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甘余话，记载，
吴嘉纪字野人，家泰州之安丰盐场。地滨海，无交游，而独喜为诗，其诗孤冷，亦自成一家。其友某，家江都，往来海上，因见其诗，称之于周栎园先生，招之来广陵，遂与四方之士交游唱和，渐失本色。余笑谓人曰：“一个冰冷底吴野人，被君辈弄做火热，可惜。”然其诗亦渐落，不终其为魏野、杨朴。始信余前言非尽戏论也。
周栎园，乃是周亮工。周亮工是明清之际，非常著名的人物。

案，周亮工（1612年-1672年）字元亮，号栎园，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中举，次年成进士，入关后，任两淮盐法道、淮扬海防道兵备参政、福建按察使、福建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周亮工博学多通，治学广泛，周亮工亦工诗，“论诗每以切题、自道性情为主，而所得矜奇，渐老渐熟似李杜”，反对专讲格调气色，主张作诗有真我，有真意，力矫晚明不良诗风。】

【案，《●弘光实录钞卷一 设东厂。●弘光实录钞卷二 左都御史刘宗周上台员从贼姓名。》大学士高弘图奏：『人心易扰，当镇之以安静』。户科给事中熊汝霖奏：『厂卫之害，小人借以树威，因以牟利。人人可为叛逆，事事可作营求。缙绅惨祸，所不必言；小民鸡犬，亦无宁日。先帝十七年忧勤，曾无失德，而一旦受此奇祸，止有厂卫一节，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缔造之初，调护尚难，况可便行摧折』。苏松巡抚祁疏佳、御史朱国昌皆争之。
左都御史刘宗周上台员从贼姓名。 率先从逆，用事日久，罪在上等者，喻上猷。其次则仕京而伪命有据者，裴希度、卫贞固、陈羽白、徐必泓、蔡鹏霄、柳寅东、张鸣骏、熊世懿。 伪命无据，或拷或逃者，陈昌言、冯垣登、周亮工、刘令尹、朱朗鑅、金毓峒、魏琯、李植、吴邦臣、张茂爵、伦之楷、赵譔、汪承诏、郑其勳。在差而逃者，河南苏景、山东余日新、长芦向北、巡仓徐养心、巡抚漕沈向、巡盐杨仁愿。或逃或叛，尚无下落者，真定刘显章、宣大杨尔铭、山西汪宗友、甘肃傅景星、河东成友谦、茶马徐一伦，陕西黄耳鼎。而鼎耳为马士英私人，方籍以抟击。于是上章力辨谓此案不可据。
有旨：『从逆何事！妄以加人』！其后李沾重定七款。一曰：从逆必诛。伪吏政喻上猷、伪庶常裴希度、伪防御陈羽白、张鸣骏、伪巡城涂必泓、张茂爵。其次传闻从贼未有的据者，熊世懿、柳寅东、蔡鹏霄、吴邦臣、卫贞固、徐一轮。一曰误参宜辨。杨仁愿、李植、魏琯。一曰惨死宜恤。冯垣登削发触贼怒，夹死。俞志虞为土贼所杀。陈昌言、赵撰夹死。一曰差满可原。成友谦、汪宗友、杨余铭、余日新。一曰路阻宜留傅景星、黄耳鼎、徐养心、向北，刘显章。一曰未任宜录。周亮工、刘令尹、朱朗鑅，皆御贼全城。行取提授，遇变潜身。一曰弃宦宜宥。江承诏、郑其勳、金毓峒，不污伪命而逃。
士英既翻逆案，欲立从贼一案，与之为对。其言曰『今之稽首从贼身污伪命者，皆昔之号正人君子者也』。而以周钟为首者，以复社诸人尝号于人曰：「吾辈嗣东林而起」。不知复社，不过场屋余某，与东林何与哉！ 礼科袁恺奏：『枢辅之言，诚无深意。然恐险人乘间，阳为正人口实，阴为逆案解嘲。甚且借今日讨贼之微词，为异日翻逆之转语，不至于坏国事而倾善类不已。夫枢辅所称号为正人君子者，非所指光时亨、龚鼎孳、陈名夏、周钟、项煜其人乎？时亨、鼎孳，班行末久，建白自喜，其究竟为正人君子与否，未有定论也。名夏与钟，雕虫小技，故未尝有正人君子之目。 若项煜者，逆璫余孽，自知公论不容，改头换面，求附清流。君子鄙之。若居恒既负正人君子之称，临难又着捐躯慷慨之节，臣所闻倪元璐、李邦华、范景文、施邦耀、淩义渠、马士奇、吴麟征、吴甘来、成德、金铉诸人。天下方以是信正人之不虚，嘉君子之足藉，顾独举一二偷息之游魂，疑两间充塞之正气，臣窃不甘为君子受也。臣就以钟事论之。其罪亦不过随例从贼耳。举朝从贼，而独归重一新进之庶吉士，又何其视钟太高也？至于士英疏中之言，则为其乡人徐时霖所造。初，钟与其从兄镳以门弟子相高，汲引既广，败类入焉。两家遂分门户，彼讪此谤，两家弟子相遇于道，不交一揖。镳于门人，以徐时霖为魁。北部变后，时霖利钟之败，造为恶言，用相传播。而镳者，阮大铖贸首之仇也。大铖欲杀镳而不得，遂以钟事中镳。 】

吴嘉纪是明清之际的人物，他的诗歌创作的背景，乃是崇祯时期，南明时期，直到顺治、康熙的初期。故而
弘光实录钞等资料，可以解读吴嘉纪的内在逻辑脉络。推荐吴嘉纪到广陵的人，正是周亮工，王士祯。王士祯（1634年－1711年），原名王士禛，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王士禛，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他的主要成就在诗文创作与理论方面，但在小说、戏曲、民歌、书画、藏书、史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亦不容忽视。
【案，《弘光实录钞 ●自序　寒夜鼠啮架上，发烛照之，则弘光时邸报，臣畜之以为史料者也。》
寒夜鼠啮架上，发烛照之，则弘光时邸报，臣畜之以为史料者也。年来幽忧多疾，旧闻日落；十年三徙，聚书复阙。后死之责，谁任之乎？先取一代排比而纂之，证以故所闻见，十日得书四卷，名之曰「弘光实录钞」。为说者曰：『「实录」国史也，今子无所受命，冒然称之，不已僭乎』？臣曰：『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陈寿之「蜀志」、元好问之「南冠录」，亦谁命之？而不谓之国史，可乎』？为说者曰：『既名「实录」，其曰「钞」者，不已赘乎』？臣曰：『钞之为言略也。凡书目备而略之者，曰钞。「实录」纂修，必备员开局。今以一人定闻见，能保其无略乎？其曰钞者，非备而钞之也。钞之以求其备也』。
臣既削笔洗砚，慨然而叹曰：『帝之不道，虽竖子小夫，亦计日而知其亡也。然诸坏政，皆起于利天下之一念。归功定策，怀仇异议，马、阮挟之以逆案，四镇挟之以领朝权，而诸君子亦遂有所顾忌而不敢为，于是北伐之事荒矣。逮至追理三案，其利灾乐祸之心，不感恩于闯贼者仅耳。传曰：「临祸不忧，忧必及之」，此之谓也！呜呼！南都之建，帝之酒色几何，而东南之金帛聚于士英；士英之金帛几何，而半世之恩仇快于犬铖。曾不一年而酒色、金帛、恩仇不知何在！论世者徒伤夫帝之父死于路而不知也，尚亦有利哉』！
　　古藏室史臣识。时戊戌年冬十月甲子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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