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党史学界对红军西路军失败之原因，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一如对西路军的历史要重新作结论那样，学术界诸公在探讨西路军失败之原因时，得出了几乎千篇一律的"新结论"——西路军的失败是党中央战略指导失当所致。从直观上分析，如是说似无不可。但从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层考察，便觉得对此说尚有商榷的必要。

一
有的同志认为，西路军渡河后举棋不定，没有乘虚西进，错失战机，导致了西路军以后的失败，此乃所谓党中央战略指导失当的理据之一。从历史事实考察之，可以发现这里存在着误解。

其一，红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的任务是参与宁夏战役，而不是组成西路军打通远方。1936年10月，中央军委拟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对红四方面在一定时期内规定的任务时：(1）其主力南下组成扇形运动防御；(2）以三个军参与攻打宁夏。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只有停止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事实上，在没有停顿南敌追击之情况下，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已经渡过了黄河。对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过黄河后的任务，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一文中讲得很清楚："渡河后的我军……首要目标是横扫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下一步，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显然，渡河部队担负的是北取宁夏的重任，而不是要组成西路军打向新疆。因此，所谓西路军渡河后举棋不定之说不能成立，中央不负这个责任。

11月2日，徐向前（以下简称徐）、陈昌浩（以下简称陈）给朱德、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东转来接主力过河。"这一请示，得到了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赞可：你们"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中央的意思显然是不放弃一条山、五佛寺重要渡口，意味着宁夏战役有机会时继续执行，因此而示意河西部队不要西进太远。张国焘的指示，事实上是置中央决策于不顾，擅自改变了西岸部队的行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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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19)在黄河以西失败，就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注释(19):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坐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发展，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基本失败，至1937年三月完全失败。(毛选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