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方都市报》3月14日历史评论版《为何明清言官多“雷人”上疏》一文，见作者将明清言官相提并论一锅烩，顿有一种感情被伤害了的感觉。因为，在我看来，虽然文中讲的“蛤蟆给事”之类言官确有其人其事，甚至这种避重就轻提议案的人在言官中占多数，但相比之下，从古到今，明帝国的直言敢谏之士是最多的，舍身取义者在中国历史的天空可谓群星璀璨，可为汉民族万世景仰。


该文说“明清则不然，皇权之专制力量高涨，在朝言路与在野清议之力量自然积弱”，这是想当然的推理。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谈太多，有意者请翻翻《明鉴》即知大略。明朝虽然从太祖朱元璋起加强皇权废相权，但朝廷言官的权势却比历代都大，设六科给事中、设分巡御史(即旧戏里常出现的“八府巡按”)，官虽七品，却职在监察部堂和地方大员；朝会上七品言官批评一、二品柄国大臣乃寻常风景，七品巡按御史可与一省首长巡抚大人分庭抗礼；官僚集团内部以卑抑尊，上下分权、中外制衡，是今日许多讨论“县官改由省直管”的人们所不敢想象的———这种分权出于皇权对治权旁落的防范，更同时用身边人(宦官)和特务组织监视官僚集团，是“家天下”的统御术和治国逻辑。至于在野清议力量之大，用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痛斥朝廷与人心作对的话来说，是“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事实则可能相反，是在野的清议力量以道统和民意代表自许，鄙视、质疑乃至挑战执政者，即朝廷以为是，外间必议之为非，而朝廷以为非，外间必论之为是。明末在野力量之大，以致至今有以明亡为例证而斥“清谈误国”者。


民权与皇权抗争，飞蛾扑灯似的前仆后继，其忠仁勇义惊天地泣鬼神者，编进中学教科书而我们熟悉的有，明末张溥的散文《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聚众反抗阉党“缇骑”(武装特务)而护良士，商人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民众，挺身投案，慨然赴义；清初学者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记曾任都察院佥都御史的左光斗，在诏狱中如何视死如归，教训化装成清洁工探监的学生史可法国事重于私谊的嘉言懿行。


明帝国士林相比之下可谓节操凛凛可敬，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考察其所以直言敢谏，我以为大体有以下三点值得一说。
一是，宋明道学(包括理学和心学各派)对儒家忠孝信义等思想观念的弘扬，使抗争者对掌权者有道义上的心理优势。请不要拿科举取士束缚人的思想自由说事，那只是另一面；而四书五经塑造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不争的事实。明末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他反尊孔是反对“执一”，并不反对那些儒家基本价值观；举人出身而循例无资格入阁的他也从不反对科举制度。那些士人真信了忠孝信义仁爱节操，就有一种正义在我的自信，敢于蔑视邪恶的权势者并与之对抗。


三，更具全局性的是，明帝国执政者和士民有两种评判是非和人物的标准，而士民舆论更强势，民间的声誉可以支持和“对冲”官方的打压。英宗时，权阉王振将直臣廉吏于谦下狱论死，河南吏民伏阙上书，为于谦辩冤请命者数以千计“乃命复原官”。国子监祭酒(校长)李时勉不肯谄事王振，辞官回乡，太学生和朝臣出饯都门外送别者近三千人，鼓乐前导，观者塞途，商贾罢市，或远送至其登舟，舟发乃还———俨然东汉末年党人故事。至明末，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削籍”为民，“宪成既废，名益高”，于是修缮宋代建的东林书院讲学其中，“海内闻风景附，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俨然“在野党”、“影子内阁”。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其力作《明夷待访录》里写《学校》一章里提出，学校不仅仅是养士的教育机关，而且是国家议政的政治场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显然，他的思想远绍孔子的赞子产不毁乡校，近观于有明一代书院议政之风。
到了满清入侵中原的殖民时代，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如何被改变，明帝国直言敢谏的政治文化传统如何中断，则超出本文范畴，需另撰文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