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辩《论语》真伪，首先要弄清楚两个前提：一是认定伪书的标准是什么；一个是《论语》无论是真还是伪，它对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既定的事实，无可更改。从这个意义上讲论语的真伪已经不重要了。
那么认定《论语》为伪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论语》里面记载的确实是孔子和他的第一的言行，如假包换。第二个，《论语》这本书正式定稿的时间年代的确定。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还是汉朝人的创造？
第一个标准，确定论语里面记载的内容确实是历史真实发生过的，是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实录。这个完全无法证实，不可证实。
第二个，只确定《论语》这本书定稿的时间和年代。这个是有意义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下面仅就这个第二点进行追溯。
确定《论语》这本书的成书定稿的时间线索。两个关键的节点也是两个。一个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孔子作了有传——《孔子世家》。
下面是《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的节选：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
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孔子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作传也详尽，但是并没有提到《论语》。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说直到司马迁作《史记》的汉武帝时期，《论语》并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认可。汉武帝时有孔安国向朝廷献书。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学官。”又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朝尉，而司马迁亦从问故。”《汉书·艺文志》记其献书在“武帝末”，再结合《孔子世家谱》“自博士迁临淮太守，六年以病免”的记载，孔安国此次献书，当在征和二年为宜。安国卒年必在司马迁《孔子世家》成篇之前、孔安国献书之后。”
就是说司马迁是很熟悉孔安国的，但是在他的史记中完全没有提到论语。
而由孔安国献书的记载，可确定《论语》，这本书已经存在了。但是在他献给朝廷之后，又被朝廷退了回来。孔安国手中的《论语》没有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认可。
至于“汉武帝末年，被封在鲁地的鲁共王刘宇，为了扩建宫殿，破坏了孔子的故宅。结果在拆除过程中听到了一声“鼓琴瑟钟磬之音”。当时觉得害怕，就不敢继续拆了，之后他就发现了用古蝌蚪文写的论语，于是进献给已经尊孔尊儒的汉武帝”。看看而已。
现在有海昏侯墓葬出土的竹简《论语》，时间也已经在汉武帝之后的了。
因此，到汉武帝时期《论语》已经成书了，但是未被朝廷认可。汉武帝和司马迁明明知道，却不认可，原因何在？当时伪书盛行，朝廷已经疲于应付，望书生恐了吧。
当时，除鲁共王刘余搞的装神弄鬼的《论语》和孔安国的《论语》两个书面版本外，还有流行的两个口口相传的口头版本。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
可以总结如下了，西汉至武帝司马迁时期，《论语》有口口传版本，有文字版本，但是文字本没有被朝廷和社会认可。口口相传，只能当成坊间俗语看待。
“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 “采获所安”，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本。
值得注意和玩味的是汉大丞相张禹，学习的是口头版的《论语》，而不是文字版的刘余弄神版和孔安国的献书版。看来，朝廷否定掉的东西，张禹也没有采用。“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雕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张禹所得到的论语大义，是通过口授得来的。
“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奏寝，罢归故宫。
久之，试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荐言禹善《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由是迁光禄大夫。”
张禹这个《论语》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被朝廷接受的。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浸微。”
到了张禹这里，《论语》终于定本，结束了各方争议。原因也说得非常的清楚，是因为张禹尊贵。
张氏论语，因为张禹身份尊贵、弟子众多而胜出。不仅如此。“禹四子，长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
总结：从论语的两个关键的节点，可以看出，在汉武帝之前，《论语》仅仅是作为坊间市井上口传作品而存在，相当的小众。到了西汉末期成帝时，丞相张禹以口传《论语》而大富大贵，《论语》正式定稿成文。
汉书作者班固对张禹的评价颇有意味：“禹为人谨厚” ‘“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 ；“张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张禹，一辈子只知道混迹官场、明哲保身，讲求官场哲学，哪懂什么圣人之道！他的《论语》记录的不过是大汉张丞相禹和他的弟子言行。
那么认定《论语》为伪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论语》里面记载的确实是孔子和他的第一的言行，如假包换。第二个，《论语》这本书正式定稿的时间年代的确定。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还是汉朝人的创造？
第一个标准，确定论语里面记载的内容确实是历史真实发生过的，是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实录。这个完全无法证实，不可证实。
第二个，只确定《论语》这本书定稿的时间和年代。这个是有意义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下面仅就这个第二点进行追溯。
确定《论语》这本书的成书定稿的时间线索。两个关键的节点也是两个。一个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孔子作了有传——《孔子世家》。
下面是《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的节选：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
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孔子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作传也详尽，但是并没有提到《论语》。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说直到司马迁作《史记》的汉武帝时期，《论语》并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认可。汉武帝时有孔安国向朝廷献书。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学官。”又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朝尉，而司马迁亦从问故。”《汉书·艺文志》记其献书在“武帝末”，再结合《孔子世家谱》“自博士迁临淮太守，六年以病免”的记载，孔安国此次献书，当在征和二年为宜。安国卒年必在司马迁《孔子世家》成篇之前、孔安国献书之后。”
就是说司马迁是很熟悉孔安国的，但是在他的史记中完全没有提到论语。
而由孔安国献书的记载，可确定《论语》，这本书已经存在了。但是在他献给朝廷之后，又被朝廷退了回来。孔安国手中的《论语》没有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认可。
至于“汉武帝末年，被封在鲁地的鲁共王刘宇，为了扩建宫殿，破坏了孔子的故宅。结果在拆除过程中听到了一声“鼓琴瑟钟磬之音”。当时觉得害怕，就不敢继续拆了，之后他就发现了用古蝌蚪文写的论语，于是进献给已经尊孔尊儒的汉武帝”。看看而已。
现在有海昏侯墓葬出土的竹简《论语》，时间也已经在汉武帝之后的了。
因此，到汉武帝时期《论语》已经成书了，但是未被朝廷认可。汉武帝和司马迁明明知道，却不认可，原因何在？当时伪书盛行，朝廷已经疲于应付，望书生恐了吧。
当时，除鲁共王刘余搞的装神弄鬼的《论语》和孔安国的《论语》两个书面版本外，还有流行的两个口口相传的口头版本。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
可以总结如下了，西汉至武帝司马迁时期，《论语》有口口传版本，有文字版本，但是文字本没有被朝廷和社会认可。口口相传，只能当成坊间俗语看待。
“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 “采获所安”，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本。
值得注意和玩味的是汉大丞相张禹，学习的是口头版的《论语》，而不是文字版的刘余弄神版和孔安国的献书版。看来，朝廷否定掉的东西，张禹也没有采用。“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雕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张禹所得到的论语大义，是通过口授得来的。
“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奏寝，罢归故宫。
久之，试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荐言禹善《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由是迁光禄大夫。”
张禹这个《论语》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被朝廷接受的。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浸微。”
到了张禹这里，《论语》终于定本，结束了各方争议。原因也说得非常的清楚，是因为张禹尊贵。
张氏论语，因为张禹身份尊贵、弟子众多而胜出。不仅如此。“禹四子，长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
总结：从论语的两个关键的节点，可以看出，在汉武帝之前，《论语》仅仅是作为坊间市井上口传作品而存在，相当的小众。到了西汉末期成帝时，丞相张禹以口传《论语》而大富大贵，《论语》正式定稿成文。
汉书作者班固对张禹的评价颇有意味：“禹为人谨厚” ‘“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 ；“张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张禹，一辈子只知道混迹官场、明哲保身，讲求官场哲学，哪懂什么圣人之道！他的《论语》记录的不过是大汉张丞相禹和他的弟子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