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这个事例。珍珠港开战时,潘汉年正在上海,日JUN同时攻占香港。如此,在香港的大批中G或亲共人士面临日JUN捕杀的危险。在港的廖承志按照延安的指示撤退在港人员,但经历极其艰难危险,廖不得不指示所有撤退人员遇险时需各人顾各人。潘把分别撤退至内地和上海的方案报经延安批准后,便立即寻求岩井协助。岩井认定这批共方人士将对削弱国民政府起巨大作用,遂完全同意协助潘将他们撤离香港。不但同意给潘所派遣的叶文津出具日夲公函与日驻香港总领事馆接洽,还派遣他的助手德田陪同叶文津前往香港协助办理。在日夲特务机关的通力协助之下,在香港的共方干部与“爱国人士”顺利撤退到内地与上海。
而潘汉年则更进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条件是潘系情报人员“继续为‘岩井公馆’搜集中国内地和大后方的情报。”如果我们知道当年“内地和大后方”泛指国统区的话,理应明白点什么。岩井当即答复“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饭店租房供潘专用,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总领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夲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有所查询”。如此,中G人员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也算人类情报史上的奇迹。在岩井的引介下,日驻华特务总头目影佐祯昭中将也在“六三花园”宴请了潘汉年。当日伪竭尽全力搜捕国方任何派遣及嫌疑人员,一旦落网便严刑逼供然后杀害的情况下,如此礼遇共方情报人员,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