另一类则认为杜甫才有偏至，不擅长绝句，其绝句一体纯属失败之作。如王渔洋即认为杜甫诸体皆擅，独绝句稍绌；柴绍炳《唐诗辨》论唐代诗人兼才之难，曾举「有大家而体不能兼者，如工部之不长于七绝」；(83)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说：「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称：「少陵绝句，《逢龟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为之说。」(84)玉书《常谈》也同意杜甫「绝句无可选取」的说法(85)；李少白《竹溪诗话》则强调：「学古人之诗宜择其长及学而无弊者，即如子美诗虽无不佳，而绝句为其所短，专学杜绝者误矣。」(86)看来清代诗论家在否认杜甫绝句的艺术水准和价值一点上，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很少见肯定杜甫绝句的说法。田雯《丰原客亭诗序》是难得的一个例子：「少陵之诗于晚节尤细，似非凭依才气之所为。而其中夭矫挺拔，沉郁瑰奇之观，非易测识。乐府变而又变，截句不屑苟同，何其豪也！」(87)在他看来，杜甫绝句之异于众人，是出于自辟蹊径、不欲苟同的志向。但问题是人们评价艺术，不是看动机而总是看实际成就。黄子云《野鸿诗的》称「少陵七绝实从《三百篇》而来，高驾王、李诸公多矣」(88)，恐怕是很难为诗家认同的。当代研究者从影响的角度看杜甫绝句，认为「盛唐绝句翻到杜甫这一页，从内容、风格、手法到音响全都变了。唐绝句的门庑从此更大，中晚唐的别派由此而开。议论风生，刻画入微，都从这里渐启。沾溉及于宋人，影响可谓深远」(89)，乃是回避了正面评论杜甫绝句的实际成就。
就我所见，历来对杜甫的非议最多的是集矢于他的诗歌语言，这大概也是所有批评意见中最无可争议的。王世贞曾比较李杜两家的语言，说「太白不成语者少，老杜不成语者多，如『无食无儿』、『举家闻若欬』之类」，大概是符合事实的。但随即又各打二十大板，说「凡看二公诗，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为之护。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90)，则明显对李白有点不公平。太白虽兴至神王，也难免有不加检束、泥沙俱下的情形，但诗中只有率尔所成、意思重复的句子，却少有写得拙劣不成语的。实际上，后来的批评家又不断指出杜甫诗歌语言存在的各种毛病。如胡应麟《诗薮》云：「杜语太拙太粗者，人所共知。然亦有太巧类初唐者，若『委波金不定，照席绮逾依』之类；亦有太纤近晚唐者，『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之类。」(91)又云：「杜《题桃树》等篇，往往不可解，然人多知之，不足误后生。惟中有太板者，如『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之类；有太凡者，『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之类。若以其易而学之，为患斯大，不得不拈出也。」(92)冯时可《雨航杂录》认为杜甫诗歌言语还稍欠雅致，说：「(司马)迁有繁词，(杜)甫有累句，不害其为大家。迁剪其繁则经矣，甫加以穆则雅矣。」许学夷也曾指摘杜诗累句，并论宋人学杜之弊：
如「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等句，未可为法。至「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闻道南行市骏马，不限匹数军中须」、「麟角凤嘴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则断乎为累语矣。今人于工者既不能晓，于拙者又不敢言，乌在其能读杜也？后梅圣俞、黄鲁直太半学杜累句，可谓嗜痂之癖。(93)
就连他目为唐人七律第一的《登高》，也遗憾「但第七句即杜体亦不免为累句」。(94)这里的批评主要还是著眼于对后生的影响，不是对杜诗的绝对否定。而另一处就出现了对杜甫诗歌语言的绝对批评：「唐人诗惟杜甫最难学，而亦最难选。子美律诗，五言多晦语、僻语，七言多稚语、累语，今例以子美之诗而不敢议，又或于晦、僻、稚、累者反多录之，则诗道之大厄也。」(95)他说晦、僻者不能尽摘，而于稚、累者略举了二十几句：
如「西望瑶池降王母」、「柴门不正逐江开」、「三顾频烦天下计」、「风飘律吕相和切」、「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等句，皆稚语也。如「艰难苦恨繁霜鬓」、「昼漏稀闻高阁报」、「恒饥稚子色凄凉」、「志决身歼军务劳」、「宠光蕙叶与多碧」、「太向交游万事慵」、「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不为困穷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等句，皆累语也。
许氏所举的诗例，固然多与其他批评家的意见重合，但其中不乏历来传诵的名句，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批评恐怕未必都能得到认可，褒贬之间足见古今人们的趣味存在很大的差异。

清代学术风气浓厚，士人多熟读古书，博学工文辞，对辞藻琢磨讲究更细，因而对杜诗语言不满的人也更多。柴绍炳《唐诗辨》曾指出：「有盖代宗工而未免流弊者，如杜陵粗率之句实开宋门」。(96)施闰章《蠖斋诗话》、汪师韩《诗学纂闻》连篇累牍摘杜病句，为人们所熟知。叶燮《原诗》代人立论，假设有人挑剔杜甫语句的毛病，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当时诗家的一般看法吧？七律是杜甫独擅的体裁，夙以浑整精工称之，但偏偏他七律的语言屡遭哂笑。除了前文引录的柴绍炳《杜工部七言律说》外，方元鲲《七律指南》本以杜甫为宗，分杜诗为二体，以后代作者分隶之，书中竟也对杜甫颇多指斥。开卷评《诸将五首》其一「现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云「殷字韵欠稳，此句究觉凑泊」，评其二「韩国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云「汉旌不当云拔」。《咏怀古迹》五首仅录二首，但评咏明妃「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云「黄昏以虚对实，向字觉无著落。六句虽以月夜魂救转，然终是趁韵之病」。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云「起句拙直」，评《阁夜》「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尘漫寂寥」云「结句意晦，且以跃马代公孙，与卧龙连用亦未安」。评《登高》云「五六意已尽，结句未免支撑」，评《九日蓝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云「冠帽字犯复」。评《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何人错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云「结意不明晰，亦拙」。乙编卷一评《拨闷》「当令美味人吾唇」云「八句太俗」。最严厉的是评《咏怀古迹》诸葛一首：「起句犷，次句肃字凑，四句殊鹘突，亦费解，结句甚拙。」既然通篇是病，还选它作甚？真让人费解。这都是杜甫脍炙人口的名篇啊，犹然如此指摘，其他篇章真不知道他会怎么批抹。对类似的指摘我们要仔细推敲，不可轻从。
杜甫诗歌语言的粗鄙和拙率在清代已成为众所公认的缺点，论者纷纭。即便是极力推崇杜甫的马星翼。也不能不承认「其中粗鄙之句亦诚不免」，他举「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为例，「此率句也，非子美为之，鲜不为之喷饭」。(97)陈仅《竹林答问》曾从句法的角度论杜甫造句的鄙拙：
杜诗五律句法，亦有不可学者，如「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身无却老壮，迹有但鸡栖」、「宿雁行犹去，丛花笑不来」、「羁栖愁里见，二十四回明」、「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等句，流弊滋多，不可不慎。至诗中有极不成句语，如「下水不劳奉」，此语与「逆风必不得张帆」何异？题云不揆鄙拙，诚然。(98)
欧阳辂评杜诗也指出其语言方面的种种问题：「《哀王孙》『慎勿』一语殊凑。『吾甥李潮下笔亲』，亲字强押。『为君酤酒满眼酣』二语，不过勉强结局而已。《可叹》篇自『王孙』以下，似夹杂不成文理。《洗兵马》篇语多混造，音节则初唐之习，靡懦可厌。『整顿乾坤济时了』及『后汉今周喜再昌』成何语耶？集中此等不可胜数，鹘突看过，则受古人欺矣。」(99)他还列举「杜集中极可笑句，『石出侧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丛菊两开他日泪』，『锦江春色来天地』，『三寸黄柑犹自青』等语，真此公累句。至『倒流三峡』、『横扫千人』尤为丑态，工部亦偶有之，世人奉为圭臬，可怪也。」这都是从绝对的立场来批评杜诗语言的，还有论者从相对的立场、从体制来谈杜甫的语言。如谢鸣盛《范金诗话》云：「论诗必先论体格，犹剧场之有生旦丑净。以生旦而杂唱丑净腔调，亦将以其名子弟而赞赏乎？」他认为，从体制来看杜甫五古的语言，只有《新婚别》《无家别》自是乐府一派，《梦李白二首》呜咽顿挫，不离正始，是其压卷之作。「其他纯以七古笔法出之，气粗句硬，且无论其章之过于驰骋，即句法如《赠韦左丞丈》『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数语，《九成宫》『荒哉隋家帝，制此金颓朽。向使国不亡，焉为巨唐有了』《奉先县咏怀》『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慈恩寺塔》『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及『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粗陋已甚。如此类者皆出选本，为世所佩诵，其全集尚多卤莽。若必以圣不敢议，则五古之道岂不因之而亡？是又岂为浣知己耶？」(100)谢氏将杜甫的五古与李白相比，认为「其歧正有截然不可讳者」，则他也是批评史上不多的扬李抑杜的诗论家之一。

注释：
①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2页。
②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第306～337页。
③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杜诗褒贬”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页。
④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第二篇第一章“尊杜与轻杜之说理论的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57～68页。
⑤周勋初：《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与不虞之誉》，《文史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⑥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一，儒学警悟本。
⑦刘攽：《中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上册第288页。
⑧尤珍：《介峰札记》卷三，康熙刊本。
⑨《中山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288页。
⑩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303页。
(11)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9页。
(12)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
(13)叶适：《徐斯远文集序》，《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册214页。
(14)《后山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307页。
(15)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下册第399页。
(16)黄庭坚：《与王观复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
(17)俱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册第3324～3326页。
(18)饶宗颐：《论杜甫夔州诗》，《文辙》，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第499页。
(19)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上册第69页。
(20)刘克庄：《韩隐居诗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四部丛刊本。
(21)如前引叶适：《徐斯远文集序》“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所谓唐人即指晚唐。
(22)胡建次：《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杜甫论》，《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3)孙矿：《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卷九《与余君房论文书》及附录余君房札云：“若李杜诗乌可姑置不讲哉。杜诚魔宋，李未尝魔宋。杜岂诚魔宋，自是宋人不善学杜耳。”嘉庆十九年孙氏重刊本。
(24)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中册第868页。
(25)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曾引杨慎之说，谓：“其言甚辩而覈，然不只向所称皆兴比也。《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1010页。
(26)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上山采蘼芜》，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27)何景明：《明月篇序》，《何大复集》卷十四，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0～211页。
(28)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杜诗褒贬”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页。
(29)张忠纲：《渔洋论杜》(《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孙微《清代杜诗学史》(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二章“清初的杜诗学研究”都有精到的辨析，可参看。
(30)冒春荣：《葚原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册第1597页。
(31)陈子龙：《左伯子古诗序》，《安雅堂稿》卷四，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32)见任源祥：《与侯朝宗论诗书》，《鸣鹤堂文集》卷三，光绪十五年重刊本。
(33)《诗源辩体》卷十九，第214页。
(34)参见《清代杜诗学史》，第7～14页。
(35)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三，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44～245页。
(36)王夫之：《诗广传》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23页。
(37)王夫之：《明诗选评》卷五，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0页。
(38)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评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39)《古诗评选》卷五庾信《咏怀三首》评语，第326页。
(40)《唐诗评选》卷二，第60页。
(41)同上，卷三杜甫《漫成》评语，第115页。
(42)《清初杜诗学研究》，第61页。
(43)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要知唐之李、杜、韩、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诋毁。于少陵亦时有微词，况元、白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44)诸锦：《绛跗阁诗稿》卷十一《有妄人批抹杜诗者嫁名渔洋因题一绝》：“少陵光焰照千秋，前后诗豪让一头。何事纤儿嫁山左，自量也敢学蚍蜉。”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45)范恒泰：《书杜诗选本》，《燕川集》卷十二，嘉庆十四年刊本。
(46)王翼凤：《观渔洋山人评点杜诗本》，《舍是集》卷四，道光刊本。
(47)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145页。
(48)《师友诗传续录》，《清诗话》，上册第155页。
(49)康乃心：《莘野先生遗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乾隆间稿抄本。
(50)沈德潜：《竹啸轩诗钞》卷十三，乾隆刊本。
(51)关于钱谦益提倡陆游、元好问诗和冯氏兄弟推广晚唐诗风，详蒋寅：《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1期)、《虞山二冯诗学的宗尚、特徵与历史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二文。
(52)沈德潜：《归愚文续》卷八，乾隆刊本。
(53)《清初杜诗学研究》，第71页。
(54)王守恂：《仁安诗稿》卷三，民国十年刊王王仁安集。
(55)郑性：《南溪偶刊·南溪不文》，乾隆七年刊本。
(56)李兆元：《十二笔舫杂录》卷八，道光刊本。
(57)李光地：《榕村语录》正编卷三十，道光九年李维迪刊本。
(58)施山：《望云诗钞》卷九，光绪刊本。
(59)袁嘉谷：《卧雪诗话》卷二，《袁嘉谷文集》第2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7页。
(60)钱振锽：《星影楼壬辰以前存稿·诗说》，光绪刊本。
(61)同上。
(62)《鸣鹤堂文集》卷三，光绪十五年重刊本。
(63)倪伟人：《辍耕消暑录》，光绪十六年刊本《辍耕吟稿》附.按：“轩墀”句用事之误，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已指出。
(64)施闰章：《蠖斋诗话》，《清诗话》，上册第406页。
(65)周容：《春酒堂诗话》，《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108页。
(66)《清诗话》，下册第975页。
(67)同上，第979页。
(68)同上，第980页。
(69)《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1009～1010页。
(70)《鸣鹤堂文集》卷三，光绪十五年重刊本。
(71)李洽：《夜谈追录》卷一，光绪六年家刊本。
(72)薛蕙：《西原全集》卷十附《论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雍正三年王道升抄本。
(73)余怀：《甲申集·律鬘》自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抄本。
(74)柴绍炳：《柴省轩先生文钞》卷四，康熙刊本。
(75)方元鲲：《七律指南》乙编卷一，嘉庆刊本。
(76)《星影楼壬辰以前存稿·诗说》，光绪刊本。
(77)《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1006页。
(78)《升庵诗话》卷十三，《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903页。
(79)《诗源辩体》卷十九，第220页。
(80)张谦宜：《茧斋诗谈》卷二，《清诗话续编》，第1册807页。
(81)《绝句漫兴九首》评，刘浚辑：《杜诗集评》卷十五，嘉庆间海宁藜照堂刊本。
(82)沈德潜：《杜诗偶评·凡例》，赋闲草堂藏板本。
(83)柴绍炳：《唐诗辨》，《柴省轩先生文钞》卷三。
(84)《清诗话续编》，第3册1562页。
(85)玉书：《常谈》卷四，光绪刊本。
(86)李少白：《竹溪诗话》卷一，光绪刊本。
(87)田雯：《古欢堂文集》序卷二，康熙刊本。
(88)《清诗话》，下册第851页。
(8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90)《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1009页。
(91)俱见《诗薮》内编卷五，第89页。
(92)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3)《诗源辩体》卷十九，第213页。
(94)同上，第217页。
(95)同上，第219页。
(96)《唐诗辨》评语，《柴省轩先生文钞》卷三。
(97)马星翼：《东泉诗话》卷一，道光刊本。
(98)陈仅：《竹林答问》，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345页。
(99)《夜谈追录》卷一。
(100)谢鸣盛：《范金诗话》卷上，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101)《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引，上册第69页。
(102)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5页。
(103)王士禛：《居易录》卷五，《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5册第3760页。
(104)施补华：《岘佣说诗》，《清诗话》，下册第980页。
(105)陈锡路：《黄妳馀话》卷七，芸香窝藏板本。
(106)《居易录》卷四，《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3743页。
(107)《清诗话》，上册第138页。
(108)同上，下册第980页。
(109)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三，《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714页。
(110)《随园诗话》卷七，第185页。
(111)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112)毛先舒：《诗辩坻》卷三，《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54页。
(113)《诗辩坻》卷三，《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55页。
(114)《杜诗集评》卷二引。
(115)《清诗话》，下册第852页。
(116)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册第689页。
(117)赵元礼：《藏斋续诗话》即尝称引其说，见民国间排印本，第22～23页。

把雪泥的诗放上来就更加完美了

顶顶

两个角度，两种结果。

杜甫的确有些诗不耐读，有腐儒气。但就是这种热忱、赤诚和坚持，让他鹤立鸡群。别的不说，《登高》一首压全唐，在艺术造诣上，杜甫已经登峰造极
古代诗人成千上万，唯有杜甫被尊为诗圣，不是没有理由。把写诗当成毕生的追求，这样的执着和初心，已经睥睨天下了
当然，杜甫有很多不足，他有些诗歌甚至显得落伍了。但总体而言，屈原之后就是李杜，杜甫是一座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峰。当然要是有屈原的开天辟地之功和李白的天马行空之才，那另当别论，他们和杜甫是伯仲之间，分不出高下

明清腐儒真是可笑，拿个放大镜研究龙鳞，就敢说指摘真龙皮肤粗糙，不耐看。他们这种病态的审美水平只配玩弄三寸金莲，难怪明清五百年都只写了些精致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