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偶然间读到了游逸飞所写的《制造辛德勇》一文，这篇文章讨论了辛德勇的《制造汉武帝》一书（实际上也是一篇长篇论文）。辛德勇认为，“后出”的史料《资治通鉴》不能用来研究汉代历史。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关于“后出史料”是否真的完全一无所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以云南省为例，这里有大量的涉林业碑刻。虽然某些碑刻是明清时期刻立的，但它们提到了这一地区在宋元甚至更早时期就是森林茂密、生态优良的环境。那么，我们是否能因为这些碑刻是“立于明清”就不能论证此地区“宋元”的情形呢？显然，这些碑刻是可以作为史料来论证这一地区的“宋元生态环境情形”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后出史料”并非完全无用。事实上，只要我们能够审慎地对待和分析这些史料，它们仍然可以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当然，我们在使用这些史料时需要保持谨慎和批判性思维，避免盲目地接受其中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