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来，他精神振奋，心情激动，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会议精神，部队士气为之大振。就在这时，中革军委决定，曾日三代理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并继续兼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和军团长董振堂亲密合作，互相支持，指挥部队艰苦征战，完成了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艰任务。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四川西部的懋功（今小金县），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战略行动问题上，同党中央发生了严重分歧，争论到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举行会议，张国焘始同意红军继续北上。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会后，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任政委兼政治部卡任，编入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准备北上甘南。但张国焘在会后又反对红军北上，并命令红军南下。曾日三和董振堂无奈，只得率红五军返回阿坝。

10月5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公开打出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旗号。对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红五军的同志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红五军中有一些干部情绪很激动，提出"冲破张国焘的阻拦，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并要董振堂和曾日三表态。作为红五军政委的曾日三，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既进行了坚决斗争，又反对蛮干。他和军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商量后，以他们三人的名义写了报告，向朱总司令反映情况，并通过电台同已到陕甘地区的党中央保持着联系。

朱总司令得知五军的情况后，立刻来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朱总司令对五军的干部们说："千万不能盲动，不要扩大矛盾，要顾全大局，不能出现红军打红军的事。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是工农红军，是阶级弟兄，现在出现的矛盾是会解决的，当前的困难我们一定能克服，我们北上找中央、找毛主席，是迟早的问题，我们要有耐心。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革命才能胜利。"朱总司令的讲话，加上董军长和曾日三的耐心说服教育，干部中的偏激情绪逐渐缓和下来，红五军遂随四方面军主力南下，进到丹巴一带。

红五军发生的事终究被张国焘侦知，他大为恼火，指责曾日三"扰乱军心"，没收了五军的电报密码，切断了他们同党中央的联系，并采取组织手段，把曾日三调离红五军，到1936年初，被任命为红九军政治部主任。由于他既有才识，又能团结同志，到红九军后，即得到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及广大指战员的信任和尊重。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共同北上，于8月上旬到达甘肃南部地区。红九军到达甘南后，先是参加围攻岷县城的战斗，接着又分兵扫荡地方反动势力。曾日三协助孙玉清军长，率领第二十五、二十六师在临洮、岷县、渭源、漳县等地寻机歼敌，取得很大战绩。10月初，红九军奉命继续北上，参加了会宁大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于10月下旬率领红九军和红五军、红三十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对红军的行动，极为恐慌，急调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及大批民团，"围剿"西路军。曾日三积极投入工作，协助孙玉清、陈海松指挥部队浴血奋战，于11月14日拂晓，一举攻占古浪县城，守敌千余人受打击后逃跑。

古浪为武威门户，地当要冲，势在必争。但古浪城坐落在两面临山的小峡谷里，地势低洼，川道狭窄，再加上城墙受地震毁坏，极为残破，给防守带来很大困难。红军占领阵地后，立即构筑工事，准备与敌人恶战。曾日三组织各级政工干部，开展临战政治工作，鼓舞士气；他召集城内各界人士开会，动员他们捐款捐物，支援红军。15日，一万余敌人在马元海指挥下，包围了古浪县城。

从16日开始，敌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红九军发起猛烈攻击，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整个古浪城及附近山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成营成连的敌人挥舞着马刀，轮番向红军阵地冲击，红军战士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18日上午，一股敌人突入城内，曾日三和参谋长陈伯稚，急率机关干部和警卫战士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他身先士卒，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经大家殊死拼杀，终于把敌人逐出城外。这场恶战进行了整整三天，红九军虽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2400余人，损兵过半，元气大伤。18日晚，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接应下，红九军从古浪突围，西撤永昌。

部队到永昌后，西路军政委陈昌浩下令追查古浪战斗失利的责任，撤了孙玉清和曾日三的职。其实，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责任并不全在军的领导干部，它有着复杂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从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看，当时的河西地区，尚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西路军远离根据地，失去了后勤支援，兵员、粮食、弹药得不到补充。但曾日三不讲客观原因，他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接受了给予他的处分。曾日三离开了红九军，到总部等待分配新的工作，不久，军政委员会任命他担任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西路军进到永昌、山丹地区后，继续遭受敌军围攻，于当年12月底转移到临泽县境。恰在这时，曾日三的爱人吴仲廉生了个男孩。但是，敌军重兵压境，紧张的战斗生活，不允许他们有多少犹豫。他们忍痛割爱，毅然把小孩送给当地农民王学文抚养，然后扶着妻子又踏上了征途。193年3月11日，他们随部队退到了临泽县南缘的梨园口。

这时，西路军在优势敌人的连续围攻下，已遭受严重损失，全军只剩下几千人。部队刚进入梨园口，两旅敌骑就尾追而来。为了掩护总部和红三十军撤入祁连山，红九军抢先占领山头，同优势的敌军展开厮杀，几乎全军覆没，军政委陈海松血洒荒山，壮烈牺牲。在此严峻形势下，曾日三奉命代理九军政委，率余部退入祁连山区，继续与敌周旋。

（三）
1937年3月14日下午5时左右，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中的石窝召开扩大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组织以李卓然（西路军政治部主任）为书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有李先念（三十军政委，负责军事指挥）、程世才（三十军军长）、李特（西路军参谋长）、曾传六（西路军政治保卫局长）、王树声（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黄超（五军政委）、熊国炳（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人，领导西路军余部的行动；将剩余人员分编为三个支队，分头在祁连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伺机突围东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