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来术语的“战略”
如果严格从词汇本身讲，今天我们说的战略，首先是一个源自西方的外来军事术语。
在农业文明时代，因为技术变革周期长、资源有限，人类的活动范围也有限，故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多元博弈。作为人类最剧烈的对抗手段，战争的规模也相对有限。因此，在西方世界，传统的军事学说仅粗分为战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两大部类。简单地说，战略思考的是如何赢得战争，战术思考的则是如何赢得战斗。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技术变革周期越来越短，人类可调动的资源日趋富足，可探索的空间也越来越广。全球多元竞争格局日趋复杂，战争形态也日新月异。于是形成了两个问题，并催生出两轮学说革命。
第一个问题是赢得战斗未必赢得战争，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形成了战役学革命。
由于战争形态的日趋复杂，传统的战略、战术二分法已渐渐难以满足现实战争的需求。无数个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拼凑出全局性的战争胜利。故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的激烈对抗中，以普鲁士军的参谋革命为先导，在战略、战术之间追加了新的战役（Operation ）层级，建立了战役学说，以及承载这个学说的参谋总部和新式军校。

到二战前夕，德、苏陆军在战役学研究领域领先列强，打造了全球最强大的陆军。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率先将相应学说运用到海军领域，在短短四十年内形成了以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为代表的世界级海军军校体系，建成了一支直追英国的大海军。
第二个问题是赢得战争未必达成国家目标，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形成了大战略学革命。
归根结底，战争只是手段，而非目标。战役学的产生，虽然为打赢战争提供了强大助力，却忘记了赢得战争只是手段。过度专业的军事学说，让军人集团逐渐垄断国防和外交话语权，用军事目标代替了国家目标。这在一战时的德国及二战时的日本，体现得最为明显。故而，英、美两国率先在传统战略之上，追加新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 ）层级（也被称为国家战略、高级战略）。
也可以说，英美最早提出大战略，就是要打破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分类战略的壁垒，形成真正的全局指导。同时也让非军事专业出身的文职官员，能够更有效地驾驭军人集团，以各种手段更高效地服务于国家目标。
这样一来，就在强国对抗牌局中，形成了两种三级体系的对抗：战略—战役—战术型国家与大战略—分类战略—战术型国家。二战的本质，其实是美国发挥大战略优势，利用了两个陆军战役学强国（苏、德）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两个海权大国（英、日）之间的殖民地争夺，趁机击败日、德，消解英国，削弱苏联，渗透中国，进行全球性布局，抢夺战略要点，打造为其服务的世界性组织的过程。冷战爆发后，美国先用核武器抵消苏军的常规武装优势和战役学优势，同时利用德国战俘展开战役学研究，抢在苏联形成自己的大战略体系之前，率先建立了自己的战役学体系，形成了独步全球的大战略—分类战略—战役—战术四级学说体系，同时立足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智库等机构，创新地形成了相对先进的大战略决策制度，在国家竞争层面形成了巨大优势。苏联的解体，归根结底是大战略的全局竞争失败，而非军事、经济、文化等某个具体领域的失败。
这样看来，似乎只有欧洲才有战略传统，又只有英美才发展出了大战略。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战略这个现代名词本身，而是立足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实质，就会发现，战略思维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出现过。只是因为欧美世界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全球化趋势，所以才主导了名词的定义和溯源。跳出欧美中心论，我们该如何更好地认知战略的本质呢？
在我看来，可以从如下五个角度切入。

第一个角度是“斗争思维”。
战略首先是一种“战道”，是处理对抗和竞争性关系的学问和智慧。只不过，从手段上讲，可以是以战胜敌，也可以是不战而胜。从目的上说，可以是纯粹战胜对手，也可以是超越对抗、实现合作。但无论如何，如果丧失了“战”的意识，那就根本不是战略。

第二个角度是“对手思维”。
既然是“战”，自然要有战的对手，否则，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是无所谓战略的。说到这儿，不得不说到《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名言：知彼知己。
这句话在日常使用时，常常被说成知己知彼，但实际上，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
很多人会觉得，难道不应该是知己知彼吗？人不应该是先了解自己，再了解别人吗？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了解，又怎么去了解别人呢？而且肯定是了解自己更容易，了解别人更难。
如果有人是这样想的，就说明还没有掌握《孙子兵法》的精髓。先了解自己，再了解别人。这是典型的认知论的思维方式。但是，孙子是谁？孙子是一个军事家，他写的是一部兵法。所以，孙子说的一定不是简单的认知论层面的问题。他说的是处理对抗性关系时的斗争论思维。
从斗争论的角度讲，最基本的认知，就是对手意识。
正如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的，战争和美术、音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美术和音乐是活的意志对死的物质的作用，战争却是两股活的意志之间的较量。从这一点上来讲，高下、大小、强弱都是比出来的，而不是由单方面的数据静态展示出来的。在单纯的认知层面，我们会设定一个水平线，超过的就是强，达不到的就是弱。但是，在对抗关系中，这种绝对数据是没有意义的。无论自身多强，只要有更强的，就是弱。反过来，也许自身很弱，但如果能在某个点上胜过对手，并且善于利用这一点克敌制胜，就是强者。
所以，个人对对手的认知，决定了对自己的认知。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有悖于我们的常识，但事实上恰恰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智慧。这就是知彼知己的真实含义。
所以孙子在《谋攻篇》强调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后，接着说的就是“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不知彼而知己”，就是单纯的知己，在这种只了解自己、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胜负是没有保障的。不知彼又不知己，则是更糟糕的情况。在这里，孙子没有说知彼不知己的情况，因为只要知彼，必然有知己的意识。但知己未必有知彼的意识。这种立足知彼看彼此的思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智慧，是所有对抗性、竞争性思维中，最基础又常常遭到遗忘的思维。

第三个角度是“简约思维”。
简约原则对应的就是战略中的“略”。所谓“略”，正如《魏略》中对诸葛亮的评价：
孔明在荆州，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
这里，“大略”和“精熟”相对，指的是一种洞察本质、化繁为简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脱离细节和技术手段的空口论道，而是立足细节和技术，又超越细节和技术。所以，战略思维注重大局观和系统论，但并不排斥细节和技术。就像本书中分析马其诺防线的秘密那样，无论是从法国角度探讨这条防线建设的战略动因，还是站在德军立场检讨迂回该防线的成功原因，都可发现战略的真相就在细节和技术之中，而非其外。

第四个角度是“平衡思维”。
这里的平衡，首先是手段和目标的平衡。立足目标发展手段，和立足手段调整目标，是战略实践的重要内容。同时，在面对多元竞合关系时，深度知彼知己，找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平衡好复杂博弈，是战略实践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七强战略的检讨，虽然是按国别论述，但不难发现，每一个国家做出的每一个战略决策，既是对其他对手的回应，又同步影响了其他对手。这一切，只能放在整体环境中，立足多边复杂互动，才能明其得失。所以，平衡感是战略家的重要素养，平衡意识是战略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个角度是“组织思维”。
所谓组织思维，就是立足组织的生存发展，处理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关系的一种思维。与之相对的就是人际思维。
人际思维就是把一切关系都变成或类比为人际关系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的好处，是可以通过看清关键人物间的关系，快速理解复杂的利害关系，从而快速选择自己的立场和策略。弊端则在于，容易潜意识地把一切关系都想象成人际关系，从而用个体道德去评判、处理各种复杂关系。
从这一点上讲，战略思维是用以处理组织间关系的思维方式。越复杂的组织和组织关系，越需要相匹配的战略思维。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古今之变。

组织变革视野下的五点反思

在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相对低下，资源也比较匮乏。一方面，组织的数量、规模都比较有限，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结构，是少数识字阶层管理大群文盲。在这个社会结构里，资源天然向少数人集中。所以，组织形式相对简单，人际关系相对重要。立足人际思维，反而可以快速把握要点。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生产力飞速发展，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关系越来越复杂。组织革命成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甚至认为，每一万人里组织的数量、规模和种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象征。

在这种新环境下，尤其要避免陷入拟人化思维的陷阱。掌握组织思维，方能恰当应对现实挑战。而战略思维正是组织思维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战略思维的重要性提升了，另一方面，战略思维的适用面扩大了。传统时代主要服务于军队和国家的战略思维，现在可以服务于各种组织。
而我们中国，虽然在农业文明时代，曾经取得过无比辉煌的成就，但无可否认，在全球化、工业化等历史浪潮中，一度沦为出局者、落伍者和艰难的追赶者。
从这个角度再看战略思维，有五点内容值得注意：

第一，传统中国因为战略运作过于成功，在传统东亚长期形成了一超无强的大一统格局，逐步淡化了打天下的意识，而越来越形成一种内倾性格的治天下思维。与之相表里，中华文明日趋沉溺生活本身，变成了一种享乐文明，一味强调“以和为贵”“好死不如赖活着”，丧失了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整个民族的尚武精神也日趋没落，乃至形成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萎靡民风。原本强调文武兼修、出将入相的士大夫群体，也日趋文艺化、文弱化，外交敏锐性和战略思维逐步退化、钝化。再加上在大航海、工业化等重大变革中日趋落伍，最终导致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丰富的传统战略资源，未能及时升级转换出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现代战略资源。
西方文明的现代崛起，是借助大航海、全球化、科技革命的浪潮，内形成了军工商复合体型社会结构，打造了人才使用的旋转门；外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全球化世界体系。正是在这五百年的扩张、角力中，形成了现代化的大战略学说体系及大战略决策程序，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借鉴。

第二，战略是一种追求“可能”的科学和艺术，是在竞争—对抗过程中，谋求对我方相对最有利的权力关系。战略并不排斥和平与合作，但希望和平是有尊严的，合作是我方占据主动权的，而且无论是和平还是合作，都应该是能够经受得住对抗、突袭乃至背叛考验的。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在建设过程中，过于注重决定论、规律论的一面，却忽视了可能性、创造性的另一面，进一步限制了现代战略学萌芽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战略不排斥道德，并竭力谋求多国博弈中的道德制高点。但是，战略反对用道德制高点代替一切，更反对为了谋求道德制高点而牺牲其他制高点（如军事、地缘、经贸、文化等）。但是，受唯道德主义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精英，大多喜欢用单一的道德思维看待复杂的现实世界。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屈辱记忆，更强化了国人的弱国心态，反而不利于良性地参与强国政治，也不利于战略学的发展。

第四，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无疑应当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但是，借鉴的方法应该是观其行，而非信其言。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学术界和战争史、国际关系研究界，在借鉴的过程中，恰恰对列强的“行”研究太少，而对其“言”又过度轻信。
苏联自身非常注重大战略、地缘政治的研究和运用，却误导中国，称相关学说是资本主义、霸权主义专享的伪科学，不动声色中用军事战略思维替代了大战略思维。改革开放后，表面上我们挣脱了苏联的干扰，却又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美国的误导之中。美国的战略、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研究向来以现实主义为主流，却对中国系统性输出极端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极大误导了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