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大量引用了杜甫的诗，以诗证史。
1、解开了《江陵望幸》的创作时间和本事之谜。
2、确认了《收京三首》创作于吐蕃退兵之后，唐代宗自陕州返回长安之前。
3、确认了唐代宗在返回长安之前，曾向全国颁布过“罪己诏”。
4、“羽翼惭商老，文思忆帝尧”，是罪己诏的核心内容经杜甫浓缩后的诗化版。
5、揭开了杜甫好友、太子宾客李之芳在江陵突然死亡之谜。
该书中关于苗晋卿的研究成果有：
1、苗晋卿的《上肃宗辞摄冢宰表》，是唐代宗和元载为掩盖历史真相而编造的伪作。
2、作为唐代宗和李辅国的政治上的反对派，苗晋卿有参与广德元年未遂政变的嫌疑。
3、由苗晋卿牵头实现的唐蕃和谈，导致了吐蕃和平撤军。长安城免毁于冲天一炬，双方军人不须再背水负隅血拼到底，百万长安居民躲过了屠城之劫。可谓“屈人之兵而非战也”的外交成果。

关于郭子仪的摘录1
第七章 第五节、广德之战全复盘
——我们有理由设想：王献忠带着“十王”去和蕃军会师，是该政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一旦“十王”率留京的文武百官京城禁军与蕃军成功联手，大唐境内将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废黜代宗另立新君不费吹灰之力。他们没想到的是，“十王”的公开亮相，竟然成了这次政变行动中最大的败笔。显然，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太性急了。
“十王”为什么要一窝蜂地前去迎接蕃军？如果他们已经内定了新皇帝（譬如说丰王珙）的话，为什么不让他带着大家在宫中坐镇，指派若干代表去迎接蕃军入城，而要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抛头露面於兵荒马乱之际呢？看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虽然政变形势一片大好，甚至新政权的架构都已经初现雏形，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谁来践九五之尊，并没有完全敲定，可能还会有变量。关键时刻，他们都想在第一时间会见蕃军统帅，毕竟这次政变的总导演不是丰王珙，更不是王献忠，而是马重英。
——我们有理由设想：由于郭子仪的横空而降，及时控制了“十王”，收伏了射生军，从而使换帝改元的政变计划胎死腹中。天佑代宗！如果不是王献忠在开远门巧遇郭子仪，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镇住威风八面的“十王”和如狼似虎的射生军。
身兼中书令、关内副元帅两项要职的郭子仪，“遽自咸阳归长安”救驾时随身带了多少兵？史籍所记阙如。但是有两点是可以想见的：①他带的是精锐骑兵；②他带的兵力之多，足以碾压王献忠的“四百骑”。只有如此，反形已露的“十王”和王献忠才会对郭子仪苦口婆心地陈述利害，而不是一言不合就反目成仇挥戈相向拼个鱼死网破；郭子仪才有兵不血刃地制伏射生军，并分兵把十王“送行在”的本钱。《旧唐书•郭子仪列传》称“子仪以三千骑傍南山,至商州”，这个数字庶几与郭子仪自咸阳驰归长安救驾时带兵的数量相近，因为在收编王献忠的四百骑射生军之后，他还要从自己所带的队伍中拨出几百骑来押送“十王”东赴“行在”。《资治通鉴》所称“郭子仪引三十骑自御宿川循山而东”，显然有悖事理，须知“傍南山，至商州”和“自御宿川循山而东”，二者其实是同一条路线。笔者据此认为，《资治通鉴》此处的“三十骑”应为“三千骑”之笔误。
“十王”在开远门意外被捕，成了广德之乱的转捩点。蕃军发起攻打长安之战时所依据的情报背景，陡然间由“方案三”转化为“方案二”（详情参看本章第二节），马重英联合唐皇室反对派和京城禁军，推翻代宗建立亲蕃新政权，速战速决一举成功的计划破灭了。

关于郭子仪的摘录2
第七章 第五节、广德之战全复盘
——我们有理由设想：长安失陷之后，众多禁军将士宁愿落草为寇，宁愿跟着郭子仪鞍前马后从头干起，却不愿北上陕州随銮扈驾官复原职，是因为他们在长安失陷前夕参与公开叛乱，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不敢再去觐见唐代宗和程元振。而郭子仪给他们提供了庇护所，给了他们一个立功赎罪重新做人的机会。为什么笔者敢于断言“绝大多数京城禁军积极参加了政变行动”？因为柳伉的奏章披露“自十月一日下诏征兵，凡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这就是说，不但藩镇诸侯无人出兵护驾驰援陕州，就连散落在京城内外的数万禁军将士，也没有一个人前去陕州投靠皇帝，此等众叛亲离可谓登峰造极。孟子云：“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此之谓也。
此时郭子仪的角色颇有些微妙。一方面，他是代宗紧急任命的关内兵马副元帅——抗击蕃军收复京城的副总司令；另一方面，他收容了大批参与京城暴乱的叛军贰臣，成了他们的总首领，他本人也是唐代宗/程元振昔日恶政的直接受害者。如今代宗流落陕州无人问津，郭子仪的队伍却呈爆炸态势地迅速发展壮大，转眼间已由“三千骑”扩展到数万人马，成了蕃军的劲敌，收复长安指日可待。这个局面对于唐代宗和程元振来说，是忧？是喜？恐怕是忧大于喜。

关于郭子仪的摘录3
第七章 第六节、郭子仪与程元振的角力
“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以为内应，一日，齐击鼓于朱雀街，蕃军惶骇而去。大将李忠义先屯兵苑中，渭北节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仪以大军续进，至浐西。射生将王抚自署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扰乱京城，子仪召抚，杀之。诏子仪权京城留守。”（《旧唐书•郭子仪列传》）
“王甫自称京兆尹，聚众二千馀人，署置官属，暴横长安中。壬寅（十一月初三），郭子仪至浐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谓子仪：『城不可入』，子仪不听，引三十骑徐进。使人传呼召甫，甫失据，出迎拜伏，子仪斩之，其兵尽散。”（《资治通鉴•代宗广德元年》）
胡三省对这段历史作过一番考证（见《资治通鉴》夹注《考异》）：
①《（代宗）实录》曰：“有武将王甫等，诱长安恶少数百人，集六街鼓于朱雀街，大鼓之。吐蕃闻之震摄，乘夜而遁。”
②《汾阳家传》曰：“射生将王抚，猛而多力，自称御史大夫，领五百骑、二千步卒，兼补官属，以谋作乱。甲午（十月二十五日），公发商州；冬十一月壬寅（初三），公次浐水之右。王抚知公来也，于城中坚列行阵，戈矛若林，指挥其间，按甲不出。人劝公必不可入，公以三十骑徐进，曾不少惧。令传呼王抚，抚应声伏，乌合之徒，一时而溃。 ”
③《邠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率诸军五万余人出蓝田，去城百里而军。城中相传，言大军将至，西戎惧焉。三日，马家小儿、张小君、李酒盏、射生官王甫等五百余人，夜半，聚六街鼓入于子城，雷击天门街中，仍分其众建旗诸门。吐蕃以为大军夜至，相帅遁去。小君使报郭公。七日，郭公全师入于京师，系小君、酒盏、王甫等，责之曰：『吾军未至，汝设诈以畏吐蕃，吐蕃知之怒汝，燔爇（同‘烧’——笔者注）宫阙，从容而去，岂不由汝乎？』命斩之。遂以破贼收城闻。”
④《旧（唐书）•（郭）子仪传》曰：“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豪侠为内应，一日，齐击鼓于朱雀街，蕃军惶骇而去。”又曰：“射生将王抚自署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扰乱京城，子仪召抚，杀之。诏子仪权京城留守。”
⑤《（旧唐书）•吐蕃传》：“吐蕃余众尚在城，军将王抚及御史大夫王仲升领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兵又入城，吐蕃皆奔走。”
胡三省据此得出的结论是：“若如《邠志》所言，是子仪杀抚而攘其功，计子仪必不为也。子仪勋业，今古推高，凌准作书，多攻其短，疑有宿嫌，不可尽信。今从《汾阳家传》及《子仪旧传》。”
点评：其实胡三省用不着为尊者讳，凌准编写《邠志》时也未必戴着有色眼镜。郭子仪杀王甫虽有罗织其罪的嫌疑，却不是为了“攘其功”，因为蕃军是主动撤退，王甫并没有斩将搴旗之功。郭子仪责备他惊动蕃军，“燔爇宫阙，从容而去”，破坏了唐军截杀蕃军殿后部队的战略部署，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郭功高盖世，不会和下人争这些尺寸之功。郭子仪必杀王甫，因为王甫背后站着的是王仲升和程元振。王甫秘密入城后串联召集了“长安恶少数百人”，并迅速发展为“五百骑、二千步卒”，其兵源主体应该就是流散在京城大街小巷的原禁军将士，他的“京兆尹、御史大夫”等官衔肯定不是自封的，王仲升和李忠义则分别镇守苑中、朝堂等皇城要害部门，为王甫背书。而郭子仪在此之前已经任命第五琦为代理京兆尹，王甫PK第五琦，二者必去其一，首都的控制权之争已趋于白热化。如果不除掉王甫，不解散他组建的军队，他就有可能成为京城的一号人物，原来的行政体系就会死灰复燃，程元振就有继续掌控京城和朝政的希望。倘若王甫成了气候，坐稳了京兆尹的位子，坚拒郭子仪不得入城，潼关那边的防线已经形成，夹在当中的郭子仪还真有点不好办。可以说，王甫事件是程元振为了挽回颓势而作的最后努力，在郭子仪的铁腕镇压之下以失败而告终。

自从代宗车马零落狼狈逃陕，京城禁军集体哗变，“十王”公然提出废立，蕃军立广武王为帝，郭子仪军容日益强盛之后，“天下”还给不给代宗“自新改过”的机会便成了公众话题。随着郭子仪收复长安，程元振黔驴技穷，代宗颁布迁都诏书，废立议题也由此进一步公开化了。即使是随代宗逃难的文武官员，其大多数也不会同意迁都洛阳，毕竟洛阳已经残破不堪，而他们的家眷产业多在长安。可以说郭子仪给代宗开出的复位条件——回銮长安，惩治程元振，改革朝政——代表了普遍的社情民意。除非唐代宗横下一条心，一定要逆水行舟迁都洛阳与郭子仪对抗到底，否则就不可能杀柳伉以儆效尤。
但是无论是唐代宗还是郭子仪，在分裂国家发动内战这个问题上都必须三思而行，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强大对手——吐蕃。
如果长安与洛阳一旦开战，中华大地上将会形成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吐蕃、回纥等若干个大型军事割据集团，合纵连横，征战不已，夹在他们中间的李唐皇室根本就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大乱之后，李唐灭亡，吐蕃或将入主中原，中国或将提前进入五代十国模式。这个全盘皆输的局面，是唐代宗、郭子仪，乃至全体大唐国民都不愿意看到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因为鼓角刚刚远去，余烬还在冒烟，气骄志满的吐蕃铁骑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
经历了内乱外患几番重创，唐帝国已是元气大伤，如果唐代宗再一意孤行地折腾下去，大唐社稷必将在他手中万劫不复。
唐代宗能够忍痛割爱，“时迈顺动”，完全接受郭子仪提出的“自新改过”条件吗？此时，李唐皇朝的兴衰存亡全在他的一念之间，天下士人莫不屏息以待。
8、“代宗省表（指郭子仪的《请车驾还京奏》——笔者注），垂泣谓左右曰：『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旧唐书•郭子仪列传》）
“十二月丁亥（十九日），车驾发陕州……甲午（二十六日），上至长安，郭子仪帅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浐水东，伏地待罪。上劳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资治通鉴•代宗广德元年》）
点评：在决定国运兴衰的关键时刻，唐代宗终于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广德之乱由此结束。大唐幸甚！黎民幸甚！华夏幸甚！
历史给了郭子仪一次自由裁量的机会，郭子仪也没有辜负黎元百姓的悬望。他没有像历史上的某些野心家那样另立傀儡新君或干脆自立为帝，避免了新一轮的干戈四起哀鸿遍野。他用最小的力道，实现了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惩治了程元振等一班佞臣，终结了宝应宫变以来以罪掩罪以谎圆谎滥奖滥罚漫天树敌的恶政，重建了朝廷的公信力和凝聚力，使国家政治走上了正常轨道。唐祚由此又延续了一百四十余年。
郭子仪对唐代宗谈不上有多忠诚，在此后的十六年间，唐代宗一直匍匐在他的阴影里；但是他忠于大唐，保国安民，是个有良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郭子仪可以问心无愧地陪葬建陵，他没有辜负唐肃宗临终前对他的信任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