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在冲破了这一思维桎梏之后，我的结论是：两人证言的相同部分大概率是伪证。理由很简单，如果相同的前半部分是真的，那么后半部分，即那两人是谁，答案应该是唯一的，怎么两人的说法又完全矛盾呢？
◆也许有人会反问，既然是两人已经串供了，那为什么不把看到的是谁也串供好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里的串供分两种：
1.两人直接串供：因为他们开始只串供了这么多，即“听到尖叫声，看到两个人”，其目的只是撇清他们自己的嫌疑，至于那两个人是谁，他们商量这件事的时候还没有把握谁没去跑操，所以无法确定，“爱谁谁，反正有两个人”。
2.景茶中介串供：王杨之前商量（可能算不上串供）的内容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笔录（比如，仅仅是他们那天听到的张志超在走廊里对另一人喊“有鬼”这件事），但是在景茶的强大压力下，杨某振按景茶的思路开始乱编“听到尖叫声，见到两个人”并把球踢给王某波，而王某波在景茶的强大压力和穿针引线之下继续顺着杨某振的故事往下编，把那“两个人”具体化为张志超和王广超。
◆相比之下，我认为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更大，逻辑也很简单，如果真的是王杨两个孩子自己串供好的伪证，那么明显的矛盾，景茶就算当场没有发现，事后一年多难道也发现不了，还堂而皇之地呈堂证供？

【接上文】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景茶从中穿针引线帮两人串供，那为什么还允许他们的证词相互矛盾呢？原因有二：
1.景茶是一边询问王杨，一边编“剧本”（至于景茶为什么要这么做，容我后文再分析），而不是事先有完整的剧本，所以有一个慢慢从抽象到具体、由粗线条逐渐加入细节的过程，所以才会出现杨某振先说“两个不认识的人”然后王某波后说“张志超和王广超”；
2.景茶刚开始并不知道杨某振实际上和张志超和王广超都很熟，所以并没有意识到杨某振的“两个不认识的人”和王某波的“张志超和王广超”实际上是完全矛盾的。

让杨，去教室辨认，。

【接上文】
◆意识到王、杨两人后半段证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之后，无奈之下，景茶就让杨某振改证词，意图消除两人证词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把“两个不认识的男的”改为“看不清”，这样和王某波的“张志超和王广超”就不存在矛盾了。
◆但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矛盾，如果厕所门口那两人中其中一人是张志超，那么杨某振明明看到张志超往南后“就”下楼了，怎么又立即在二楼楼梯口见到张志超呢，瞬间位移？又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怎么办呢，无奈，让杨某振继续改证词，改为看到“那两个人”往南走后，杨某振和王某波又回宿舍呆了几分钟再出来去教室，这样，给张志超从教学楼中间楼梯绕一大圈又回到宿舍（西侧的二楼楼梯口）留下了时间窗口。

如果说2月11日王杨两个人的证言是相互矛盾、相互否定，是1-1=0的话，那么8月19日，两人的证言被修改成了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是1+1>2。这是谁的功劳？如果景茶不传杨某振再次作证，杨某振会自己主动去再次作证吗？另外，同样的证词，有必要半年后再问一遍吗？很显然，是因为原来的证词景茶不满意，又不能直接自行修改，所以只能让杨某振修改，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晰。

也就是说，合理推测，王杨两人的证言的前半部分是在两人被询问期间的3-4小时内就基本完成了统一的剧本，而后半部分是在半年以后通过不断修改剧本才勉强完成统一。

总而言之，假的毕竟是假的，改来改去，最终还是按下葫芦起来瓢，破绽百出，只要网友仔细分析各人证词和供词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

既然王杨证词描述的基本事实大概率是假的，那么他们的证词内容本身对还原当天发生的事实真相就毫无意义了。进一步讲，分析他们俩证词的现实意义，仅在于还原这些假证词的形成过程以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至于王杨证词的形成原因，简而言之，就是王杨急于为自己撇清嫌疑的需求，和景茶急于找一个凶手“破案”的需求，两者之间找到了交集，从而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从以上分析可以顺便得出，水军“非张即王”的谬论是极其可笑的，难倒不可能张不是凶手，而王也与凶手无关？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本案当年最大的可能性是，无论是张志超也好，王某波也好，大概率都是无辜的，冤案最大的始作俑者，就是临沭景芳。至于其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杀良冒功还是为掩护真凶而徇私枉法，现有证据尚无法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