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早期阶段起就对阶级的客观状况和它主观上对这种状况的认识作了区分，也就是说对阶级的地位和阶级的意识作了区分。严格地说，社会的差别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各个阶级”的，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社会各个集团的成员地位才是由拥有(或支配)生产资料或不拥有生产资料来决定的。在前资产阶级的等级社会中，法律上认可的等级地位比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差别更重要。一个贵族始终是一个贵族，他是某种严格限定的特权的占有者。财产关系的制度隐藏在等级结构的后面，只要土地依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通常是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的话，那末等级制度同财产关系的制度就会完全一致。但随着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随着商业资本、工场手工业资本以及最终产业资本的发展，还有随着（部分被封为贵族的）资产阶级大规模地侵入农业领域，上述一致性就日益受到了损害。等级意识与阶级意识是有根本区别的。等级成员的资格通常是世袭的；从授予权利和特权或剥夺这些权利和特权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然而，阶级成员的资格则取决于对自己在生产过程之中的地位的逐渐了解；因此，它常常依然是隐蔽的，其背后仍有对旧的等级制的怀念情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中间阶层”尤其如此。
　　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出现看作是第三等级同旧制度的统治阶级不断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他以法国小农的例子具体说明了产生阶级意识的艰难；这些小农不是用革命的方法使自身成为统治阶级，而是利用选举权使自己屈从于某一个君主（拿破仑第三）。马克思写道：“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小农中的政治阶级觉悟必然失败的变异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有限冲突（比如某个特定的企业或工业部门中的工会斗争）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直到成为整个阶级的共同事务，并产生一种适当的工具即政党为止。工业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大工厂和工业企业的集体劳动以及交往手段的改进，则促进了这种统一体的形成。阶级觉悟的形成过程同全面的阶级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相吻合的。它们彼此互相促进。
　　马克思清楚地知道：认识并积极追求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常常会同单个的工人或工人团体的特殊利益发生冲突；至少会使那些只顾自己发展的个别熟练工人的短期的、眼前利益同整个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团结显得特别重要。但工资结构的分化和不断富裕的诱惑却常常使高度工业化社会中的阶级团结和阶级意识受到削弱。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为竞相获得高档消费品而产生的“离析影响”（这至少已影响了部分工人）所起的作用，同1851年法国小农的“自然孤立状态”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在考茨基和列宁看来，充分的即政治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列宁还进一步认为工人阶级中自发形成的只能是“工联主义的意识”（《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即只能产生同资本相对立的、代表工会利益的那种需要和实用的意识。政治的阶级觉悟只能由知识分子来启发；他们由于受过较好的教育、消息灵通、同直接的生产过程又有一定的距离，因而有条件了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整个阶级关系。但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依据马克思学说确立的阶级意识，只能为工人阶级所接受，而不会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所采纳。列宁把一种“新型的政党”即由专业革命家所组成的干部政党看作是向具有实际经验的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的组织工具。卢森堡与列宁不同，她强调社会经验即阶级斗争的经验在形成阶级意识过程中的作用；甚至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失误也可以有助于形成能获得胜利的适当的阶级意识，而知识分子杰出领袖人物对工人阶级的恩赐却只能削弱工人阶级的行动能力，导致工人阶级的被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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