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与去年邢台沙河发生的“11·20”特大矿难有类似之处，那场矿难之后，沙河全部铁矿停产整顿，直接引发的后果是，河北省今年一二月份的铁矿石产量明显下降，期间正值进口铁矿石大幅涨价，当地的许多钢铁企业被迫面临生产成本大幅上涨的压力，损失严重。当地一位矿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曾无奈地表示停产带来的损失已超过千万。
     一起矿难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是深远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是惊人的和不可估量的，这些代价也理所当然地被计入矿难的经济成本之中。
     与这些无形的影响比较起来，看得见的矿难成本目前也在提高，3月3日，河北省政府正式出台文件，明文规定：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标准每人不得低于20万元，并要及时为矿山企业从业人员交纳保险费。而此前，按照政府部门规定的赔偿标准，我省矿工所能得到的死亡赔偿金额最高为4万元。
     此外，最近省政府还出台文件，规定煤矿生产企业需预先缴纳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最高交纳限额为1000万元，如果在12个月内发生两次重大或一次特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管理部门可以决定将该单位风险抵押金标准提高50%至100%。
     很多人的疑问是，政府出台的这些“严厉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住矿难的发生呢？
     “治本”之道在哪里
     “把安全生产风险转化为企业的成本而不是让它成为社会成本”，这是经济学家为矿难开出的药方。对于煤矿这样的高风险行业来说，矿难虽然有一些人力无法抗拒因素，但对于那些严守作业安全生产规程、维持安全生产秩序的矿山企业来说，矿难损失是可控而且可以被最小化。
     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种“可控”是一件实践起来很困难的事情。
     分析已经发生的矿难，可以看到，政府监管部门是否具有获得煤矿安全生产信息的能力，进而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如何，已经成为矿难发生后屡屡被追问的一个老话题。
     行政力量的干预虽能“立竿见影”，但也最易反弹、最不治本，比如对小煤窑的关停并转，理论上说应该最有效。但实际上，却是关不住也停不了—————这就是行政力量的缺陷。
     那么，有什么力量可以做到“强而有力的监管”呢？
     记者在一份资料中看到一段对德国煤矿的描写，德国北部的伊本布伦煤矿，是欧洲最深的煤矿，拥有员工约2700人，工人在下井前，每人都扣上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发射器。发射器的信号跟地面控制中心相连，控制中心能随时了解矿工周围发生的情况并立即采取措施。此外，矿山的安全管理人员全天不间断检测井下安全情况。国家安全生产部门每周到井下突击检查。矿工投保的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也不定期巡查矿井。
     在这里，保险机构的外部监督成为被我们忽略的重要一环。借鉴这些国外的经验，制定由煤矿对职工进行高额度强制保险的法律，使保险公司介入煤矿安全，是在制度方面遏制矿难的又一个积极思路。“因为保险公司拥有安全赔偿的专门知识和专业人员，诱发矿难的不安全因素会因为保险公司对其经营利润的关心而大大减少。”如此这般，保险公司就更关注煤矿安全生产，保险公司可向安全监管部门举报安全隐患。煤矿生产就多了一个专业化、能负责的安全“监理”。
     有专家认为，矿难处理中，政府的角色也面临着转变，从以前的直接救助者、无限责任的承担者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成为规则的制订者、重大事故的独立调查者、安全监管信息举报的接受者。
     记者采访的一些业内人士对河北省近期出台的这两个文件的评价是———在企业层面加大了发生矿难的经济成本，使得矿主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安全生产，原因很简单，一旦发生恶性矿难，面对高额的赔付和风险损失，矿主们极有可能面临“倾家荡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