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婚姻观念的演变，学术界通常认为唐代婚姻崇尚门阀，而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并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少的研究。然而，仔细查阅史书，发现婚姻不尚阀阅并非始于宋代，而是始于五代十国时期。关于这一问题，其实古代学者早有论述，如北宋著名学者沈括（1031—1095）在论述了北魏以来士庶不通婚姻的风习后，指出“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而不是现代学者所说的至宋代方息。南宋学者郑樵（1104—1162）也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可见沈、郑二人不约而同地均认为中国古代婚姻观在唐末五代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好处在唐宋之际，实际上是这一时期社会变革对人们婚姻观影响的一种反映。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在一百年前提出“唐宋变革”的观点，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由此引发了国内外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而五代十国时期，正处于这一大变动时期内。今人研究唐宋变革问题，大多仅涉及唐、宋两个时期，而置五代十国时期于不顾。笔者考察五代十国婚姻观的变化，就是想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一自魏晋以来，崇尚阀阅，将天下士族分为五大部分，所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降至隋唐，其他士族大都衰落，唯山东与关陇士族尚盛，其中关陇士族在政治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山东士族的政治地位虽已下降，然其名望犹存，社会影响反倒高于关陇士族，所谓“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具体指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谓七姓”，又称为五姓七望。这七姓中，除陇西李之外，其余均为山东郡姓，可见其影响之大。本来士族的划分是为了方便选士之需，但自科举制兴起以来，这种作用已大大地降低了，可是这些旧士族却“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唐高宗、唐中宗相继颁布诏书，禁止五姓相互通婚；他们反倒“皆称‘禁昏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唐朝皇帝所禁止的只是上述五姓相互通婚，并不禁止士族之间通婚，实际上皇室婚配亦颇重视阀阅。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后妃中出身于“戚里旧族”者达91.7%，“安史之乱”后亦达50%，其比例大大高于两宋时期。不仅皇帝择偶如此重视门第，公主择婿也是如此。唐德宗曾专门为宗室女颁诏，“令有司取门阀者配焉”。直到唐后期这种观念依然存在，史载：“开成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遂以京兆杜氏子杜中立与“名家子”卫洙为驸马都尉。至于“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其中就包括了不少山东五姓之外的士族。与唐代相比，五代十国时期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据《旧五代史•后妃传》《新五代史•诸家人传》《文献通考•帝系考•后妃》等书统计，中原五朝共有后妃三十余名（包括追册者在内）。由于史料散佚，“不知家世”者除外，仔细考证发现竟无一人出身士族勋贵之家，甚至有不少出身于农家或其他下层社会之家。例如，梁太祖朱温（852—912）之母文惠皇后王氏，早年寡居，携其三子在萧县刘崇家佣工为生，是典型的下层农家妇女。朱温的元贞皇后张氏，“单州砀山县渠亭里富家子也”。说明其为乡间富裕农家之女。关于其身世，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十七记载较详：“梁祖魏国夫人张氏，砀山富室女，父㽔曾为宋州刺史。温时闻张有姿色，私心倾慕，有丽华之叹。及温在同州，得张于兵间，因以妇礼纳之。”朱温降唐后，其妻张氏被封为魏国夫人，张氏死后，梁末帝追册为元贞皇太后。说明张氏与朱温为同乡，因其美貌，故“私心倾慕”。后来朱温参加黄巢（835—884）义军，黄巢入长安时命其镇守同州，当时张氏避兵祸于此，遂被朱温纳为己妻。至于张氏之父张㽔所获的刺史之职，是朱梁后来追封的，并非实任其职。这种情况与隋唐两朝开国皇帝母妻显赫的家世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后唐庄宗李存勖（885—926）之后刘氏，出身也十分低贱，史载：“后父刘叟，黄须，善医卜，自号‘刘山人’。”可知其为乡间游医。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时，其父闻知刘氏已贵，“诣魏宫上谒。庄宗召袁建丰问之，建丰曰：‘臣始得刘氏于成安北坞时，有黄须丈人护之。’及出刘叟示建丰，建丰曰：‘是也。’然刘氏方与诸夫人争宠，以门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乡时，略可记忆，妾父不幸死于乱兵，妾时环尸恸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刘叟于宫门。”袁建丰为庄宗部下大将，奉命进攻魏州时，在成安县北坞获得了年仅五六岁的刘氏，故庄宗命其出面相认。

在五代诸帝后妃中，出身较高者有晋高祖石敬瑭的皇后李氏，其为唐明宗李嗣源之女永宁公主。关于李嗣源出身，史载：其“世本夷狄，无姓氏”，实为沙陀人，本名邈佶烈，被李克用收为养子，遂冒姓李氏。如果说李克用家族为沙陀贵族的话，李嗣源家族则为地道的沙陀下层社会之人，只是因为战功逐渐登上了高位。中原王朝的皇室如此，十国统治者的婚姻状况与之大体相当。由于十国史料的散佚严重，仅据《南唐书》《十国春秋》《南汉书》等书记载统计，共计有后妃四十余人，以唐人关于门阀士族的标准衡量，与五代诸朝的情况相同，极少有人符合标准。具体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首先，家世出身较高者。吴太祖杨行密（852—905）夫人朱氏，“奉国节度使延寿姊”。朱延寿，庐州舒城人，不知其家世，据《九国志》本传载，其年轻时追随杨行密征战，历任刺史、团练使、节度使等职。杨行密出身社会下层，故知朱氏亦当低贱。杨行密的另一夫人史氏，“家世齐鲁，或云雁门史建瑭族姑也”。如与史建瑭同族，史建瑭之父出自军校，后为李克用部下禆将，史建瑭本人历任诸州刺史，可知史氏的门第也是不高的。南唐烈祖李昪（889—943）原配王氏，“父戎，官吴升州刺史”，说明也是行伍出身，详情不明。南唐中主李璟（916—961）的光穆皇后钟氏，其父钟泰章，庐州合肥人，也是行伍出身，官居刺史之职。南唐后主李煜（937—978）的大小周后，皆为司徒周宗之女，然而周宗出身低微，所谓“少遇乱，孤穷”。前蜀皇帝王建（847—918）之妃徐氏姐妹，为唐眉州刺史徐耕之女。关于徐耕的生平，史籍缺载，只知其在唐末曾任过内外都指挥使、州刺史，然李元所撰的《蜀水经》卷二却说：“初，徐耕家贫。”故知其出身不高。后蜀高祖孟知祥（874—934）的皇后李氏，为李克用之弟李克让之女，应是沙陀贵族出身。十国君主的后妃中，门第最高的莫过于南汉皇帝刘隐（874—911）之母韦氏，死后追封武皇后。关于其家世，史载“唐左仆射宙从女也”。韦宙乃京兆韦氏之后，确为高门大族。此事亦见于《新唐书》，记为韦宙兄之女。唐末，韦宙任岭南东道节度使，刘知谦为部下小校，欲将韦氏嫁为其妻，“众谓不可，宙曰：‘若人状貌非常，吾以子孙托之’”。韦宙此举固然是出于为子孙安全计，未始不是唐末婚姻不尚阀阅观念的体现。南汉高祖刘龑（889—942）的皇后马氏，为楚王马殷之女，然马殷不过是军卒出身，唐末为秦宗权部将刘建峰之别将，刘建峰死后代领其部。闽惠宗王延钧（?—935）的皇后刘氏，为南汉的清远公主，也是出身较高的一位后妃；只是南汉刘氏，或云上蔡人，南迁至番禺，或云波斯商人之后裔。不论哪种情况，均非高门大族，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十国的后妃中，有许多出身于军官之家。据《十国春秋》记载：前蜀后主王衍（899—926）的废后高氏，其父为兵部尚书高知言；楚衡阳王马希声（898—932）夫人杨氏，其父谥为行军司马，可知其地位不高；吴越文穆王钱元瓘（887—941）的夫人马氏，其父马绰为雄武军节度使；钱元瓘的另一位夫人吴氏，其父吴珂为中直指挥使；吴越忠献王钱弘佐（928—947）的原配夫人仰氏，其父仰仁诠为钱元瓘的牙将，后升至节度使；钱弘佐的另一位夫人杜氏，为内牙都监使杜昭逹之姑；吴越忠懿王钱俶（929—988）的妃子孙氏，泰宁节度使孙承佑之姊；闽景宗王延羲（？—944）的贤妃尚氏，父金吾使尚保殷。此外，还有一些后妃为诸国官员之女。例如，吴越武肃王钱镠（852—932）的庄穆夫人吴氏，其父仲忻，浙西观察判官，累赠吏部尚书；闽惠宗之母龙启太后黄氏，其父黄讷裕任工部侍郎；闽景宗王延曦（？—944）的皇后李氏，为司空李真之女；闽嗣主王延翰（？—927）的夫人崔氏，右补阙崔道融之女；闽康宗王继鹏（？—939）的贤妃李氏，闽同平章事李敏之女。所有这些后妃，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然或为行伍出身，或为新进文人，均非世家旧族，因此其世系情况多不得而知。本文之所以将其归之于出身较高者一类，主要根据其家当时之官职，而非阀阅。其次，出身于社会下层者。例如，南唐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史载：“父韫，江夏人。后幼流离乱兵中，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为媵得幸。”说明其为王氏陪嫁的侍女。宋韫其人，不见记载，从其在战乱中不能庇护其女的情况看，应为社会下层之人无疑。南唐烈祖夫人种氏，“江西良家女”。南唐中主宫人凌氏，得幸生韩王李从善。南唐后主保仪黄氏，江夏人，父死无所依靠，被南唐将边镐所获，献入宫中，后主选为保仪。前蜀皇帝王建的皇后金氏，“父业农，家颇饶”。后蜀太后李氏，后主孟昶之生母，“故唐庄宗嫔御也，庄宗以赐高祖”；又曰“琼华长公主之媵”。唐庄宗赐嫔御给孟知祥，不见记载，因此其为琼华长公主之陪嫁侍女的可能性最大。南汉后主刘鋹（942—980）的贵妃李氏与美人李氏，为姐妹关系，均是宦官李托之养女。南汉后主才人卢琼仙，为宫人出身。闽

闽惠宗后陈氏，其父“少年美丰姿，唐末事福建观察使陈岩，以色见嬖，得出入卧内，与岩妾陆氏通，有娠”，故后冒姓陈氏。闽康宗后李氏，本为惠宗宫人，名春燕。北汉睿宗郭姬，“故医僧女。僧与嫠妇通而生姬，有殊色。睿宗纳之宫中，嬖之。将册立为妃。枢密使段常以姬所出非偶，恐贻笑邻国，遂中止”，可见其出身之低贱。再次，不知其家世者。主要有前蜀皇帝王建皇后周氏、后蜀后主慧妃徐氏、楚武穆王德妃袁氏、荆南武信王夫人周氏、北汉睿宗后郭氏等。这些人的家世情况，史书缺载，从一些迹象推测，出身可能不高。例如，王建皇后周氏，为其正室，许州人，而王建为陈州人，两人实为小同乡。王建出身低贱，为人无赖，早年投身忠武军为军卒。从这种情况看，其原配决不会是高门大族。再如，荆南武信王高季兴（858—929），家奴出身，周氏为其长子高从诲之母，应是原配。高季兴早年为梁将，行军时常把周氏带在身边，有一次战败，为了自己逃命竟欲杀死周氏。从高季兴当时的地位看，其夫人不可能为高门旧族，社会地位很可能与高氏本人相当。后蜀孟昶（919—965）的徐妃，史书说其父为徐国璋，但未记载其所任官职，家世不详，因为其“幼有才色”，被其父献入宫中。从这些情况判断，徐氏出身当不会高。一般而言，凡史籍未记其家世者，多是门第不高，无事迹流传，如是高门显族，则很少出现史书失载的情况。

二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统治者的婚姻不尚阀阅，那么，社会其他阶层的婚姻情况又如何呢？从文献记载看，与唐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自是士庶婚姻，寖成风俗”。有一条史料很能说明这一时期社会风气大变的状况，据《旧五代史·李专美传》载：专美之远祖本出姑臧大房，与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卢氏、昭国郑氏为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轩冕为贵，虽布衣徒步，视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杂他姓，欲聘其族，厚赠金帛始许焉。唐太宗曾降诏以戒其弊风，终莫能改。其间有未达者，必曰：“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耶！”其达者，则邈在天表，夐若千里，人罕造其门，浮薄自大，皆此类也。唯专美未尝以氏族形于口吻，见寒素士大夫，恒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李专美在后晋高祖时历任鸿胪卿、大理卿等职，其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姑臧房，门第高贵，故蔑视公卿，“男女婚嫁，不杂他姓”。他不以门第自高、态度发生根本改变的原因，在于五代时期的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阀阅氏族已不再是人们追捧的对象了。后唐庄宗时，因卢程（？—923）不善文辞，故用冯道（882—954）掌文案，卢程位在冯道之上，又是所谓名家子，遂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邪！”这件事也证明了单纯地依靠阀阅，在五代时期已经行不通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冯道历仕四朝十君，先娶故德州户掾褚讳濆之女，其亡故后，又娶故景州弓高县令孙师礼之女。此二女皆非士族出身。南唐宰相孙忌（？—956），“过淮娶嫠妇高氏，及燕公骈之少女”。高骈，幽州人，其家世为神策军将，亦非士族。南唐另一位宰相宋齐丘（887—959），为烈祖李昪之谋主，其“平生无正娶，止以倡人为偶，亦封国”。有人根据《五代墓志汇考》一书所收的墓志统计，在二十一位明确记载了婚姻对象的士族大姓男性墓主中，只有七位与士族结为姻亲，其中与五姓七望联姻的只有一位，其余均娶非士族女子。在十八位士族出身的女子中，与士族通婚的仅有三位，其余都与非士族通婚。而这十八人中，有十人出身于五姓七望之家。这说明，即使五姓七望之家也不再坚持互通婚姻了，唐代流行的婚姻崇尚阀阅的风习在这一时期彻底改变了。通观五代十国时期的婚姻趋向，大体上具有如下五个特点：

其一，崇尚当世冠冕而不重阀阅。这种事例，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后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刘鄩与朱温养子冀王、河中节度使朱友谦联姻，后唐宰相刘昫与另一宰相冯道为姻亲之家，后唐雍王李重美与汴州节度使范延光结为亲家，后晋邓州节度使皇甫遇与镇州节度使安重荣结为亲家，后汉天平军节度使高行周与邺都留守杜重威为儿女亲家，唐明宗之子秦王李从荣娶鄜州节度使刘仲殷之女，等等。以上这些人在当时虽然政治地位颇高，但从门阀的角度看，不要说与唐代尊崇的山东五姓相比，就以所谓“四姓”尺度衡量也差之甚远。关于“四姓”，是北朝以来对所谓“郡姓”等级的一种界定。史载：“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以上这些人在当时的地位有的与上述的“膏粱”“华腴”相当，至于“甲姓”以下则远不在话下，但是如以三世而计之，则无一家达到这一标准。故以上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的体现，只不过仅看当世而不顾阀阅而已。其二，因政治而联姻。这种婚姻类型在中国历代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非独五代如此，只是这一时期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例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为了抵御强镇侵扰，遂与西川节度使王建联姻。襄州节度使赵匡凝“东与杨行密交通，西与王建结婚”，以抵御朱温的军事威胁。后梁贞明三年（917），“闽王审知为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延钧娶越主岩之女”。越主岩即南汉皇帝刘龑。又如，晋王李存勖“过定州，（王）都马前奉迎，庄宗幸其府第曲宴。都有爱女，十余岁，庄宗与之论婚，许为皇子继岌妻之，自是恩宠特异，奏请无不从”。王都时为镇定节度使，李存勖正与后梁争夺河北地区，故不计王都出身微贱，主动与其联姻。后唐明宗时，东川节度使董璋欲谋叛，“先遣使持厚币于孟知祥，求为婚家。且言为朝廷猜忌，将有替移，去则丧家，住亦致讨，地狭兵少，独力不任，愿以小儿结婚爱女”，孟知祥许之。以上都是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而联姻的。还有一种情况，即为了捞取政治上的好处而结亲。例如，后唐右卫上将军朱汉宾，为了取得时任枢密使的安重诲（？—931）帮助，“汉宾密令结托，得为婚家”。卢损进士及第，长期不得升迁，“（李）琪有女弟眇，长年婚对不售，乃以妻损。损慕琪声称，纳之。及琪为辅相，致损仕进”。卢损为范阳卢氏之后裔，门第高贵，但是为了升迁竟愿意娶李琪眇目之妹，可知此时山东五姓已经不再以门第自高了。这是所谓士庶通婚的最典型事例。还有一事，很能说明这一时期士大夫在婚姻方面的选择。史载：

（敬）翔妻刘氏，父为蓝田令。广明之乱，刘为巢将尚让所得。巢败，让携刘降于时溥。及让诛，时溥纳刘于妓室。太祖平徐，得刘氏嬖之。属翔丧妻，因以刘氏赐之。及翔渐贵，刘犹出入太祖卧内，翔情礼稍薄，刘于曲室让翔曰：“卿鄙余曾失身于贼耶，以成败言之，尚让巢之宰辅，时溥国之忠臣，论卿门第，辱我何甚，请从此辞。”翔谢而止之。刘恃太祖之势，太祖四镇时，刘已得“国夫人”之号。车服骄侈，婢媵皆珥珠翠，其下别置爪牙，典谒书币聘使，交结藩镇，近代妇人之盛，无出其右，权贵皆相附丽，宠信言事，不下于翔。当时贵达之家，从而效之，败俗之甚也。敬翔（？—923）为梁太祖朱温的主要谋士，位居宰辅，其明知刘氏与朱温有染，却不敢拒绝其赐婚，当然是出于政治上的顾虑。其三，联姻以求财。这一时期婚姻的另一个趋向就是多求聘财，所谓欲结婚姻，“厚赠金帛始许焉”。就连皇室也是如此。例如，后晋赵在礼（882—947）历任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鉅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在诸帅中最为豪富，“帝力其富，为皇子镇宁节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礼自费缗钱十万，县官之费，数倍过之”。为了多求聘财，甚至连死人也不放过。这一时期冥婚盛行，女方之家之所以同意与死去男子举行冥婚，就是为了获取聘礼。为了抑制这种风气，唐明宗长兴三年（932）专门颁敕规定：“士庶冥婚准敕不行。”然而，这种风气并非一纸禁令所能制止的。其实，通过婚姻求取钱财，历代皆有之。唐朝为了抑制这种风气，曾规定“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即对男女双方都有所限制，然效果并不佳。五代时期是否有这样的规定，由于史料散佚严重，不得而知。影响到宋代，这种风气竟愈演愈烈，以致于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批评。蔡襄（1012—1067）说：“娶妇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袁采（?—1195）在《袁氏世范·议亲贵人物相当》也说：“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苟人物不相当，则子女终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关于这种情况，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在此不赘。其四，婚姻重科举。五代十国时期，武人势力极度膨胀，各国的统治者上自君王，下至将相大臣，多是武人出身，文人只有依附于武人集团才能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自隋唐长期形成的重视科举的风气，对这一时期的影响仍然很大，尽管战乱不息，但科举取士却仍然坚持不辍。从后梁建立的开平元年（907）起，至显德七年（960）止，五十三年间共有四十七年举行了科考。这是十分不易的。马端临（1254—1323）也指出：五代“至于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固未尝废也”。在十国中凡不奉中原王朝为正朔者，大都举行过科举，如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清源军等；南唐甚至在宋军围城的情况下，仍然照常举行科举考试，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科举及第者尤其是进士及第者，更是受到社会的追捧，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成为人们择婿的最佳对象。受唐人从进士中择婿风气的影响，五代十国时期仍然继续了这种风气。为了抢得头筹，甚至出现了榜前择婿的情况。所谓榜前择婿，“往往是女方在判断某举子将来登第势在必得的前提下先下赌注,抢先与举子订婚事,以期脔个有科名的佳婿”。例如江南钟辐，“金陵之才生，恃少年有文，气豪体傲”。这样的才子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时樊若水女，才质双盛，爱辐之才而妻之”。不久皇帝开科，钟辐赴洛阳应试，“果中选于甲科第二”。又如髙越，“将举进士，文价蔼然，器宇森挺，时人无出其右者。鄂帅李公贤之，待以殊礼，将妻以爱女”；但是高越不愿成为脔婿，不告而去，后来投奔南唐，“与江文蔚俱以词赋著名，故江南士人言体物者，以江、髙为称首焉”。也有先成婚后及第的情况，如郑雍娶白州崔相公女为妻，由于其品格高尚，“士林以此多之，美称籍甚。场中翘足望之，一举中甲科”。五代的这种风气是唐以来进士地位不断提升的结果，并对宋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人赵彦卫说：“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壻甲科。”反映了宋人重视科举与资财的婚姻观念。

三五代十国时期婚姻不尚阀阅的变化，与这一历史时期旧士族的衰败不堪有着直接关系。早在唐代，所谓五姓七望就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用唐太宗李世民（598—649）的话来说：“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其子孙入仕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只是由于人们传统观念的作祟，仍将其视为高门大族。有唐一代，关陇士族在政治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武则天（624—705）的打击和压制，尤其是“安史之乱”的打击，其势力已经大大地衰落了；再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致使其遭到了灭顶之灾，延至五代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时期旧士族的余绪虽有遗存，然不仅失去了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而且连其之所以称为士族的依据即所谓谱牒也散失无存了。据《石金俊妻及妻元氏合祔墓志》载：“夫人姓元氏……值唐季丧乱，家没于兵革。……族谱世系，与家俱丧，故莫得详焉。”这是指河南元氏的情况，其实也是整个旧士族的写照。在这种情况下，欲想在婚姻上继续保持崇尚阀阅的风气，已经失去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有人根据《旧五代史》列传记载的政治人物进行统计，唐代士族及后裔仅有四十余人。此书列传共收录了政治人物五百零六人，唐代士族大姓仅占总数的不足百分之八，相当于《旧唐书》记载的士族人数的五分之一。可见其已经衰落到何种程度。而且，这一时期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中竟无一人出身于旧士族。因此，旧士族的没落及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使婚姻崇尚阀阅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了。五代十国时期短短的数十年间，战乱不息。在中原地区走马灯般地更换了五个王朝，其中后唐一朝四帝却是三姓之人，每次帝位的变更都免不了战乱；南方又先后分裂为九个政权，相互之间攻城略地，战火频繁。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士大夫阶层也不能幸免。白马之祸，一夕之间，大批士大夫被诛杀，投尸于黄河，使士大夫们胆颤心寒，对政治唯恐避之不及。所谓“唐兴，迨季叶，治日少而乱日多，虽草衣带索，罕得安居。当其时，远钓弋者，多走山而逃海，斯德而隐者矣”。然而，真正隐居不出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士大夫还是要面对残酷的现实的，史载：“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谓严刑、征科、责任、驱役四事也。”严酷的社会环境，使其生存尚未不易，更遑论什么门阀、士族之类。在这一时期，士庶的界线早已被打破，动荡的社会使士族、寒庶、小姓等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地升降变化，客观现实使所谓的阅阀婚姻再也无法继续维持了。五代十国时期，各社会阶层的升降变化也最为剧烈。与唐代“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各朝各国之君大都出身寒微，如朱温、王建出身流氓；李存勖虽出身于沙陀贵族，但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都是出身卑下的沙陀军人；郭威是黥面罪犯，高季兴是家奴出身；钱镠出身农家，为了攀附前代名家，竟冒认唐朝家奴出身的钱九陇（573—645）为祖先，从而贻笑后世；杨行密（852—905）是走卒，李昪是流浪孤儿，闽国的开创者王潮兄弟出身农家；南汉刘氏为波斯商人后裔，楚武穆王马殷（852—930））亦是军卒出身；孟知祥之祖孟察、其父孟道，“世为郡校”，可见其亦出自于军人家庭；北汉主刘旻（895—954），“少无赖，嗜酒好博，尝黥为卒”，其为刘知远同母弟，故知其亦为沙陀下层军人出身。这些情况都说明，这些帝王的出身比唐代藩镇还要等而下之。因为唐末农民战争后，新兴的藩镇打倒了老藩镇，于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统治阶级又换成了一代新人。国君出身微寒，辅佐的将相大臣的出身也大多不高，或为寒门庶族，或为下层军卒，或为落第文人，甚至不乏商贾贩夫、家奴赘婿之流。他们通过投靠藩镇，随着藩帅升为天子而跻身于将相。只有一小部分人为旧士族余绪或科举出身，也是通过攀附于武人集团，才能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思想观念也不同于以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撰修《五代史记》的欧阳修（1007—1072）说：“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又说，五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一句话，五代时期社会观念大变，传统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大打折扣，反映在婚姻观念上便是不再崇尚阀阅，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一时期人们的婚姻观虽然仍保留着等级性的特点，但却更加注重现实的利益和时下的地位；在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中，现实性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