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诗中的“故乡”，与上两类诗有着明显的不同，即其皆具体指明为洛阳。如脍炙人口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既说“青春作伴好还乡”，又说“便下襄阳向洛阳”，可见，杜甫所要“还”的“乡”为洛阳是十分清楚的。按唐时的洛阳县虽为洛州所辖，但“洛州河南府”的治所与“京县”洛阳的县治均在今河南洛阳市，故“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洛阳”，虽有可能指的是东都洛阳，但此洛阳实已包含“京县”洛阳于其内。而《钱注杜诗》于“洛阳”下有“余田园在东京”的自注，又可对此佐证。旧说均认为该诗中的洛阳，所指为唐廷或长安的代称，由钱注中的这条自注看来，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又，《天边行》有云：“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遣兴》其五亦云：“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近，遨游宿南山。”这两首诗中的洛阳，均乃“故乡”之谓，而较以上诸诗更为具体与更为明白的。则是杜甫写于成都期间的《至后》一诗，其全文为：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
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
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
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
诗中的“金谷”与“铜驼”，已十分清楚地告知我们，杜甫在剑南所思念的洛阳，是可肯定为其故乡的。而诗中的“非故乡”，并不是指洛阳不是杜甫的故乡，而是说：洛阳为其故乡，但现在洛阳的金谷园、铜驼等胜地的风景，因遭受了安史之乱而使其非昔日可比了。
所以，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卷十四笺此云：“金谷铜驼，洛阳遭乱矣。因梅花而念棣萼，总是触物伤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