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通行本并不等于王弼本。
通行本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可以说凡是非出土文献的版本都可以称之为通行本。而通行本中，影响较大的两个，分别是王弼注本与河上公注本。后世对于老子的研究与理解，都深受这两个注本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王弼、河上公注本奠定了通行本的基本面貌。也因此，往往会以王弼本、河上公本作为通行本的代名词。
但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后世很多学者怀疑古书文本有讹误，在宋代兴起一阵疑古思潮。当时主要矛头针对的是儒家五经。至于元代，在经学发展影响下，动辄改窜古文的情况十分普遍。诸如吴澄等人，那可是赫赫有名的涂抹大师。他们也有理由，觉得在流传过程中，抄写错讹以及翻刻问题，导致古书漫漶不可识读，很多文字语辞都发生了错误，因此要改正。元明刻书十分发达，带来质量良莠不齐，阮元所谓“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便指此事。
这说明，所谓的通行本，并不是有一本标准版被称为通行本，而是指时代流行中的种种大差不差的版本，被统称为通行本。通行本之间，彼此也矛盾重重。

第二，现在所谓王弼本，并非王弼所见到的版本。
这里涉及到文献学和版本学的一些内容。简单来说，古书经、传、注、疏都是单独成书，经就只有经，没有传注；注就单纯是注，没有疏。现在流行的正文中双行小字夹注，这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了，一般认为在宋代才开始将经注合刊，且非主流，单疏本才是流行样式。更别说在汉代，经典具有神圣地位；不同地位的经，要刻在不同尺寸的竹简上。如郑玄所谓“《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传注是没有资格刻在经书上的。
因此，流传的是王弼注，而非王弼本老子。那么现在的王弼本老子是哪里来的？是后世书商刻书时，为了经注合刻，而选用了当时的流行版本。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和王弼注之间有很多矛盾之处。诸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王弼注作“故未形无名时．则为万物之始”，这说明王弼读到的版本作“无名万物之始”，与帛书同，而与所谓的“王弼本”毫无关联。

第三，既然明知道王弼本不等于王弼所见本，为何不据王弼注校改？
刻书最重要的原则是保持原貌。明清时期翻刻宋本书，为保持原貌而制作雕版，刻一部新书便会毁一部宋版书。代价很大。此外很多人改书，改到后来又有新的文献出来，发现改错了。这种事情不胜枚举。因此通行的办法是，刻书保持原貌，而后出校勘记，将版本异同情况单独列出，以便读者核对。
而现在所用的王弼老子注，通常是以明代张之象刻本为祖本。张之象《三经晋注》里面有王弼老子注二卷，现已很难见到。所幸保留在四库全书进行收录，但也面对原书脱讹的问题，因此又根据《经典释文》和《永乐大典》参校。但因为永乐大典没有王弼注三十八章以后的内容，所以实际上这个校勘很不充分。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所用的张之象底本，是清光绪年间浙江书局刻本，但这个版本又根据四库校本校对，因此也不是张之象刻本原貌。
此外明代《正统道藏》中收录有王弼老子注。但道藏本和张之象本之间，也有很大出入。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张之象本王弼注为“两者始与母也”，而道藏本王弼注为“两者始与无也”。这说明就算王弼注都有文本差异，又何来作为标准的王弼校对过的老子文本呢？

总结
通行本是时代流传中的通行版本的总称，并不代表有一个版本被称为通行本，更不代表有一个标准版的通行本。王弼本只是通行本中的代表。
现在所见到的王弼本，是由于经传注疏别本单行，书商为了经注合刊而选用的流行版本。这个版本与王弼没有关系。
王弼流传下来的作品是注释，这些注释也在千年流传中产生了版本异同。因此不仅没有一个标准的王弼本老子，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王弼老子注。

思考题：
老吴说王弼校对本是王弼家族的集体成果，那么王弼家族都有谁呢？

厉害

说的很详细，点赞。
补充一点，道学从来都是家族秘传的，所谓的通行本，王弼本都是不入流的大路货，算不上高级版本。
比如司马光家族秘传《道德真经论》

只有自己认为正确的、才是真的正确的，即使自己没看过、也无所畏惧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