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不动产统一登记后，以《条例》《细则》《办法》和《规范》为主干的不动产登记法律制度验证了笔者的前述分析。比如，《条例》第6条有关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规定，第31条有关不动产登记机构收缴伪造、变造的不动产权属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的规定，突显了公法属性。又如，《条例》第5条有关不动产权利登记能力的规定、《规范》第5.1.1条有关涉及权利顺位的登记簿记载时点的规定，私法属性很突出。再如，这些规范中的登记程序规定、查阅登记资料的程序规定，均属于程序规范。还如，《细则》第85条第2款有关“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书面同意，登记机构不能办理处分该不动产权利的登记”的规定，实际上限制了预告登记义务人的处分权，是典型的实体规范。这些制度是不动产登记法的基础来源，实践又验证它们没有问题，它们理应再现于不动产登记法，不动产登记法因此属于混合法。
明确不动产登记法的混合法定位，意在表明不动产登记法的起草不能像制定纯粹公法、私法、程序法或实体法那样，采用单一的定型思维模式，而是应先准确定性相关制度究竟是公法规范还是私法规范、是程序规范还是实体规范，精准把握其规律、特点和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促成这些制度之间的无缝衔接，构成逻辑自洽的不动产登记规范体系。以登记申请为例，它以自治为基础，是否申请、申请什么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法律无法也无需强制，私法规范的意蕴很明显，但以什么形式提出申请、递交什么申请材料，是判断登记机构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基础，也是判断登记结果是否准确的重要标准，故申请形式和材料规范属于公法规范。申请启动了登记程序，引发登记机构的受理及后续的审查，无疑是程序行为，其应遵循程序不可逆原则，在登记完成后，不容许申请人再撤回申请，不过，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等以登记为必备要件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申请包含着权利人处分登记权利的意思，它还可归为物权行为，应遵循法律行为规范。这样一来，申请在不同侧面和层次上展示出不同的属性，在规范配置时就应分门别类地对应布局和有机衔接，只有这样，才能有序混合而不会错乱混搭。
（二）不动产登记法是公共法
公共法的定位是说不动产登记法旨在调整不动产登记，而不动产登记涉及的法律领域众多，与此相应，不动产登记法必须全面顾及这些领域，与它们相互配合，绝不能限定在某一特定领域，也不能仅以调整登记机构的行为为限，这种跨不同法律领域的特性可称为公共性，故不动产登记法是公共法。
不动产登记以不动产物权为基石，没有不动产物权，不动产登记无从谈起，不动产登记法因此必须调整不动产物权登记。受制于物权法定原则，不动产物权主要由《民法典》物权编以及《海域使用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法律来调整，它们还把不动产物权的得丧变更与登记建立了关联，《条例》《细则》和《规范》对此予以全方位的对接，不动产登记法理应同样如此，全面呈现各种不动产物权登记规范，不能遗漏。这也表明，作为展示不动产物权存续与否或对抗他人的公示机制，登记服务于不动产物权得丧变更的法律需求，没有后者，登记将失去意义。
不动产登记还服务于其他的法律需求。在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基础上，其他相关的财产权也需要登记，如《信托法》第10条把登记作为不动产信托财产权的设立要件，《细则》第106条对此有所体现。此外，《监察法》第25条第1款、《民事诉讼法》第103条和第244条、《刑事诉讼法》第102条和第141条第1款、《行政诉讼法》第101条、《行政强制法》第22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8条第1款第2项、《证券法》第170条第6项等规定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权查封相关的不动产物权，并各有差别地规定了查封的要求、程序、时限等，与此对应，《细则》第9093条、《规范》第18.118.3条专门规定了查封登记。毫无疑问，不动产登记法同样要回应这些需求，既有的规范经验应反映在不动产登记法当中。
为了最大程度实现前述法律对登记的需求，不动产登记法必须与这些法律无缝对接，既不能存在衔接缺口，更不能发生冲突。与前述法律相比，不动产登记法是新法，在制定时应充分尊重既有的法律规定，如通过引致规范有机嫁接这些规定，从而形成严密规整的法律之网。这同时意味着，对于既有的成熟的法律规定，不动产登记法没有必要重复，更不能擅自修改。
不过，不动产登记法是专事调整不动产登记的法律，它与其他法律地位平等，在其他法律对登记的规定有漏缺时，不动产登记法完全能够加以补充，促成制度完备。现实的经验也的确如此，比如，《民法典》物权编和《物权法》虽然规定了预告登记，但未明确其能否限制义务人的处分权，《细则》第85条第2款予以补足。又如，为了实现查封，前述的公权力机关有查询登记资料的需要，相关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细则》第97条、《规范》第20.1条对此有明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