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与王子的友情】
我们今天这一讲是讲曹丕。这一讲的题目叫作“欢乐深处的忧伤”。
在公元前430年，在雅典发生了两场大瘟疫。诗人索福克勒斯受到启发，就以瘟疫为背景，写作了著名的《俄狄浦斯王》。
他设计了一个很具有悖论性的开端。因为俄狄浦斯王恰恰是以他的智慧回答了狮身人面的女妖斯芬克斯的问题，所以他成为了忒拜的僭主。在他统治之下，忒拜风调雨顺十五年。可是在十五年之后，忽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瘟疫。
这一次，俄狄浦斯王没有办法再通过他的智慧、他的理性来拯救城邦，所以他不得已只能够去寻求神的帮助。《俄狄浦斯王》这个故事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它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如何在命运面前反思理性的傲慢?
建安22年，中国也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瘟疫。建安是东汉的汉献帝的年号，当时是曹操以丞相的名义来主管天下的政权。
东汉末年是瘟疫的高发期。根据历史书的记载，从建安初年到建安22年，总共发生了五次大的瘟疫，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这么多的瘟疫的发生，它在文化史上首先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它导致张仲景写出了《伤寒论》。
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里面就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的家族是很大的，向来都会有两百多个人。可是自建安年间以来，还没有达到十年，这两百多个人中间就有三分之二已经去世了，而去世的人里面又有十分之七是因为伤寒而死去的。
对于这样一个名医的家族，瘟疫都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那么对于普通人它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曹植有一篇文章叫作《说疫气》，就讲了这件事。他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意思是说，建安22年的一场瘟疫之中，中原的家族中间几乎就没有可以幸免的。几乎是每家人家都会有人好好地活着然后就仰面倒下了，每个房间里面都传出来哭泣的声音。因为瘟疫有传染性，常常是一个人遭受瘟疫，整个家族都受害，很多的家族就因此而灭门了。
可是曹植这篇《说疫气》后面写得很有意思。曹植说，据我观察，这些受到疫气伤害的，主要是那些衣食无着的贫困家庭，富裕的家庭往往不太受到疫气的伤害，为什么呢？他后面讲了一通很科学的话，他说疫气的流行是因为寒暑失调。那些愚蠢的百姓，他们以为瘟疫是温神、厉鬼带来的，所以他们把桃木刻成符，挂在门上，希望以此来躲避瘟疫。这当然是没有用的。
曹植的《说疫气》在后来有很高的评价，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很唯物主义，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很关心民间疾苦。
可是我就很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在建安22年的这场很大的瘟疫中间，有四位很重要的诗人去世——“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我们现在去看他们在活着的时候那些交往的文章，会发现曹丕也好，曹植也好，他们和“建安七子”的关系都很好，他们都是朋友关系，可是曹植没有提到这样一件事情。
建安22年的这场瘟疫，它不但带走了“建安七子”中一半以上的诗人，还改变了文坛的整体风格。如果我们要背文学史，文学史就说建安文学的前期和后期不一样：建安文学的前期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可是后期就变得消极，就表达了各种生命短暂、生命无常之感。这样的一种变化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瘟疫。
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建安年间，除了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之外，另外七位最重要的诗人，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位之外，还有孔融、王粲、阮瑀。民间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孔融，就是“孔融让梨”的那个小孩，他长大之后就变成了“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就是阮籍的父亲。
“建安七子”他们为什么重要呢？根据鲁迅的一篇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的说法，他说“建安七子”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就是他们带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
什么叫作文学的自觉时代？就是说在建安年间之前，没有人认为一个人可以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生追求。我们会看到《诗经》，也会看到《楚辞》，可是我们不知道《诗经》的作者是谁，因为它没有署名。《楚辞》我们知道它有一部分的作者是屈原，可是屈原他没有想要把诗人作为他的人生目标。
到了汉代，有汉乐府，汉乐府写得很好，很多是文人写的，可是它没有署名，我们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一直到了东汉末年有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写得是精美绝伦，而且它的质量是相当地平衡。
后来的这些文学评论家，他们把他们能够想到的所有最好的话都拿来表扬《古诗十九首》。比如说像《文心雕龙》就说《古诗十九首》是“五言之冠冕”，所有五言是中间最好的。《诗品》就说《古诗十九首》是“一字千金”。明代的胡应麟说，这些诗它只是诗而已，可是它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到清代的陈祚明就说《古诗十九首》是“千古至文”。
可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古诗十九首》，我们还是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好像它们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完全没有这个需求要给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
那这样一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就是从“建安七子”他们那个时代发生了改变。“建安七子”开始给他们自己的诗歌署名。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人生和文学追求之间的那种对应关系。从此之后，文学史就不再是群体的历史，而是个人的个性表达，它开始追求个人的风格差异，它要留下个人的生命的痕迹。
这就是“三曹”和“建安七子”他们给文学史提供的一种重要的影响。

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发展到建安时代，一千多年，人们终于走进了那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可是在一场瘟疫中，“建安七子”中间的四个就去世了。
我发现建安22年的那场瘟疫，其实不是从任何医学文献发现的，而是从曹丕的一篇散文发现的。这篇散文就是《与吴质书》。曹丕他写过好几篇很好的抒情散文。
大概在魏晋以前，是没有像晚明的袁宏道、张岱那样有意识地来写作抒情散文的这样的作家的。所以魏晋时代的抒情散文是什么？它其实就是私人书信。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去找魏晋时代最接近于抒情散文的东西，就是在《昭明文选》里面的《书》这一部，“书”就是指书信。
正因为这样的一些文本，在写作它的时候，不像后来的人那样有一种要去写给大众看的意识，就是一种很私人的表达，所以它反而表达出了一些最私人、最真切、最不足为外人道的情感。
而且昭明太子真的是非常有眼光，我们现在去看《昭明文选》的《书》这一部，我们就会看到他选的文章，第一篇是李陵的《答苏武书》，第二篇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第三篇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所写的《答孙会宗书》。这三篇文章是真正意义上的“千古至文”。就是任何时代的人去看，都觉得让人非常地感动，觉得它们非常地精美，甚至觉得它们非常地高尚。它们是这样的文章。
在这三封书信之后，下面就是孔融、朱浮、陈琳、阮瑀各一篇，这里面就有“建安七子”中的四个人。再接下来就是曹丕的三封信。所以曹丕他是以抒情散文比较多地被选进《昭明文选》的作家。而曹丕的三封信里面有两封都是写给吴质的。曹丕和曹植他们都给吴质写信，这个很有意思。
好，我们先看第一封：《与朝歌令吴质书》。这篇文章其实写得还是有一点长，但是因为写得太好了，所以我们要读一下。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弛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意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丕白。
我们看曹丕他这个人，他不管是写诗还是写文，都有一种特别沉静、优雅、温厚这样一种调子。所以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说什么？他其实是在一个夏初的时候写的信，曹丕当时是一个王子的身份，还不是一个太子。他写给当时在当朝歌令的吴质。吴质的字叫作季重。
朝歌在什么地方？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南淇县。所以是一个王子给一个淇县的县令写信。他说，你最近身体好吗？我和你之间隔得没有很远。其实这两个地方之间的距离还是有点近。可是我们各自在各自的官职之上，也不方便经常走动，因此“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这个写得很好。他说因此我对你的这种思念的情感常常是难以忍受的。
而且“足下所治僻左”，你现在工作的那个地方还是很偏僻的，因为偏僻，所以我们之间的书信来往变得越来越少。就“益用增劳”，“益用增老”就是说让我对你的思念变得更加地强烈。
所以我们看，这只是一封书信开头的寒暄，可是这个寒暄写得非常地有温度，有分寸，不夸张。
这封信的主体部分其实是第二段，就是“每念昔日南皮之游”，南皮在山东的北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一起在那个地方玩耍。所以这封信的第二段它写的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怎么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他们是怎么玩的呢？他说是“妙思六经，逍遥百氏”，这两句是讲读书，六经是指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妙思”是说深思。他们虽然读儒家的书，对儒家的书很尊重，但是儒家的思想它不是统治性的，不是排他性的，所以他们还可以自由地在诸子百家中间选择去阅读。所以他们讲读儒家的时候比较尊重、比较认真就是“妙思”。而当他们去读诸子百家的时候就比较自由，那就是“逍遥”。所以就是“妙四六经，逍遥百氏”。
而且他们不仅仅是读书，在读书中间他们还做游戏。游戏就是“弹棋”和“六博”，“弹棋”和“六博”都是带有一定赌博性质的棋类游戏。可是他们又不沉溺于赌博之中，因为他们一边在玩，一边还在聊天，还一边在高谈，进行义理性的探讨。而且他们的耳朵还听着音乐，听着哀筝的音乐。
曹丕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作家。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里面，他讲的“娱心”，讲的“顺耳”，讲的“逍遥”，都值得来深说。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高谈阔论都是为了展示自己，为了争夺胜负，为了炫耀机辩。可是高谈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了“娱心”的程度，它就有一种心意相通、心心相惜之感。
而他后面讲到“哀筝顺耳”，这也写得很好。因为他不是说我们去听快乐的音乐，不是去听悦耳的音乐，而是去听哀伤的音乐，而这个哀伤的音乐不是来取悦你的，它是让你觉得顺耳。什么是顺耳？
这里面就好像是，在一种快乐的极致的时候，反而需要一些哀伤的音乐，他才能够去共情那个心灵的整体。所以这是曹丕以他特有的敏锐性和他的语言的准确性所写出来的话。
因此像顾随他就说，“中国散文家内，古今之中无一人感觉如文帝之锐敏，而感情又如此其热烈者。”
我们后面会讲到曹丕他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写这种“乐极哀情来”的这种感受，比如说《善哉行》说“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好像他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的心灵在极乐之时，就会无可避免地感受到那种很鲜明的哀伤的感觉。
前面是讲在读书的时候，讲的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活动。后面就讲更加带有青春动感的一段生活，就是“弛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这个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讲贵族青年的游宴和游猎的生活。
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曹丕和曹植的诗文写得非常地不一样，可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常常是一样的。所以曹植在他的名作《名都篇》里面这样写（因为《名都篇》很长，我们就看其中的一部分）：它的上半部分就是写“弛骛北场”，下半部分就是写“旅食南馆”，可是曹植他是怎么写的呢？他是从外在写的，他是铺陈景物的，他是追求气势的。所以当你去看曹植写的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你会觉得他的那种推进非常地迅速，它会带给你一种活力。
所以当曹植来写这段话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这段话，他说是“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没有人像他这样写，他写的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这些贵族青年早上出去玩，早上我们还在东郊这个地方斗鸡，可是斗鸡它又不讲结果，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好了，所以他们不是那么争胜负的。可是斗鸡斗了一半之后，忽然觉得跑马也不错，就跑到树丛中间去跑马。然后跑马也才只跑了一半，忽然间看到两只兔子从前面跑过去。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跑去追兔子。他们追兔子的时候，他们是用那种很夸张的、就是上面带着哨子的那种箭，所以他们拿箭去射的时候就会有很好听的声音，非常地有气势。他们一边射兔子一边就这样上了南山。可是我们要知道开头的时候他们还在东郊，这个时候已经跑到南山去了。
他有没有追到兔子呢？这个事情也不管了，因为他忽然间又看到了天上飞过去的鸟。 而曹植又是非常喜欢在诗里面炫耀自己的武艺的。他说他的武艺特别好，他就“左挽因右发”，就是他骑在马背上，然后先往左去瞄准一下，然后往右去瞄准一下，最后发现往右瞄准那个角度比较好，他就射了一支箭出去，一箭双雕。然后两只鸟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曹植的写法。你读他的诗你就会觉得很快乐，你也不知道快乐在什么地方，但是他那种不断推进的速度，他那种在每一句中间给你不同的感官的刺激，就会带给你一种很有活力的感觉。
而曹丕他不这样写，曹丕就写四个字，就是“弛骛北场”就好了。所以曹丕他是从内在来写的，他不太给这种感官的诱惑。
下面曹植就讲说，我们白天不是已经游赏完了吗？游猎完了吗？那晚上我们就要去吃饭了，吃饭是什么样的呢？“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这十个很难写的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鲤鱼切的鱼生，就是鲤鱼的生鱼片，还有虾羹，还有爆炒甲鱼，然后还有烤熊掌。
同样是食物，曹丕怎么写？曹丕就写“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他只说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甜瓜，一个就是李子。可是这两句话里面，他把那种甘甜的滋味，那种朱红的颜色，那种泉水的清凉，那种夏天的环境全部都写到里面去了。
在完成了这样的旅食和游宴之后，曹丕他要写我们是如何经过一个白天进入到夜晚中间去的。李白写《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里面就说“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我们白天玩够了，晚上还要继续来玩。所以曹丕下面就写“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从白天进入到夜晚的这样一个过渡。

下面就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前面不是都在写快乐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决定到夜晚中间去继续白天的快乐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沉入到了一种忧伤的情感中间去。
所以这个时候，那些马车的车轮就开始变得很慢很慢。那些跟从他们的人，跟从他们的人在那个时代被设定为是不像这些贵族子弟这样敏感的，是比较愚钝的，可是这些跟从他们的随从，他们居然也好像受到了感染，他们也不发出声音。这个时候他们就感到了夏夜的风的吹起，他们就听到了很远的地方的胡笳的乐声，而且是悲哀的乐声。
所以曹丕就再一次说“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其实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没有任何契机的，他就觉得哀伤又到来了。
这个时候曹丕他就“余顾而言”，他就看着他的那些朋友，跟他们说“斯乐难常”。“斯乐难常”是曹丕当时说的话，说我们的快乐是不会长久的。可是曹丕这个时候才只有二十几岁，一个二十几岁的王子他说这样的话。
“足下之徒，咸以为然”，吴质这些人当时就表示同意。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同意，还是因为这个话是王子说的，所以他们就同意了。
显然像吴质他们当时的这种回应没有让曹丕感到满意。所以在很多年后曹丕要给吴质写这封信，说“今果分别，各在一方”，你看，我当时那种“斯乐难常”的预感成真了吧？我们今天果然就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而且我们当时一起玩耍的人中的“元瑜”，就是阮瑀，他已经在建安17年的一场瘟疫中间死去了，所以他说“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曹丕写这封信给吴质，他其实是要表达一种生命的虚无之感。相比于短暂的人生的快乐，死亡显得无比漫长；相比于荣华富贵来说，人死后你甚至不能说他变成了什么，所以曹丕只能说他化为异物，化成了另一种东西，我们连化成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
这样一封信，哪怕放在《昭明文选》的《书》这一部中都是很特殊的。因为它不讲任何一个具体的道理，它也不讲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件，它就是讲一种哀伤的情感，就是讲对于往日之乐的思念，和对于人生的这种整体性的悲哀的领悟。
因此顾随先生他就说：“魏文帝之《与朝歌令吴质书》只是抒情，虽为散文而有诗之美，可称散文诗。”他又在另一个地方说：“哀者，乐之极也。必感觉锐敏、感情热烈之人始能写出……文章写到这儿，不但响，且越来越高、越来越深、越来越远。”
曹丕写了这封信给吴质之后，吴质给了他什么样的回答呢？我就去查了吴质的文集，然后就看到吴质给他回了一封信。前面的一半是说，年轻的时候和太子你一起游玩真是太荣耀了，然后后面说你不要忘了什么时候有机会就把我调回到首都去，不要让我在这里当官了。然后对于曹丕在书信里面写的所有的多愁善感吴质一句都没有提。
然后又过了三年，曹丕又给吴质写了一封信。天呐，我觉得太不好意思了，曹丕为什么老是要给吴质写信。他过了三年又给吴质写了一封信，他这封信写在什么时候？就是写在建安22年，就是建安22年的那一场瘟疫结束之后，他给吴质写信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曹植讲建安22年这场瘟疫的时候，他说富贵之家不受伤害，只有那些愚蠢的穷人才受伤害。可是曹丕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认为他有很多的“亲故”在这场瘟疫中遭受了灾害，而且他感受到了这场瘟疫对于他个人生命的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就是“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徐、陈、应、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建安七子”中间的四个。所以他说“痛可言邪？”在另外一个版本里面是写的叫作“痛何可言邪？”写得要更加深切，就是，我这种痛苦就没有语言可以表达。
后面他又把前面那封《与吴质书》里面的话重新说了一遍，说得比较简单一点，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这一段话就是前面的那封信浓缩成了这句话。就是我们当时年轻玩耍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地快乐。可是他后面又说，我们当时是“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当时那么年轻，那么欢乐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被赋予了一百年的寿命，然后在这一百年之内我们是可以互相珍爱，互相保重的，这就是我们应得的东西。可是没有想到，“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哪有一百年？只有几年的时间，人已经剩得差不多了，所以是“言之伤心”。
曹丕就说这些人死了，我做了什么呢？我就把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章编成了一个文集。可是当我把这些文集打开，我在看姓名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成为“鬼录”了。陶渊明的诗里面说“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所以我觉得陶渊明其实在写作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曹丕的影响。昨天我们还是朋友，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录鬼簿。
可是，“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所以我们看，当他一个朋友去世的时候，他还说得比较客气一点，说“元瑜长逝，化为异物”，他现在说他们已经化成了粪壤。
后面他写了很多的东西，写了什么呢？这封信后面的大部分都是他一一地回忆这些朋友他们个人的人格特征和他们的文学特点。写完之后他就说，说他自己，他说我虽然才只有30岁，我的头发也没有白，可是我的心已经像一个老翁一样了。而且我觉得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有像昔日那样地游玩了。他就把这封信写给了吴质。
那么吴质是怎么样回复他的呢？吴质继续写了一封信，前面又说了一通，当时跟太子一起游玩真是太荣耀了。然后后面就照着曹丕表扬那些人的话，把那些人表扬了一遍。最后提醒曹丕说，你有机会的话不要忘了，给我升个职，就是这样子。
曹丕对吴质失望不失望不知道，反正我是对吴质挺失望的。但是我觉得曹丕是不满意这样一种回复的，所以曹丕又和王朗写了一封信。曹丕在给王朗的信里面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所以我们会发现，曹丕他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一个非常敏锐的感受，一个非常通透的认识。就是他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他是一个太子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能够意识到，我是什么特别的人吗？如果所有人所遭受的命运都是那样短暂脆弱的，那么王公大臣也没有办法幸免，为什么我偏偏就是能够长命百岁的人呢？
中国的皇帝从秦皇汉武一直到唐宗宋祖，每一个人都“服食求神仙”，都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老。可是，曹丕在他还是一个太子的时候，他只有30岁的时候，他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且他把它说得很清楚，就是“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为什么我就会有那个特殊性？他就知道没有。
我们讲文学史的时候就会讲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文献，就是《典论·论文》。曹丕在建安22年这场瘟疫发生之后当年，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特殊的时候，他就认为说，我只有靠文学写作，才能获得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他当年就写完了他的这部著作，就是《典论》。《典论》我们现在不能够全文看到了，有些遗失了，但是我们可以看里面的《论文》一篇。
《论文》一篇就说了这样一句其实是很惊世骇俗的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这是在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把文学的地位放到一切东西之上，甚至把文学的地位放到建功立业之上，放到治理国家之上。他说人生是有限的，可是文章是可以无穷的。
所以《典论·论文》中的这句话，是中国从古至今所有文献里面对于文学价值给出的最高评价。
曹丕希望靠文学解决他的人生困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看曹丕的作品、他的诗文，我们其实在其中没有能够看到文学真的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他的诗文中其实很少有那种解脱的欢喜，更多的还是生命的哀叹。

【02《燕歌行》：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见呼喊】
曹氏父子他们三个人的诗歌各不相同。曹操早年在他行军打仗的时候写《蒿里行》，里面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其实这也是生命的哀叹。可是曹操和曹丕不一样，曹操他更多是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勇敢的呈现，而且他有一种改变的志意在里面。
所以顾随先生他就说曹操是有力的诗人，他的诗中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力量感。但是曹丕的诗中间也有很多生命的哀叹，但是曹丕不大从现实的层面来写，他很容易就进入到存在的层面。他很容易会把这种生命的脆弱性、短暂性和人生的虚无当做一种生命的本质来写，所以曹丕的作品不太像曹操那样比较多地停留在现实的层面上。
曹丕有一首诗叫作《大墙上蒿行》。曹丕作为诗人比较可怜，因为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不认为曹丕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忧伤的。所以顾随先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在历史上人皆痛恨文帝而同情曹植，其实他那位弟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所以顾随看起来是他是有多么不喜欢曹植才说这个话。当然如果你去看顾随的书，你会发现他还是很公允地说了曹植的诗文在文学上的好处，但是在性情上他显然更接近曹丕。
所以曹丕他写前面的两封《与吴质书》，后来的人就说那是为了笼络吴质。他写《大墙上蒿行》，人们就说曹丕是为了用荣华富贵引诱那些隐士出来做官。但是我觉得我读《大墙上蒿行》的感觉完全不是这样的。《大墙上蒿行》是一首很长的诗，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全部讲，我们讲它其中的一部分。
《大墙上蒿行》是乐府旧题，大概它的本辞讲的是墙头上的那个蒿草。草长在墙头上，它是比较无根的，是很容易会衰落的这样的草。
曹丕的《大墙上蒿行》说：“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独立一何茕，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这是开头。
我们看这一首诗，其实会和我们读一般的古诗的感觉不太一样。一是它里面的句式，它是六言、七言、八言这样的一个杂言的组合。第二，它常常是三句才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式，所以读起来的感觉其实是比较拗折的感觉。
第一句其实写得非常地好：“阳春无不长成。”它好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一句写得非常突兀，绝对原始。它讲的是说，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在那个春天的骄阳之下，一切的东西都在成长，不管你是墙头上的蒿草，还是苍松翠柏，你都长得很好。
当他用这句话来讲一种生命感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他对生命的感觉不是他通过学习、通过教养得来的，他就像一个外星人，被孤零零的扔到地球上，然后他第一次发现原来生命是这样的，非常原始的，在阳春下面，它们就是会成长的。
可是，立刻就发生了一个转折，就是第二句：“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你前面不还是阳春吗？不还是没有条件的、不需要努力的、不需要浇灌的你就长成了吗？可是马上大风一来，一切东西都被吹散了。
在这样一种转折之中，就带来了一种时光流逝、生命凋零的绝对性的感觉。
如果说你是一个感受到了这种生命凋零的绝对性的人，虽然你还没有自己亲身遭遇到，那你去如何看待你下面的生活？你是把它看作是阳春，还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凋零的前奏？
所以他写了下面的两句，第一句说“中心独立一何茕”，我站在天地的中心，可是我觉得我是那么孤独，虽然我是一个王子。而且我觉得“四时舍我驱驰”，春夏秋冬它们都飞速地离开了我。“今我隐约欲何为”，“隐约”在这里是痛苦的意思，那么我的痛苦怎么办？曹丕是一个帝王，可是他表达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孤独感。
下面有一个比喻，他说“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他说我们的生命在巨大的天地之间，好像是一只鸟停留在枯枝之上。枯枝是非常容易折断的树枝，因此“我今隐约欲何为”。他稍微改换了一下表述。
所以我们把第三句和第四句对起来看，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第三句讲的是一个帝王，然后第四句讲的是一只站立在枯枝上的孤鸟，可是他们之间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有一种对偶关系。
这就是曹丕对于生命的感觉。
然后他下面其实写得很有意思，他下面写了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写了什么呢？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自我说服。其中包括说，那么我们就去穿那些最好的衣服吧，那么我们就去吃那些最好的东西吧，那么我们就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旅游吧。甚至还有后面的，那么我们就把自己变得非常地有修养，我们就把自己变得非常地优雅、非常地有仪态，在人家的眼里面变成一个很好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有权力的人，行不行？
他最后说“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所有的自我说服都没有用，一切都破产了，所以他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就是大墙上的蒿草。
所以，曹丕贵为太子，他把自己看作是大墙上的蒿草。可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人们看不到蒿草，只看得到荣华富贵。

清代的张潮在《幽梦影》里面提到过一个人生的大满贯理想，叫作：“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一般的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觉得我们只要获得了这一切，我们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曹丕获得的东西远远地超过这一切，但是他的所有的诗都是讲他的不满意，讲他的忧伤。因此像《三国演义》这样的书就要说，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矫情自视的人，不然他还有什么可以忧伤的呢？
所以曹丕，因为他的心灵的敏感性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就要写出这样的诗句来，叫作“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这是写得非常好的话，是非常具有语言天赋的人能够写出来的话。
宋玉在《风赋》里面写过一句，叫作“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也写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大风是极大之物，大风到来的时候，山岳也知道了，大海也知道了。可是青萍是极小之物。而在大风刚刚产生的时候，只有水面上的青萍，因为它非常地薄，非常地无根，它是一个漂泊者，它能够感受到那个风。但是那个风总有一天是会刮起来的，它会慢慢地从极小变成极大。
曹丕讲的“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就是说，谁会第一个最敏感地感受到风的到来？是那个高山上面最高的那棵树最顶端的那个树枝，是那个最顶端而且是最纤柔的那个树枝，它第一个感受到风。如果你不是那个高山上的树，你是平原上的树，或者峡谷中的树，你会觉得没有风。或者说你是高山上的树，可是你没有那么高，你也会觉得没有风。可是，只有是最高的山上的那个树枝，当它感受到风到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理解它，没有人能够知道它，而唯独它知道这一场风，最后会刮到每一棵树上，会刮到每一根树枝上。所以他讲的是一种心灵极富敏感性的人，他对于世界的感知和其他人不同。
“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莫之知”很好理解，就是说别人不知道。“忧来无方”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是说你不知道忧愁它会从东南西北哪个方向来，你不知道忧愁它最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临到你身上，可是如果要讲得深一点，就是说，忧愁就是生命的本质，就像空气的流动本来就会带来风一样，所以人存在、生命存在的事实本身就带有忧愁。
所以，曹丕是否能算一个哲学性的作者？我觉得不算。顾随先生有一个说法，他说曹操是有力的作者，陶渊明是有办法的作者，他没有讲到曹丕。
我觉得曹丕能够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可是他没有办法来摆脱这种悲剧。他的敏感性能够让他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可是不能让他成为哲学家或者圣贤，也没有办法来解决他感到的这种强烈的生之悲哀。
以这样一种强烈的生之悲哀为背景，曹丕写出了一种普遍的忧思，其实在文学史上曹丕最重要的四首诗是两首《杂诗》和两首《燕歌行》。
两首《杂诗》写的都是一种游子他乡之感，而两首《燕歌行》，其实第一首更有名。第一首就是“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这一首叶嘉莹先生在《汉魏六朝诗讲录》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解，它写的是一个孤独的思妇思念她的丈夫那样的一首诗。我要讲的是《燕歌行》的第二首。
其实《燕歌行》的第二首和曹丕其他的诗风格不太一样。是因为曹丕的诗歌差不多都有一种柔婉和美的特点。可是这首诗写得比较深情激越，写得比较强烈。而且一般的文学史说两首《燕歌行》都是讲思妇之情，一般思妇之情就是说我的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他把我忘记了，所以思妇之情一般是一种怨情。
但是我们看曹丕《燕歌行》的第二首里面，你不大看得到“怨”，在第一首里面非常多，在第二首里面没有“怨”这个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悲痛和忧虑。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首诗里面好像可以看到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好，我来读一下。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郁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叹？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鸧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能存。
我觉得这首诗前面的两句写得真是太好了，就是“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郁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人在前几个月的感受，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叫作“别日何易会日难”？它其实讲的是一种后见之明，就是当分别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觉得分别是很常见的事情，很快就会见面的。可是你一旦“轻离别”了之后，在离别之中你再要见面，你发现见面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这个时候他才会有一种后见之明说，离别是多么地容易，可是见面是多么地困难。
在这样一种情境之下，他就会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阻隔变得非常地悠远，而且非常地险阻。离别变成了常态，见面反而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这样一种无法见面的情况之下，他这里说“郁陶思君”，《燕歌行》第一首也是思君，可是《燕歌行》第二首的思君，里面是说一种思念夹杂着担忧，而且这个担忧因为没有地方去验证，没有地方去问询，没有地方去获得反馈，所以最后不得已只能去问天上的浮云。可是浮云都把问询的声音吸收掉了。这种没有反馈的问询、无法证实的担忧，就只能变成无声的泪水。而这样无声的泪水它所毁坏的还不仅仅是容颜，同时也毁坏我们的生命。
这里的“未敢言”、“往不还”和“独不叹”里面，都有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所以当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里面说：“如果我呼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
在这个时候，因为有担忧，因为有对于轻易离别的后悔，因为有这种无法证实的、没有反馈的这种压抑，所以曹丕他想换一个方法来自我调节，他就“展诗清歌聊自宽”，我来写一点诗，我来唱一点歌，我用这种方法来自我宽解。可是，当他这样自我宽解的时候，他又进入了那种他常常写的“乐往哀来”的感觉。
而这时候的“乐往哀来”他把它写得非常地强烈，他说是“摧肺肝”。这个话的感觉是很强烈的，就好像是我们用民间的话说“我的心也在痛，我的肺也在痛，我的肝也在痛”。
这是因为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内心的担忧没有结论，所以仅仅靠转移注意力来获得的快乐，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快乐的尽头就又是“乐往哀来”。他就又进入到那种“乐往哀来，怆然伤怀”，或者说是“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的那种感觉中间去。
如果是像曹植或者是像李白这样的诗人，当他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情感的时候，他一定会继续往前写，然后一波一波地把这种情感的强烈性表达出来。中国文学中间就说，那是一种往而不返的情感，一直往前走。
可是曹丕他不是一个这样的诗人，他是一个比较有节制、比较内敛的诗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他就跳出来，从客观的角度来写，就写“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他不去写这个人的内在感受了，他写这个人的外在观感，说他夜久无眠。然后就像李白的诗里面写的“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一样，他从夜间一直等到了第二天的天亮，等到了飞鸟的叫声。可是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又进入到第二天，就是下一个循环中间去。
如果我们要来讲这首诗里面一种更加微妙的感受，我们就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声音关系。就是在开始的时候，他讲那种内心的压抑和痛苦，他有一个表达的机会，他有一个向浮云发问的机会，而浮云把他的声音吞掉了、没有给他任何的回馈之后，他就没有声音了。但是没有声音，其实我们看“仰看星月观云间”和“寄声浮云往不还”是两个同样的动作，但是他这时候只有看而无声了。
那么那个声音是由谁发出来的呢？第二天早上有一只孤独的飞鸟发出了那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人甚至还不如这只飞鸟，因为飞鸟还可以把自己的悲伤说出来，但是人不可以。所以在他的发声和不能发声的悲痛和压抑之间的巨大的张力，就是这首诗中非常独特的东西。也是只有曹丕能够写，曹植从来不写这样的诗。
我们其实不知道这首诗写的是什么，也许是思妇，也许不仅仅是。可是正是因为不具体，所以这首诗中间表现的忧思就更加具有普遍性。它表达的大概是所有那些经历过惊惶的、不安的日子的人们那种共同的感受，那种音信不通、朝不保夕、内心痛苦、无处表达、无处纾解的体验。
以前的文学史常常说曹丕多愁善感，没有曹植和曹操诗歌的主题宽阔。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曹丕他更多地不是像曹操那样写“英雄之诗”，他也不像曹植那样写“才子之诗”，他更多地是写一个普通人的一种生命感受，所以他的诗歌比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都更有人情味。
建安年间的瘟疫它带给了曹植和曹丕不同的感受。曹植认为瘟疫只属于穷人，那些钟鸣鼎食之家并不受瘟疫之苦。可是曹丕他感受到了瘟疫对于他的生命的侵蚀，甚至致使他去重新思考生命到底是什么。
在建安22年的年末，“建安七子”中的最后一个，就是王粲，他也去世了。曹丕带领其他的大臣去吊唁。在吊唁的时候，曹丕说，王粲生前最喜欢听驴叫，我们就为他再学一次驴叫送行吧。然后曹丕就在所有人的瞠目结舌中间，首先学起了驴叫，向王粲送行。
三年之后，曹操去世，曹丕继任丞相和魏王。不久后，汉献帝把他的皇位禅让给了曹丕。曹丕想以汉文帝为标准，做一个宽仁玄默、无为而治的君主。他也基本上做到了。他只做了七年皇帝然后就死了。
在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推行颁布了息兵诏、薄税诏、轻刑诏，一个是平息战争，一个是少收税，一个是减少刑法。甚至在他为自己写的《营寿陵诏》——来安排自己以后的陵墓如何处理的这个诏书里面，他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没有一个国家是不会灭亡的，没有一个皇帝的坟墓是不会被人挖掘出来的，所以“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皇帝，但是我所需要的那个棺材只是可以把我的骨殖放在里面，让它慢慢朽烂就可以；那那些衣服呢，只是让它保护我的肉体，不要在肉体朽烂之前衣服就朽烂了，就可以。所以他对于丧葬仪式的要求是非常低的。
所以在曹丕去世的时候，他要求自己的棺材只漆三道、不要金铜珠玉陪葬、不要苇炭防腐。而且所有的寝殿，就是坟墓的地上建筑，它的墓道、园林，甚至封土，封土就是坟墓上面的土丘，所有这些都不需要，一切都不需要。而且他死后淑媛和昭仪以下的妃子全都放她们回家，任其另嫁。
这是发生在一个王子身上的故事。
帝王常常认为他们不是凡人，但是曹丕知道他是凡人。所以是瘟疫，使俄狄浦斯王去放下人间君主的傲慢；也是瘟疫使曹丕去认识“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对于这些占有人世最多的财富、最大的权力，甚至是最多的才智的人们，他们相信靠自己的理性足以掌管世界。可是瘟疫挫败了他们，使他们有机会认识人的局限，有机会去节制权力和自大，生民便因此受惠。所以这才是疾病给人们的礼物。
好，我讲完了

因为这个解读，第一次读懂子桓的《大墙上蒿行》

我的天，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