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瘟疫与诗歌：重新思考建安

众所周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列举了当时最优秀的七位作者：孔融（153—208）、陈琳（？—217）、王粲（177—217）、徐幹（171—218）、阮瑀（？—212）、应玚（？—217）、刘桢（？—217）。他们从此被曹丕的评论联系在一起，成为名传千古的建安七子，直至今日依然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叙述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关于这一群体，有一个明显的现象似乎被忽视了：曹丕写《典论·论文》的时候，七子都已过世。我们虽无从得知曹丕在本章中是否评论过当时还在世的作家，但根据现存资料来看，曹丕对“今之文人”的思考与他对死亡的强烈意识密切相连。今人对一个作者去世之后方才盖棺论定的现象习以为常，使我们忘记了这种习惯在3世纪初还是相当新颖的。作为文化时代的“建安”，从一开始就是在缅怀和哀悼中诞生的。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建安：一个是东汉末年作为政治时期的建安，开始于公元196年，结束于公元220年；另一个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史阶段，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真正源头。所有的源头都是后设，但“文学的建安”在多层意义上都是追溯性的建构。因此，本章题目中的“重新思考建安”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呼唤我们重新思考这个时代，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把建安当作一个“从来都已经是”（always already）发生于事后的反思。作为文学概念的“建安”始于一个人对亡友和畴昔的回忆，在这黑暗回忆的中心却是一场由音乐、诗歌和酒食组成的盛宴。
作为文学时代之建安，其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创造，本章追溯它的创造过程，共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个时刻发生于公元217年的瘟疫之后，当时还是魏太子的曹丕通过编辑亡友的诗文纪念他们。在评判诗赋等短小文体的同时，他的文集编撰标志着“文学作者”的诞生。第二个时刻出现于约两个世纪后，著名诗人谢灵运通过一组拟作重新创造了第一个时刻的怀旧情绪，组诗分别出以诸子口吻，还有一篇托名“曹丕”的序。5世纪初期是一个文学史上的回顾时代，也是文化活动以宫廷为中心并且帝王亲自参与创作的时代，更是五言诗一跃而成为文学创作中心的时代——五言是曹氏家族偏爱的诗体，但在3世纪初尚属低俗。谢灵运通过诗歌重新创造出当年的文学聚会，是这个新时代的集中表现。
第三个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是6世纪前半叶的萧梁王朝，这个时候的种种因素促成了建安文学和文化形象的最后固定。萧梁皇子在曹魏宫廷中看到了他们自己所向往的境界，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建安”应运而生。其中《文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收入了精心遴选的建安诗文以及关于建安的写作，这包括经过删削裁剪的《典论·论文》，也包括上述谢灵运的拟作。在《文选》塑造的建安形象之下，我们还能发现一个不同的建安吗？如果能，它又会是什么呢？

直至3世纪，对社会精英阶层成员来说，一个最重要的言说和构建自我的形式，莫过于分章节分主题逐一探讨社会、政治、伦理等问题并结以自序的子书。曹丕的《典论》和王充的《论衡》都是这样的作品。但变化开始在3世纪出现。在“七子”中，其实唯有徐幹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子”，因为他撰写了一部子书：《中论》。《中论》有一篇不知作者姓名的序言，恰恰把《中论》定义为诗赋等短小文学体裁的对立面：
君之性，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篇。
“辞人美丽之文”出自扬雄《法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为了强调徐幹的独特性和严肃性，这位佚名作者不得不把《中论》与同时代人的文学创作对立起来，而同时代人的文学创作正是曹丕《典论·论文》所赞赏的。
序言作者对子书的定义（“辞人美丽之文”的反面）不是随意之举。值得注意的是，从3世纪初期开始，子书越来越频繁地与葛洪（283—363）所谓的包括诗赋在内的“细碎小文”加以对举。最终我们会看到，作者的文集（或称别集）将逐渐代替子书，成为自我构建的最为重要的形式。曹丕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列举“七子”，编定他们的作品，成为首次谈到文集之修撰的编者。
在《与吴质书》中，问候之后，曹丕写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通过这段感伤的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在曹丕对亡友怀念的中心，是具备了诗歌、音乐与饮酒的欢宴。这些欢乐的聚会定义了作为文学时代的建安，而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回忆和缺失的形式出现的。曹丕声称，他在欢乐消失之前都还根本“不自知乐”。
曹丕把亡友作品合编为一集还是各自编为别集已未可知，但无论何种情况，这都是一个纪念性的举动。在讨论中国古典传统中文学作为“独特话语场域”的兴起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别集的后设性，“要到作者去世才完整”。曹丕创造“七子”与他对七子文集的编撰是不可分离的，这两者也都必须是作者去世之后的构建，文集标志了作者的全息存在，不再成长变化，而是被凝固、被完整地体现在他留下的作品中。
曹丕《典论·论文》开篇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凡人必死之“身”，只有“寄”于翰墨之中才能成为永恒的存在，作者的“意”和“气”赋予它鲜活的生命。在上述引文之前，曹丕做出了他著名的论断：“文以气为主。”他认为“气”是内在于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品质：“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可以移子弟。”对《典论·论文》的乐观解读是，一个作者的文集完全可以完美地等同于这个作者的身体，保证作者在死后的永生。
217年的大瘟疫是“七子”得以不朽的契机和前提。曹丕很多文化事业都是在瘟疫之后开始的，这并非偶然。如果《典论》一书的撰写可能在瘟疫之前已经开始，那么《文选》所收录的《论文》，末句云“融等已逝”，无疑是疫情过去之后完成的。另一重要项目是曹丕于220年称帝后下令编撰的《皇览》，此书“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常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类书。
在编辑整理已有资料这方面，《皇览》与吕不韦（？—公元前235）的《吕览》（《吕氏春秋》）、刘向的《淮南子》及《说苑》可以说有着相似之处。但《吕览》和《淮南子》都是统合性的著作，就连《说苑》也包含了刘向自己的评论和创造。相比之下，类书仅仅罗列和呈现已有的资料，并不加入编撰者本人的整合或意见。对早先文本的态度从《吕览》到《皇览》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旨在对知识进行整合，而后者却保存原文，为的是有助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类书在3世纪初期和文集编撰以及七子作为接近后起意义的文学作者的建构同时出现，并非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曹丕在218年3月17日的《与吴质书》中，用一系列否定句式肯定七子的价值，他们无与伦比、不可代替、一去不返：
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一连串焦虑重重的“未及”“不逮”“不及”，把过去、现在、未来熔于一炉，曹丕自己处于“逝者”和“来者”之间的位置，既动摇不定而又模糊。
接下来，曹丕叙写了非常个人化的担忧：
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观瞻，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
如上所述，瘟疫和曹丕被立为太子发生在同一年。据说曹丕得知自己被立为太子之后欣喜若狂地拥抱了身旁的大臣。就算确有此事，他的喜悦也是转瞬即逝的，伴随权力而来的是责任的重担。他以汉光武帝自比深具政治意义，虽然他声称自己的德行“不及”光武帝。再者，三十岁也是孔子所称的“而立”之年。曹丕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年纪和太子身份的重任，他写给吴质的信既感伤“七子”英年早逝，也是在哀悼自己无忧无虑青年时代的结束。
一个时代就这样以宣告终结而诞生了。曹丕的信，标志着定义了“建安”的时刻：从一开始，“建安”就是一个从哀悼与缅怀之中创造出来的浪漫化的时代。虽然这封信和《典论·论文》都评价了“七子”，但书信是一份更能见证私人情感的文件。正如李安琪所言，曹丕“娴熟地运用了书信这一文体的对话性潜能，这一潜能允许不同话题松散地衔接甚至交叉出现，思想的舒缓节奏模仿了对话的你来我往，也允许作者为论证注入某种戏剧性或赋予个人的情感关怀”。
有意思的是，这封书信现存的最早版本——亦即《三国志》引用的版本——删除了那些散漫的个人抒写，只留下了对七子优劣的严肃评价，和《典论·论文》更为接近。但裴松之注提供了那些被删除的文字：“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在裴松之保留的全文中，我们还看到了一条关于刘桢诗歌的评语：“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三国志》对此评语的删落是颇耐人寻味的。一种可能是《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对五言诗不屑一顾：五言诗在当时不算高雅诗体，虽然曹氏家族对之深深爱好，并且也在洛阳有所流行，但蜀地出身的陈寿未必有同样的品味。然而到了5世纪，五言诗已成为高尚文体，而曹丕的书信则除了历史文件之外，也被时人作为“美辞”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