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思遣词都很有工力，但字面上已洗净风华绮丽。这正是宋诗以平淡为美、以思理见长特色的一种表现。陈师道的缺点是过于追求言简意赅，有时把诗句压缩过甚，以至于语意破碎。此外有一些作品质木无文而缺乏情韵。显然，陈师道诗的缺点也是刻意求新所造成的。
     
第三节 江西诗派的形成
      黄庭坚的诗论及其影响 杜甫典范地位的确立 点铁成金：窘境中的策略 黄陈周围的诗人群 江西诗派的形成
      黄庭坚喜欢论诗，尤其喜欢在理论上指点青年诗人。他并不轻视诗歌的思想内容，赞成“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 （《胡宗元诗集序》），即主张诗歌要有所寄托，要批判现实。他也认同“文以载道”的观点：“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次韵杨明叔四首·序》）但他更加强调诗歌应抒写性情，应以道德修养为其根本：“孝友忠信是此物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与洪甥驹父》）当他因文字狱而受到迫害以后，就进而反对讪谤怒骂：“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这种观点反映出宋代士大夫趋于内敛的心态，更反映出北宋后期严酷的政治气候中诗人们的畏祸心理。
      黄庭紧谈论得更多的是诗歌艺术，他对青年诗人作了许多具体细致的指点，主张循序渐进：第一步要多读前人的作品，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力求熟练地掌握炼字、造句、谋篇等写技巧。第二步再力求打破技巧的束缚而进入“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并争取超越前人而自成一家。黄庭坚的诗论内蕴丰富，既包括诗歌艺术的入门指南，也包括通向艺术极境的深刻启示。杰出的诗人往往使初学者莫测高深，苏轼就是如此。而黄庭坚的诗论却使初学者有法可循，这使他拥有为数众多的追随者。才能较平庸的诗人只要遵循黄庭坚的指点而下功夫学习，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才能较高的诗人则可以从黄庭坚的诗论中汲取自成一家的精神，去创造各自的艺术风格。这是黄庭坚的诗论能够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主要原因。
      宋初以来，宋人对唐诗中的典范不断进行新的选择。这种选择沿着道德判断和美学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最终汇聚在杜甫身上。到了北宋中叶，尊杜成为整个诗坛的共识。王安石和苏轼在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上都颇异其趣，但在尊杜方面却持基本相同的态度。王安石在杜甫像前顶礼膜拜，既是对杜甫“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的仁爱之心的崇敬，也是对他“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 （《杜甫画像》）的艺术才力的钦佩。苏轼则提出了著名的尊杜观点：“一饭未尝忘君”说和“集大成”说。在这种背景下，黄庭坚举起了以杜甫为诗家宗祖的大旗。与他的整个诗论一样，黄庭坚很重视杜诗的思想意义，曾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见《潘子真诗话》）但他倡导学杜的重点则在于借鉴杜诗的艺术经验。黄庭坚对杜甫的在炼字、造句、谋篇等方面的艺术特点有许多细致的分析，尤其倾倒于晚期杜诗的艺术境界。他曾对一位青年诗人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与王观复书》之二）黄庭坚把晚期杜诗视为宋诗美学理想的参照典范，实即倡导超越雕润绮丽而进入精光内敛的老成境界。在这重意义上，黄庭坚的尊杜观点最能体现宋代诗学的时代精神。
      黄庭坚诗论中影响很大的另一个内容是“点铁成金”之说。唐诗的成就登峰造极，唐诗的题材和意境也几乎无所不包，修辞手段的运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对于想要另辟新境的宋代诗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王安石曾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见《陈辅之诗话》）正流露了宋人面对这种压力的焦虑心理。如何摆脱这种窘境呢？对策之一是回避唐诗，一意求新，但是实际操作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诗歌语言方面。黄庭坚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对策：对前代诗歌的语言艺术积极的借鉴。他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故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在创作中比较成功地运用了“点铁成金”的方法，从而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例如其《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诗歌结构借鉴了杜诗《存殁绝句二首》一句写存者、一句写殁者的方式，但辞意俱新，情韵宛然，仍在北宋的特定时代里，这不失为摆脱窘境的一种策略，所以当时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黄庭坚以当时的青年诗人具有多方面的典范作用：他的诗歌成就卓越，且鲜明地体现了宋代诗坛的美学风范；他作诗的方式是字斟句酌，法度井然，便于别人仿效；他的诗论是循序渐进的，并大张旗鼓地倡导以杜甫为诗家宗祖，还为诗人们设计了摆脱窘境的策略，使人有具体的门径可入。于是黄庭坚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青年诗人的拥戴追随，比黄庭坚年轻八岁的陈师道率先向他表示：“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赠鲁直》）年辈更少的洪氏兄弟、李彭等人更是众星拱月似地围绕在黄庭坚周围。稍后，被黄庭坚视若畏友的陈师道开始在这个诗人群体中脱颖而出，并受到晁冲之、潘大临等青年诗人的推崇。于是，一个以黄、陈为核心的诗歌流派就逐渐形成。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陈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黄庭坚及诗派中的二谢等１１人是江西人。所谓“宗派”，原是禅宗的名词，可能因当时禅宗流行，黄、陈等人都习禅甚深，所以吕本中借用这个名词来称呼诗派。《宗派图》序说：“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交和，尽发千古之秘，无馀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并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２５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何觊。
      吕本中的《宗派图》本是少时戏作，名单的取舍序次都很随意。所列２５人中除陈师道外只有韩驹、饶节、洪刍、洪朋、洪炎、晁冲之、李彭、谢逸、谢薖等人有较多作品流传；其馀的只有零星作品留存，甚至湮没无闻。但是吕本中指出江西诗派的存在则是符合事实的，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地受到黄诗的影响，所以在题材取向和风格倾向上都比较相近，确实是一个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由于黄庭坚的深远影响，这个流派一直沿续到南宋，吕本中、曾几、赵蕃、韩淲等人也被看作诗派中人。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数学习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第四节 江西诗派的演变
      靖康事变对诗坛的影响 吕本中的诗歌及其“活法”说 江西诗派诗人在南 宋初的创作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空气趋于凝固。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努力，宋诗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内敛。于是，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倾向。
      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的沉闷空气。崛起于东北的金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１１２５）灭辽，第二年就攻陷汴京。宋钦宗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淮河以北成为金的领土。在短短两年之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变，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破了诗人们宁静的书斋生活，整个诗坛震惊了，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金兵围攻汴京时，吕本中正在城中，他最早用诗歌记录了那场事变，《守城士》描写了抗金将士的奋勇抵抗，《兵乱后寓小巷中作》刻画了人民遭受战祸的惨状，《城中纪事》控诉了敌军烧杀抢掠的罪行。金兵退后，吕本中又写了《兵乱后自嬉杂诗》２９首以抒愤，其一写道：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
      沉郁悲壮，写出了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
      其他经历了靖康事变的江西诗派人也有一此类似的作品，例如韩驹的《陵阳先生诗》中就颇多呼吁抗金的诗。即使在咏物、咏史一类传统题材方面，也时而可见他们的忧国伤时之思，如洪炎的《次韵公实雷雨》和徐俯的《咏史》：
      惊雷势欲拔三山，急雨声如倒百川。但作奇寒侵客梦，若为一震静胡烟？田园荆棘漫流水，河洛腥膻今几年？拟扣九关笺帝所，人非大手笔非椽。
      楚汉分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郑君立义不名籍，项伯胡颜肯姓刘？
      前一首表示了对沦陷山河的怀念。后一首借古讽今，联系到徐俯在张邦昌僭位时故意名婢女为“昌奴”之事，诗中肯定寓有提倡民族气节的意思。随着宋金和议的签订，江西派诗人又渐渐地恢复了早期的题材内容，但他们在靖康事变后的一度振作毕竟是值得重视的。
      在南宋初期，江西诗派在艺术风格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黄庭坚的诗论中本来就包含求新求变、自成一家的精神，江西诗派中几个比较杰出诗论家都理解并继承了这种精神。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中指出：“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的确，从陈师道、徐俯到吕本中、韩驹，江西诗派成员的诗学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在黄庭坚诗论基本精神的首推吕本中的“活法”之说。
      吕本中（１０８４～１１４５），是后期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他早年作诗，专以黄庭坚为典范，生新刻峭，旨趣幽深。但黄庭坚是主张自成一家的，吕本中对此心领神会，所以他力图创造自己的新风格。进入南宋以后，黄庭坚诗风的影响在吕诗中逐渐减弱，代之而成的是一种轻快圆美的新风格，例如《春晚郊居》：
      柳外楼高绿半遮，伤心春色在天涯。低迷帘幕家家雨，淡荡园林处处花。檐影已飞新社燕，水痕初没去年沙。地偏长者无车辙，扫地从教草径斜。
      流动和婉，已与黄诗风格迥然不同了。与此同时，吕本中在理论上提出了 “活法”之说：“学诗当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集序》，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所谓“活法”，是主张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其中并没有特定的风格论内容。但由于当时盛行的诗歌法则是源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法，所以这意味着江西诗派内部的新变。
     
第五节 陈与义和曾几的诗歌
      爱国的主题 陈与义学杜 曾几的活泼诗风 陈、曾与江西诗派的关系
      在南宋初年，诗坛上转移风气的人物是吕本中，但创作成就更高的诗人则是陈与义和曾几。陈、曾二人都写了一些较成功的爱国主题的诗，例如陈与义的《伤春》和曾几的《寓居吴光》：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
      两首诗的颔联都讽刺了宋高宗的逃跑主义，全诗的忧国之情都很深沉。陈与义诗中爱国主题的内涵更深广一些，如“小儒五载忧国泪，杖藜今日溪水侧” （《同范直愚单履游浯溪》），“可使翠华周宇县，谁持白羽静风尘？”（《次韵尹潜感怀》）这类伤时忧国的篇什在陈诗中很常见，他还把爱国的情感渗入到其他题材，如《牡丹》：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陈与义（１０９０～１１３８）青年时诗名已著，但诗风没有突破黄、陈藩篱。宋高宗建炎二年（１１２８），陈与义避乱南奔，在途中作诗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其实陈与义早年并不轻视杜诗，只是当时与黄、陈一样，主要着眼于借鉴杜甫的艺术手法。而山河破碎的形势和颠沛流离的经历使陈与义认清了杜诗的思想意义，从而努力学习杜甫的爱国精神，他对艺术的借鉴也转以学习其沉郁、壮阔的风格为主，从而创造了雄浑深沉的诗风。例如：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登岳阳楼二首》其一）
      陈与义的诗也有另外一种风格，尤其是那些描写山水和闲适生活的诗，风格宛肖陶渊明、韦应物和柳宗元，但其主导诗风无疑是雄浑。在黄、陈以后的诗坛上，陈与义诗如异军突起，这对稍晚的陆游等人有着良好的影响。
      曾几（１０８４－１１６６）与吕本中同年出生，但成名较晚。他曾向吕本中请教诗法，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甚为服膺。曾几后来居上，在吕本中流动圆美的风格基础上更进一步，形成了一种清新活泼的的新风格，例如下面两首名作：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址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三衢道中》）
      语言明快畅达，声调委婉和谐，全诗呈轻快流动之态，而且情韵宛然。后一首绝句尤其活泼，已开杨万里诗的先声。
      陈与义、曾几都与江西诗派有较密切的关系。曾几的诗风虽然不类黄庭坚、陈师道，但他非常推崇黄、陈，曾说：“华宗有后山，句律严七五。豫章乃其师，工部以为祖。”（《次陈少卿见赠韵》）他还隐隐以江西诗派的继承者自居： “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之二）南宋人多把曾几看作江西诗派中人，刘克庄认为“比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茶山诚斋诗选序》）的确，吕本中和曾几都是江西诗派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南宋的其他诗人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大多是以他们二人为中介的。
      陈与义的情况要复杂一些。陈与义对黄庭坚、陈师道都很推崇，创作上也接受了黄、陈诗风一定的影响，然而他的主体风格及主要题材取向都已与江西诗派相去较远。葛胜仲说他“晚年赋咏尤工，缙绅士庶争传诵……号称‘新体’。” （《陈去非诗集序》）在江西派诗风还笼罩诗坛的时代被称为“新体”，可见其诗风已突破黄、陈的藩篱。但是也有人仍把陈与义看作江西诗派，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说他是“亦江西之派而小异”，宋末的方回更把他说成是江西诗派的“一宗”。事实上，在江西诗派的发展过程中，陈与义所起的作用不如吕本中和曾几，但他是与江西诗派有渊源关系的南宋初期最杰出的诗人。
      总之，在苏轼和黄庭坚以后，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江西诗派的崛起是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江西诗派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这种演变，固然受到了靖康事变等外部因素的激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