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十八岁。父亲因另有新欢，和母亲离婚了。父亲走后，母亲天天在我耳边咒骂父亲的绝情，在我心里，我恨父亲的胡闹，也烦透了母亲的唠叨。这一年，我坚决要求搬去学校在读。我变得孤僻，很少讲话，对父亲更是绝口不提。
      2003年，我大学毕业，既没有回到父亲所在的城市，也没有如母亲所愿地回到她的身边。在我的心中，家早已三分天下。我决定留在长沙。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很清静，可是很孤单，在这个大得让我不知所措的城市里，我觉得自己卑微得像一粒尘土，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可能，心里没有一丝归属感和安全感。
      那是上班以后不久的一天，我刚刚走到楼道里，就听到办公室里有人说：听，我们的小马儿来了！我回头看了又看，楼道里就我一个人，觉得很纳闷。走进办公室，我才知道，他们说的“小马儿”就是我。
      大家笑成了一片。原来我背的双肩包上有一串铃铛，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所以大家一听到铃声就知道是我来了，也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马儿”！那个“我们的小马儿”，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那是我在单位第一次开怀大笑，也是和大家融合到一起的开始。
      给我起外号的是我们的业务组长黄力伟，该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个上司吧，他比父亲的年龄大，所以我按长沙的叫法喊他“大伯”。大伯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但是和我谈话的时候，他往往是严肃的。他和我讨论我的未来，讨论年轻人如何不失去进取的锐气；他仔细地检查我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很严肃地警告我，不能放弃在事业上的进取心，不能放弃在专业领域里的努力。他还给了我一长串的名著书目。那个书目条窄窄的、旧旧的，被我夹在日记本里。
      从关心我的工作到关心我的生活，工作之外，他像一个父亲，弥补着我空缺的父母亲情。
      2005年的夏天，我决定给自己买一处小小的房子。长沙的楼盘之多实在看得我不耐烦，但是大伯一处一处地帮我比较，分析利弊，不厌其烦。那个夏天，我全部的记忆就是大伯满头大汗地和售楼处各色人等打交道，了解情况。从楼盘位置、交通条件到户型结构再到装修质量甚至细微到小区的绿化、车辆的噪音……到最后签约的时候，那个楼盘大伯已经陪我去看了第12遍了。售楼小姐由衷地对我说，你看你爸爸，对你多细心。我一脸的苦笑。
      回去的路上，大伯问我，我像你爸爸吗？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恨恨地说，不像！一点也不像！大伯笑了笑，摇了摇头，什么都没有说。
      后来有一天，大伯终于还是问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知道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时候正是“流行性感冒”时期，又闹“禽流感”，整个长沙一片恐慌。单位放了几天假，大伯勒令我离开长沙回到父母身边，不要一个人在长沙乱晃悠。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回谁的身边，或者说回到谁的身边我都不习惯。
      最后，因为大伯觉得火车飞机这些交通工具不安全，而父亲所在的城市离长沙不太远，大伯亲自开车把我送到了父亲住处的楼下，我记得下车的时候大伯拍拍我的头笑眯眯地对我说，这下我就放心了。
      这样的笑，是我心里最美丽的图画。
      2006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和一个老同学在餐厅里喝茶，单位里有同事给我的手机发来一个短信，就六个字——大伯得癌症了！
      这六个字惊得我一下子掉了手里的茶杯，碎的瓷片散落一地。
      我抱着大把的向日葵走在去医院的路上，在楼道里，看到白衣天使笑容甜美地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忽然想起，那次走在楼道里听见大伯说，我们的小马儿来了。那样的情景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喜欢他用“我们”，那让我觉得温暖，觉得亲切，觉得我和大家在一起，我并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