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一个鲜明烙印在浩瀚悠久的中国文化上的文化印记，一个数千年流传不息的文学符号，一个屹立长存于精神长河上的不朽丰碑，它的精神意志，它的人格追求，始终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天下苍生鞠躬尽瘁，为万世开太平之业。它不仅仅是一篇诗歌总集或者一种文学体裁和流派，这对它来说太过狭隘。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文化的深层基础——以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和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为中心，后世的模仿者，继承者甚至更多的文学大家，一同凝聚了在中国士人心中始终铭记的楚辞精神。

读懂楚辞，必先读懂离骚，读懂离骚，必先读懂屈原。何为离骚？离者，罹也，骚者，忧也，故离骚即为遭遇忧愁忧患。其余解释也有离别的忧愁等等。何以离忧？忧何处而来？
身世显贵，为高阳帝之苗裔，楚国之世家公子。良好的贵族教育和修养让屈原有了端正的品性，宏大的志向。后又任左徒，在朝中深得楚王器重，在民间为黎民百姓崇敬“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前途无量，大有可为，屈原满怀壮志，渴望一扫楚国之旧俗，变法图强，以雄立诸侯之中，同强秦分庭抗礼。
但是，他后来发现，以前看似贤明的怀王其实昏庸至极，朝臣个个阿谀奉承，口蜜腹剑，早就被权势，地位和金钱迷惑，被高位带来的巨大利益蒙蔽本心。屈原不甘，“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毫无疑问被怀王疏远，忧愁愤慨之下作出千古传颂的《离骚》，一文一墨，无不是他在倾泻自己的愤怒，忧愁，坚定和不可屈服信念。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从小接受的贵族教育，以及他自身对美好品质操守的追求，一直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面对“世并举而好恶兮”的时代，他的力量太过渺小，他根本无法和一个时代抗衡。但是，美好的品质和操守无法让他与小人谗臣同流合污，这就是离骚中的一个主要义旨——对美好品质和高洁志趣的坚守。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楚地的香草和美丽的女子，都让人感觉到如沐春风的美好。而在离骚全诗中，它们也是诗人自始至终都追求着的事物。事实上，诗人实则是在诗中寄寓了对高洁志趣和崇高政治理想的追求，还有对明君的渴求。杂草丛生，美人迟暮，香兰芜秽，整个世界似乎涌起了肮脏与污垢的浪潮，与他对抗。可即便“謇朝谇而夕替”“荃不察余之中情”，他还是无法割舍下他对高洁志趣的坚守，“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一种人格魅力，也为后世的士人和文人墨客推崇备至。

以香草美人寄寓心中之志，高洁之行，正由离骚而始，这在文学史上被称为“香草美人”文学传统，影响极其深远。

古人常言《诗经》和《楚辞》为文坛双璧，一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一个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皆是中国文学的源流，滋润育养了后世无数喷涌而出的文思灵感。楚辞的浪漫不同于流俗凡辈，为矫揉造作的情恋无病呻吟。它的浪漫，上至天玄地黄，宇宙苍茫，下至家国情怀，百姓疾苦，囊括了从己身到万事万物，其格局之大，其辞言之宏阔，已经是再难见到了。

屈原放逐汉北，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心中怆然无比，有感于吾心，欲言发于天地。他将自身对天地万物自然社会的规律的思考和探讨，自己的质疑和批判，还有激荡的愤怒和悲怆，都熔铸于一个个问句之中，像暴风雨一样浩荡，磅礴。诗人本身庞博精深的学识造诣和思考深度也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便是《天问》，我个人最喜欢的楚辞作品，宇宙万物，天地自然，神话意象，古史传说，无不包含其中。它也是楚辞中浪漫主义色彩最鲜明的一部。
诗人与神话中融入自己的深思，疑虑，在仰问苍天之中踽踽求索，寻找着自己渴望的真理，以神话和辞赋，遨游于神秘莫测，又有着无穷真理的精神宇宙，超脱，升华，求索，获得绝妙精神体验，并且能更清晰，更深刻的思考本身和世界。在我看来，浪漫主义的本质便是如此。
同时，神话也增添了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蕴含了很多象征意义，使得楚辞的诗歌有了和诗经截然不同的文学魅力。它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游仙诗，咏史诗，汉赋的铺陈张丽都是源于它。

《天问》一诗中的神话没有太多的象征意义。在《离骚》《九歌》等诗中则有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如《离骚》中，如宓妃，有绒等美人象征了追求的明君贤王。《九歌》中的十神，则是写神鬼夫妇或人神相恋，歌颂了对人民乐康的大同社会的向往。还有更多例子，不胜枚举，就不一一阐明了。

姜亮夫先生曾言：“离骚等十三篇，与九歌十一篇，有一相同之情怀，曰‘宗教情感’”“十三篇之所神祀者，以思想，情愫之景仰为主，从理智分析，得其美蔽善恶之辩。而理想中结构一别然之宇宙，与个人修姱自洁之理想相结合，而欲归依与影从；或个人情思无法处理之时，欲依神圣为自解之计。自神化中有个人理性存在，为高度之自觉感。至九歌十一篇，则全部为神鬼事迹之描写，其写情处，亦纯从神鬼自身事象上立意，或借其神威灵感，以赞叹欣赏之，或借神鬼夫妇燕昵之情，以歌咏之；即有所寄寓，亦仅能于同底窥测一二，非十三篇之直述冀望感念诸之可比。故九歌宗教情感之处理，乃写实化之描写也；十三篇宗教情感之处理，乃理想化之描写也。”此言大有道理。

说到浪漫主义，唐代的李白，西方的雪莱等大文学家都曾在这一文学流派上有过出神入化的造诣，留下了一首首流芳百世的经典诗歌。他们的作品都有着以上所述的共同特点：在超脱世俗后，达到极高精神境界的理性思考；抒发自身强烈的个人情感；瑰丽雄奇的语言，神话典故和意象的运用；象征和夸张艺术手法的运用；以及贴近和着重刻画美的事物等等。特别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和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都鲜明地体现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而早在久远以前的屈原，就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但屈原在他的作品中还凸显了他高度的理性自觉和深思，这一点，比不止上面两位大文学家的众多浪漫主义文学创作者都更高明。李白和雪莱等文学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情感的喷涌更强烈，更恣意，导致他们有时候看起来是在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情感更胜于理性。屈原则像是一位孤独漂泊的哲人，在情感喷涌而出的同时，更多的则是仰问苍天，然后继续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低头踽踽独行。

事实上，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就因为情感的爆发将理性思考摧毁，所以走向了失败，浪漫主义从来不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随意涌泄情感，这只会带来失控，而不是文学创作。

当我们提到屈原，最先想到其实往往不是香草美人，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他身上足以感天动地，岁月不磨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始终不抛弃忠诚，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前路兴亡紧密结合，息息相关的家国情怀，也蕴含了革除旧俗，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往后至今的仁人志士，莫不曾被这么强烈，这么炽盛的精神意志打动。也正是因此，悠悠泛波的汩罗江畔，留下了无数来凭吊甚至朝拜的身影。从数千年前的贾谊至现在的龙舟香粽，谨守于心底的景仰和崇敬，都在五月初五的那一日，献给了江心那一道永垂不朽的伟大意志。

在离骚中，屈原常常嗟叹“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吾忍而不能舍也。”他痛惜“灵修之数化”，欲“来吾道夫先路”而无从施展。于是他被疏远乃至放逐，不得不归隐山林，行吟泽畔。其实他也动摇过，犹豫过，“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他在哀高丘之无女后，也想过离开荆楚，前往其他国家为真正的明主效力，推行自己心中的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同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或说客不同的是，他有原则，有自己的道德底线，而前者只希望取得自己手中的权势，地位和财富，只为君主这个“大客户”服务，而不是心存家国，为黎元之命开大同之天下。同时代格格不入的屈原，除了归隐，再无别的选择。

说是归隐，对他来说何不是自我放逐？目睹了楚国政治腐败，朝臣多为上官、子兰等阿谀之辈后，屈原自身也无意继续为官为政了，但是被君主疏远乃至驱逐一直是他内心的痛处。古人言：哀莫大于心死，此生矢志不渝的信念——忠君报国被无情地摧毁，破灭后，他心中的理想抱负，就再无实现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