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充满惰性懈怠的生物，一旦缺乏压力即会自我麻痹浑然度世。浑然度世不是不好，这本是与世无争颐养天年安生立命的法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算是很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太平盛世，浑然度世能让社会更平和，所谓和谐发展也是指这。但，对有能力者，这样做在乱世必将成为棋子炮灰，不仅可惜了那份天赋也不容易保全性命；对有能力且有大抱负者，自强不息强者恒强也是安生立命保护家国的根本。
《老子》成书的年代，正是孔子开创文事武备，诸侯纷争由贵族游戏走向势力纷争年代，老子觉察乱世将起，我保全自己远离纷争漩涡，辞官归隐山林，途径函谷关为关尹喜所留而写。喜乃当时大能，星象派大家，安定一方的大夫，是有能力也有资格参与这种贵族游戏的（老子觉得自己仅仅是士人，一介平民不宜参与到这种权利势力争夺中，即便参与也只能沦为棋子，不如避世归隐的好，凭自己的名望学识，保全性命不成问题），因此德篇主要针对喜这个大夫而言的算是量身定做探讨如何修身治理天下参与纷争的治国方略。然喜觉得老子这种圣人都避世，自己偏安一隅尚可，为强争胜之路太过遥远血腥，并不符合自己性格，不如跟着老子归隐做学问来得轻松逍遥。是以，《老子》一书得以流传，但《老子》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后世解读《老子》回避了成书年代与阅读对象，出现了很多曲解本意的伪解，使得其蒙尘不少。
《老子》出轰动了当时，最初在大夫间流传，后由士人传入民间，因解读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流派，同时当时不少流派领袖也将《老子》内容结合自身教义加以发扬光大，就此正式进入百家争鸣时代。
儒家嘲笑杨朱学派，有能力不用却只顾保全自身，是自私小人，但是杨朱当时可是公认的道家代表，算是半圣之类的人物岂是儒家所说的那般不堪！实在是道家认为乱世争强应该局限在贵族（即具有王族血统的王侯大夫之流）间，平民（包括士人）不宜介入，从而使得纷争扩大化，使得整个天下落入战乱而加重民众负担。而儒家因为孔子的原因，既有王族血脉却因礼法而无贵族身份的人，才希望混淆士人与贵族之间的界限，从而有机会上位重获贵族地位权力，因此，儒家与其说是佐国不如说是谋国方略，其从开派立说之始就充满了上位者权谋的味道，这也是当时很多士大夫瞧不起孔子的地方，认为其不安本分总想僭越的浮夸之辈，不宜重用。如果不是孟子横空出世，修正了孔子的许多观点，而且恪守士人本分，将儒学变成辅助治国的法门，儒家可能早就没落了。
到后世董仲舒独尊儒术时，依然需要拿《老子》做大旗，但已经曲解很多了，再往后更是有意识的曲解以为儒家所用。到司马迁《史记》时更是弄出了陈胜王的典故，秉持了儒教一贯的造假特性，硬是将以下犯上寻衅作乱说的义正言辞。然而至秦统一六国，权力纷争交接一直仅仅是贵族间的游戏，所谓国战实际上也只是贵族私兵、奴隶参与，与平民并没有什么关系。而儒教为使汉高祖刘邦的天下正义性，不仅篡改了周朝灭商的历史乃国与国的灭族战，更是杜撰出“大楚兴陈胜王”的桥段，如果这段历史属实，无论楚汉谁为天下，作为始作俑的“陈胜王”——君命神授的象征，无论是陈胜乱军还是后世夺权者，这都是极为重要的权力凭证，不会轻易销毁。然而，除了《史记》，这之前没有任何出处记载，之后没有实物描述，很显然此故事就是编造伪作，虽然司马迁对春秋战国历史做了修撰，但受其师董仲舒影响，效仿孔子作《春秋》，利用说历史夹带自己主张。《史记》虽是历史文献，但也是政治作品，有些内容当不得真，是必须清理出去的。
同样，今人读《老子》也不能单纯看文字，毕竟读者不是喜，没有那份身份地位也缺乏那份经略之才，更鲜有对星相学了然于胸的能耐，想当然的解读出现各种偏差就再自然不过了。不过，作为道家学说的巅峰之作，作为影响中国人二千多年思维方式作品，其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辩证思维体系，总能通过客观世界的变化得出相应的解读方式而彰显其正确性，使得这篇作品尤为不凡。由此可见，老子在先秦就公认为圣人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