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似乎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高深莫测,与公众很遥远。考古学者的著述最主要的是考古报告,读者仅限于考古学同行和历史研究者。考古学者一头扎进考古工地,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与公众相往来。尽管每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有媒体报道,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颇有崖岸自高、孤芳自赏的姿态。包括岳南在内一些作家所写的考古发现类纪实著作,尽管也有一批读者瞩目,但专业的考古学者很少直接面向公众写作或交流。
作为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前队长(1999年-2019年),许宏改变了这一现象。在专业的考古报告之外,他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长达二三十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直接写作面对公众的普及型著作,此前出版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著作都备受好评。此外,他还开通微博,长期与公众直接交流,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万粉丝,是不折不扣的大V。
近日,许宏的著作《发现与推理》面世。本书隐含着许宏作为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需不需要有想象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考古学者该如何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这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者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重新展开考察,以专业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炼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考。
就本书涉及到的问题,如二里头是不是夏代文化等问题,《燕京书评》专访了许宏。因文章较长,所以分两次发布。今天刊出的是第一篇,明天将刊出第二篇。
▌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从阳春白雪到公众考古
燕京书评:在你之前,很少有考古学者以专业为背景,写作一些普及型的考古研究性著作,你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引发了读者的很多好评,而这本《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也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我感觉,你写这类著作,潜在意味似乎是倡导一种理性、客观认识中华文明、认识中国历史的态度。你具体是怎么想的?
许宏:一些出版人说,现在跟考古相关的书有三大类。第一类是阳春白雪,像我主编的《二里头1999-2006》,五大本卖2000块钱,印上1000套出头,全球范围内就不用再重印了。这种书跟公众没有关系,但它是考古人安身立命之本。第二种,就是把各种中国考古大发现攒起来的书。第三种介于二者之间,就是像我这样田野考古一线的考古人撰写的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这类书虽然不多,但从社会效应来说,好像很看好,好多出版人都希望能出这样的书。
我自己认为,写这一类书是时代的产物。你之前也采访过考古学界一些老先生,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除了学科内部的若干变化外,那就是从象牙塔学问转向面对公众。这在我个人身上具有典型性。1996年,《读书》杂志主编汪晖组织李零、陈平原、葛兆光、陈星灿等人搞过一个笔谈,讨论“考古学与人文知识问题”。我们现在的所长陈星灿先生发表的那篇文章,题目就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我当时深以为是。他们几位学者共同提出了对以前考古学的不满,因为以前的考古学跟公众渐行渐远。
今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在百年前,考古学是作为一个显学出现的,因为它诞生于古史辨和西风东渐的氛围下,在故纸堆里已经没法进行文化溯源的工作了。而当时需要解答的大问题是: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考古学,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本来,考古学首先应该回答公众特别关注的问题,但在后来这几十年,我们花了大量的功夫在做这种解读无字地书——就是如何来做话语转换的工作。如何土中找土,做土遗址发掘研究。我们的前辈那几十年(包括我们在内)都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这样就给人感觉,我们逐渐钻进了象牙塔。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衣食足然后知礼节,全民的文化素养普遍提升(当然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现在相当的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面向公众的考古学。但是,我当时就认为,这并不是所有考古工作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只要一部分人考虑就可以——像我这样是执著于田野,在学术风格上严谨到偏于保守的考古人,好像不在其中。尽管以前我是一个怀有作家梦的文学青年,但严肃的学科专业训练把这点文学色彩几乎消弭殆尽——因为考古报告编写是八股,不允许用过多的形容词和带有文学色彩的文字。我的文学偏好,就被压抑了。
随着我1999年被任命为二里头队队长,加上大的社会形势下公众考古开始萌芽,我作为一个考古人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30周年之际,组织出版了一套书《三十年三十人》,我的笔谈是《发掘最早的“中国”》,不料受到好评。考古学本来特别专精,是象牙塔的学问,能够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认可,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考古学搞的这些东西,和其他兄弟学科一样;如果再提高一个层次的话,大家做的都是人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古今一理,大家考虑的问题相同,这给了我信心。
与此同时,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的社长闫向东先生也找我约稿。他是考古专业毕业,我们本来有关于学术的合作项目。他积极地鼓动我,写面向公众的考古学图书,希望搞成一个“考古队长讲故事”系列。我说,我安身立命的资本是写考古报告,这些东西我不太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但他说,这不矛盾,可以相辅相成。然后,我说有没有样书可以借鉴,他说没有,你写出来就是样书。
从2007到2009年,我就写了《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把它作为建国60周年的献礼书。尽管如此,这本书形式上是生动活泼的,但我作为学者,学术态度上是严谨甚至是偏于保守的。我一发而不可收拾,就这么写下来了。我从中意识到,自己有一定的话语转换能力,能够把阳春白雪的东西讲明白。当然,《最早的中国》比较青涩,后来这几本也偏学术。像《大都无城》我都没敢想,居然被“华文好书”评为“评委会特别奖”。获奖理由大致是说,都邑布局虽然是一个小侧面,但牵动了中国历史的大脉动。这个评价,让我觉得外边天地很广阔,后来就逐渐出圈了。
2008年,我到美国UCLA罗泰教授那儿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2009年回来,元旦开始我就玩起了博客,这样就又开了一个窗口,跟公众一起来谈考古。
作为一个严肃的考古人,我希望把真实的一面,包括考古人的思考,考古究竟是做什么的等方面的东西告诉大家。你暂时不懂,暂时读起来有些难度都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能媚俗,我要把其中的逻辑甚至常识、学理或者推导过程呈现出来,我得告诉你考古人究竟是在怎么破解历史的真实,我们的长处、缺陷和不足在哪儿,我们能够说清楚什么,不能够说清楚什么。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交流。在微博上,平时大家就说,许老师的微博是知识帖。我发的肯定是知识帖,我知道的我会马上回答你,不大清楚的我查一下资料,我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看,甚至告诉你出处,这些东西是靠谱的。但是,我还觉得有点不足,我说我那岂止是知识帖,我那是思想帖,充满着我对学术的认识。我一直在谈的是思想问题。
作为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前队长(1999年-2019年),许宏改变了这一现象。在专业的考古报告之外,他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长达二三十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直接写作面对公众的普及型著作,此前出版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著作都备受好评。此外,他还开通微博,长期与公众直接交流,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万粉丝,是不折不扣的大V。
近日,许宏的著作《发现与推理》面世。本书隐含着许宏作为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需不需要有想象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考古学者该如何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这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者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重新展开考察,以专业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炼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考。
就本书涉及到的问题,如二里头是不是夏代文化等问题,《燕京书评》专访了许宏。因文章较长,所以分两次发布。今天刊出的是第一篇,明天将刊出第二篇。
▌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从阳春白雪到公众考古
燕京书评:在你之前,很少有考古学者以专业为背景,写作一些普及型的考古研究性著作,你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引发了读者的很多好评,而这本《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也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我感觉,你写这类著作,潜在意味似乎是倡导一种理性、客观认识中华文明、认识中国历史的态度。你具体是怎么想的?
许宏:一些出版人说,现在跟考古相关的书有三大类。第一类是阳春白雪,像我主编的《二里头1999-2006》,五大本卖2000块钱,印上1000套出头,全球范围内就不用再重印了。这种书跟公众没有关系,但它是考古人安身立命之本。第二种,就是把各种中国考古大发现攒起来的书。第三种介于二者之间,就是像我这样田野考古一线的考古人撰写的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这类书虽然不多,但从社会效应来说,好像很看好,好多出版人都希望能出这样的书。
我自己认为,写这一类书是时代的产物。你之前也采访过考古学界一些老先生,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除了学科内部的若干变化外,那就是从象牙塔学问转向面对公众。这在我个人身上具有典型性。1996年,《读书》杂志主编汪晖组织李零、陈平原、葛兆光、陈星灿等人搞过一个笔谈,讨论“考古学与人文知识问题”。我们现在的所长陈星灿先生发表的那篇文章,题目就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我当时深以为是。他们几位学者共同提出了对以前考古学的不满,因为以前的考古学跟公众渐行渐远。
今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在百年前,考古学是作为一个显学出现的,因为它诞生于古史辨和西风东渐的氛围下,在故纸堆里已经没法进行文化溯源的工作了。而当时需要解答的大问题是: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考古学,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本来,考古学首先应该回答公众特别关注的问题,但在后来这几十年,我们花了大量的功夫在做这种解读无字地书——就是如何来做话语转换的工作。如何土中找土,做土遗址发掘研究。我们的前辈那几十年(包括我们在内)都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这样就给人感觉,我们逐渐钻进了象牙塔。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衣食足然后知礼节,全民的文化素养普遍提升(当然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现在相当的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面向公众的考古学。但是,我当时就认为,这并不是所有考古工作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只要一部分人考虑就可以——像我这样是执著于田野,在学术风格上严谨到偏于保守的考古人,好像不在其中。尽管以前我是一个怀有作家梦的文学青年,但严肃的学科专业训练把这点文学色彩几乎消弭殆尽——因为考古报告编写是八股,不允许用过多的形容词和带有文学色彩的文字。我的文学偏好,就被压抑了。
随着我1999年被任命为二里头队队长,加上大的社会形势下公众考古开始萌芽,我作为一个考古人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30周年之际,组织出版了一套书《三十年三十人》,我的笔谈是《发掘最早的“中国”》,不料受到好评。考古学本来特别专精,是象牙塔的学问,能够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认可,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考古学搞的这些东西,和其他兄弟学科一样;如果再提高一个层次的话,大家做的都是人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古今一理,大家考虑的问题相同,这给了我信心。
与此同时,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的社长闫向东先生也找我约稿。他是考古专业毕业,我们本来有关于学术的合作项目。他积极地鼓动我,写面向公众的考古学图书,希望搞成一个“考古队长讲故事”系列。我说,我安身立命的资本是写考古报告,这些东西我不太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但他说,这不矛盾,可以相辅相成。然后,我说有没有样书可以借鉴,他说没有,你写出来就是样书。
从2007到2009年,我就写了《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把它作为建国60周年的献礼书。尽管如此,这本书形式上是生动活泼的,但我作为学者,学术态度上是严谨甚至是偏于保守的。我一发而不可收拾,就这么写下来了。我从中意识到,自己有一定的话语转换能力,能够把阳春白雪的东西讲明白。当然,《最早的中国》比较青涩,后来这几本也偏学术。像《大都无城》我都没敢想,居然被“华文好书”评为“评委会特别奖”。获奖理由大致是说,都邑布局虽然是一个小侧面,但牵动了中国历史的大脉动。这个评价,让我觉得外边天地很广阔,后来就逐渐出圈了。
2008年,我到美国UCLA罗泰教授那儿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2009年回来,元旦开始我就玩起了博客,这样就又开了一个窗口,跟公众一起来谈考古。
作为一个严肃的考古人,我希望把真实的一面,包括考古人的思考,考古究竟是做什么的等方面的东西告诉大家。你暂时不懂,暂时读起来有些难度都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能媚俗,我要把其中的逻辑甚至常识、学理或者推导过程呈现出来,我得告诉你考古人究竟是在怎么破解历史的真实,我们的长处、缺陷和不足在哪儿,我们能够说清楚什么,不能够说清楚什么。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交流。在微博上,平时大家就说,许老师的微博是知识帖。我发的肯定是知识帖,我知道的我会马上回答你,不大清楚的我查一下资料,我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看,甚至告诉你出处,这些东西是靠谱的。但是,我还觉得有点不足,我说我那岂止是知识帖,我那是思想帖,充满着我对学术的认识。我一直在谈的是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