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姨瞧着董柳说：“你想不想调到这边来工作，我突然就有了这个想法。”我万没想到她会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按我们的设想，还不知道该转多少弯作多少铺垫，才能把这件事稍稍地提一下。董柳马上抓了沈姨的手摇着说：“我都想了那么多那么多年了，我现在每天两边跑，两头不见天。只是我觉得太难太难了，想都不敢想，更别说向沈姨开这个口。沈姨你把我自己没想到的事都想到了，我心里好热好热的，好热好热的。”又说：“这边什么条件都好，一般的人怎么进得来？我真的怕沈姨为难呢。”我说：“为难肯定是为难，不过有人为难了办得成事，有人为难了还办不成，那要看谁办。”沈姨望着我点头微笑。我不懂那微笑的意味，心里发慌，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将她一军，这太过份了，人家也没欠你的。就算打了几针吧，说声“谢谢”就足够了，何况人家还替你请了假呢。凡事得悠着点，急不得的啊！我被她看得心跳耳热，前倾着身子，堆起一脸不自然地笑。沈姨点点头说：“好，我去了。”碰一碰董柳的手，就走了。?

一个人既要在圈子里求生存，又要对圈子里的人和事说三道四，那怎么可能？这么一想，一个冷颤，背上一线凉意电一般一闪，传到了脚跟，全身布满了鸡皮疙瘩。

她说到自己上初中的女儿，我由衷地赞叹了几声，她的情绪马上被调动起来，兴奋得克制不住。这个人不坏，可也不是当个人物的材料。她没得到提拔，一肚子牢骚，痛心疾首，实在是没有自知之明。像这样把喜怒都写在脸上，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话是活的，换句话七大罪状是七大功绩！就看谁来说这个话了。上面的人想换他，顺势就掰倒了，不想呢，开个表彰会那是理直气壮的。话语权决定一切，就看在谁手里。”我连连点头说：“这个东西真妙啊妙啊妙啊，真是妙不可言啊。”他说：“一个人飞黄腾达或潦倒一生，就看上面的人愿意怎么说你，说你！反正怎么说都是可以的。”

你给他送点人参什么的有什么用，他少了什么？关键就是政治上站在一起，这是大问题，其它都不是问题。
大人物是讲人情的，更是讲功利的，你支持了他，他必定会给你回报，这也是游戏规则，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以后谁还会跟他走？不只是市场上才讲交换原则。

看她研究似地望着我，我忽然想到应该让她这么想，我是靠董柳才有了机会的，最好把这种想法传到那些人那里去，于是我跟舒少华的倒霉就脱了关系了。我宽容地笑了笑，算是默认了。又想到现在说话再不能信口开河，不然无意中就给别人提供了射击自己的子弹。刚才说“小小的一粒绿豆官”，这可不是什么好听的话，把组织的信任当成了什么？以前觉得为了小小的一粒官不自由，戴着面具又戴着紧箍咒，把自己身子扭成别人需要的状态，实在太不值得。现在可不敢这么想了，不敢了啊！?

我们这些人吧，给领导分忧是份内的事，分了忧再分一点不愉快，那也是份内的事。能分到这点东西，就是我们的福气，有多少人想着还分不到？出了问题不是你我的问题，难道还是领导的问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知识经济时代，就要体现知识的价值。知识的价值，难道是能用钱来衡量的？

星期四办公室黄主任打电话给我说：“马厅长病了，孙厅长说下午大家去看看。”我差点说出：“怪不得这几天没看见他。”话到嘴边又转了弯，也许人家对事情一清二楚，只是因为不该知道就装作不知道呢？我也不能做得太过。我含糊说：“去看看，去看看。”

只有丁小槐凑到前面去，弯了腰望着马厅长，做出痛心疾首的样子。我想丁小槐在圈子里这么多年，还没有懂得其中的奥妙。你一个人做出这副嘴脸，又把孙副厅长和这么多人往哪里摆？真的是官做到头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场部的电视里看到下午的会议情况。马厅长的发言播了二十秒。接下来又是那些标语的镜头，医疗队员工作的镜头，又是对马厅长的采访。大家都很兴奋，马厅长说：“直到今天，省里对防疫工作才真正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们这一趟是来对了。”

我凑到小朱身边说：“卫生厅最近有一点小风波，你们在上面知道不？”他说：“也知道一点。”我说：“不知道风到底哪边吹？你不知道我们办事的人有好难，踩一步都是地雷，今天不爆明天也是要爆的。”他说：“省里还没讨论。”我说：“有那么一点点意向也是好的。”他指了钟处长说：“那你要问他。”钟处长说：“还没讨论。我们到时候提了方案，等上面批了，还要考虑人大会议能不能通过。”我说：“钟处长透一口气给我们办事的人，我们也好做人一点。”钟处长说：“真没有什么气可透的。”小朱说：“池处长你按组织原则办事，今天谁当家你就听谁的。”我觉得这句话倒有了一点意味。

过了不久章副部长又带人来了，开了两个小型的座谈会，又把全厅干部召集起来，口口声声说要听取群众意见，每人发了一张表进行民意测验，就回去了，测验的结果后来也没有公布。好在大家也习惯了，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不管用的，并没有谁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也没有谁真把自己的意见当一回事，去追问测验的结果。我在旁边想着，中国的人民群众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