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曾用离心力的成长形容东汉政治,即中央与地方的离心、人们默认中央和地方是两个君主的离心。且他认为魏晋离心力更甚,评价:“魏、晋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1]。而曹操也成了钱穆先生大加批评的对象,批评的尤其一条是曹操“摧抑门第”[2],试图建立他的法家政权。晋朝的政治状况这里不做探讨,这里主要就曹操和东汉士族关系做出探讨,继而从法统和道统的方面对钱穆“离心力”之说做出自己的思考。
我的观点如下:1、从曹操与士族关系上看,曹操并未像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摧抑门第”,而是作为士族领袖对士族内部地位的再分配。2、从钱穆的离心力理论出发,君臣观念不论,但曹操并未如钱穆先生所说淡薄国家观念。
门第,通俗说起来就是“士族”。要理清楚曹操是否打击了士族,应该弄清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是何为士族、何为寒族;其二是曹操到底属于士族还是寒族以及曹魏政权代表着士族还是寒族的利益。
一、士族与寒族的概念探讨
所谓士族的概念,我比较接受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历史进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我们可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3]由此可见,士族是士与宗族结合的结果,即有士身份的地主家族或者说有了大量财产的士人家族,可见士族是一个钱权传承三位一体的产物。东汉的举孝廉决定了这种家族把持着从下而上的推举的政治话语权,而家族本身的子弟又从小受到良好的知识教育,决定了自身家族与寒族相比的硬件优势。自身家族子弟教育良好导致本家族可以推举的人才多,而经济实力强大决定了掌握推举的话语权,即便不推荐自己家族子弟,推举的士人也会和本族关系密切,是为门生故吏。这种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导致士族势力越来越大,而士族发展壮大的典型形态如袁绍的家族“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4]。而在袁绍和董卓利益冲突袁绍外逃的时候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人也曾为了保住袁绍劝说过董卓,其中便也提及袁家“门世故吏遍于天下”[5],于是董卓不但暂时动不了袁绍,还得拜他渤海太守。除了本身的家底外,能拉拢到如此多名士为自己说话,朝政把持者都奈他不得,士族的力量可见一斑。
而寒族作为士族的对立面,则是属于没有家产、没有政治话语权、无法受到良好教育的家族。典型的寒族如甘宁、吕蒙、刘备。刘备虽然名义上是皇族,祖辈也有点小官职:“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6]。可惜家道中落,家族人丁也凋敝,可考的仅有叔父刘子敬,本人除了一个皇族的壳还是织鞋贩履的寒族家底。而士族和寒族有一个中间地带,这种家族既不是士族也不是寒族,比如孙权家族。孙权家族本没有什么政治话语权,《太平御览》里介绍其祖孙钟以种瓜为业,但是在父亲辈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其父孙坚最开始的官职虽是“少为县吏”[7],是微末小官,不过家族在他手里壮大起来,如在当地有人作乱时“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8],而孙坚后来有了部曲。而说起孙权兄孙策,他的舅舅吴景是丹阳太守、好友周瑜则是标准士族出身。由此可见到了孙权接手家族的时候,孙家已经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产,虽然政治话语权比正规士族少(不掌握察举制的推荐资格),但也和士族沾亲带故,这应该算是寒族向士族过度时期的状态,是为豪强,但是豪强也不应该算寒族,而是准士族。
二、曹操家族属于士族,非单纯的地方豪强或寒族。
从钱穆先生的“摧抑门第”的语中我们或许可以窥测出其潜台词:即钱穆是将曹操默认为寒族的。若钱穆默认曹操是士族,摧抑门第岂不是成了摧抑自己?而包括陈寅恪、易中天在内的很多人事实上也是有着曹操是寒族的看法。
但我认为曹操不是寒族,而是士族。上文提到了超级大士族袁绍,毋庸置疑,曹操的家族是比不上袁绍的,但这就好比开保时捷的是高富帅不代表开宝马的就是穷人。曹操的家庭背景虽然不是像袁绍那样华丽,但仍然是士族。曹操的父亲虽然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但曹腾开始便已经是侯爵:“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9]。其父曹嵩则更是官居高位:“养子嵩嗣,官至太尉”[10]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寒族真心搭不上边。事实证明曹腾家族也非普通的豪强家族。《水经注》曾经记载了曹腾家族的墓碑,其数众多。而其中也不乏各种做官之人的墓碑:“械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阙北有圭碑,题云,《汉故中常侍长乐大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有腾兄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颖川太守曹君之碑》……坟北有其元子炽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炽弟胤家,家东有碑,题云:《汉谒者曹君之碑》……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11]由此可见,曹腾家族本身便是人丁兴旺,家族多入仕途并且不少人身居高位的当地大族。虽然比不得袁绍的家底,说一声士族不为过。
此外曹腾身为宦官并不代表没有政治资本,曹腾在任时曾举荐过大批名士,诸如陈留虞放、陈留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后汉书·曹腾传》曾这样评价:“腾所进达,皆海内名人……”[12]而且从曹腾举荐的人看来,不乏清流名士。可见曹腾虽说是宦官,但是不像其他宦官那样一味弄权,至少有着自己的操守,他举荐的人也是有一定作为的:“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13]。这同时也可以看出来曹腾本人的政治投资眼光、佐证了曹腾的政治资本。
钱穆先生为了印证曹操的身份低下用陈琳讨伐曹操檄文里说阉党遗丑的例子。可这更接近文学作品,岂能作数?况且陈琳檄文骂人一向难听,讨伐孙权的时候《檄吴将校部曲文》里更写到了“……孙权小子,未辩菽麦,要领不足以膏齐斧,名字不足以洿简墨,譬犹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陆梁放肆,顾行吠主……”[14]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此类文章看过笑过便可,钱穆先生竟然真拿来佐证也着实费解。
[1] 钱穆著:《国史大纲》(上) 九州出版社 2011年7月 第235页
[2] 钱穆著:《国史大纲》(上) 九州出版社 2011年7月 第235页
[3] 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12月 第77页
[4]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672页
[5]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680页
[6]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2326页
[7]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2824页
[8]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2824页
[9]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3页
[10]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3页
[1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释:《水经注》 中华书局 2007年7月 第553页
[12]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10页
[13]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3页
[14] [清]严可均辑、许振生审定:《全后汉文》 商务印书馆 1999年10月 第930页
我的观点如下:1、从曹操与士族关系上看,曹操并未像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摧抑门第”,而是作为士族领袖对士族内部地位的再分配。2、从钱穆的离心力理论出发,君臣观念不论,但曹操并未如钱穆先生所说淡薄国家观念。
门第,通俗说起来就是“士族”。要理清楚曹操是否打击了士族,应该弄清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是何为士族、何为寒族;其二是曹操到底属于士族还是寒族以及曹魏政权代表着士族还是寒族的利益。
一、士族与寒族的概念探讨
所谓士族的概念,我比较接受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历史进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我们可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3]由此可见,士族是士与宗族结合的结果,即有士身份的地主家族或者说有了大量财产的士人家族,可见士族是一个钱权传承三位一体的产物。东汉的举孝廉决定了这种家族把持着从下而上的推举的政治话语权,而家族本身的子弟又从小受到良好的知识教育,决定了自身家族与寒族相比的硬件优势。自身家族子弟教育良好导致本家族可以推举的人才多,而经济实力强大决定了掌握推举的话语权,即便不推荐自己家族子弟,推举的士人也会和本族关系密切,是为门生故吏。这种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导致士族势力越来越大,而士族发展壮大的典型形态如袁绍的家族“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4]。而在袁绍和董卓利益冲突袁绍外逃的时候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人也曾为了保住袁绍劝说过董卓,其中便也提及袁家“门世故吏遍于天下”[5],于是董卓不但暂时动不了袁绍,还得拜他渤海太守。除了本身的家底外,能拉拢到如此多名士为自己说话,朝政把持者都奈他不得,士族的力量可见一斑。
而寒族作为士族的对立面,则是属于没有家产、没有政治话语权、无法受到良好教育的家族。典型的寒族如甘宁、吕蒙、刘备。刘备虽然名义上是皇族,祖辈也有点小官职:“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6]。可惜家道中落,家族人丁也凋敝,可考的仅有叔父刘子敬,本人除了一个皇族的壳还是织鞋贩履的寒族家底。而士族和寒族有一个中间地带,这种家族既不是士族也不是寒族,比如孙权家族。孙权家族本没有什么政治话语权,《太平御览》里介绍其祖孙钟以种瓜为业,但是在父亲辈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其父孙坚最开始的官职虽是“少为县吏”[7],是微末小官,不过家族在他手里壮大起来,如在当地有人作乱时“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8],而孙坚后来有了部曲。而说起孙权兄孙策,他的舅舅吴景是丹阳太守、好友周瑜则是标准士族出身。由此可见到了孙权接手家族的时候,孙家已经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产,虽然政治话语权比正规士族少(不掌握察举制的推荐资格),但也和士族沾亲带故,这应该算是寒族向士族过度时期的状态,是为豪强,但是豪强也不应该算寒族,而是准士族。
二、曹操家族属于士族,非单纯的地方豪强或寒族。
从钱穆先生的“摧抑门第”的语中我们或许可以窥测出其潜台词:即钱穆是将曹操默认为寒族的。若钱穆默认曹操是士族,摧抑门第岂不是成了摧抑自己?而包括陈寅恪、易中天在内的很多人事实上也是有着曹操是寒族的看法。
但我认为曹操不是寒族,而是士族。上文提到了超级大士族袁绍,毋庸置疑,曹操的家族是比不上袁绍的,但这就好比开保时捷的是高富帅不代表开宝马的就是穷人。曹操的家庭背景虽然不是像袁绍那样华丽,但仍然是士族。曹操的父亲虽然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但曹腾开始便已经是侯爵:“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9]。其父曹嵩则更是官居高位:“养子嵩嗣,官至太尉”[10]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寒族真心搭不上边。事实证明曹腾家族也非普通的豪强家族。《水经注》曾经记载了曹腾家族的墓碑,其数众多。而其中也不乏各种做官之人的墓碑:“械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阙北有圭碑,题云,《汉故中常侍长乐大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有腾兄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颖川太守曹君之碑》……坟北有其元子炽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炽弟胤家,家东有碑,题云:《汉谒者曹君之碑》……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11]由此可见,曹腾家族本身便是人丁兴旺,家族多入仕途并且不少人身居高位的当地大族。虽然比不得袁绍的家底,说一声士族不为过。
此外曹腾身为宦官并不代表没有政治资本,曹腾在任时曾举荐过大批名士,诸如陈留虞放、陈留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后汉书·曹腾传》曾这样评价:“腾所进达,皆海内名人……”[12]而且从曹腾举荐的人看来,不乏清流名士。可见曹腾虽说是宦官,但是不像其他宦官那样一味弄权,至少有着自己的操守,他举荐的人也是有一定作为的:“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13]。这同时也可以看出来曹腾本人的政治投资眼光、佐证了曹腾的政治资本。
钱穆先生为了印证曹操的身份低下用陈琳讨伐曹操檄文里说阉党遗丑的例子。可这更接近文学作品,岂能作数?况且陈琳檄文骂人一向难听,讨伐孙权的时候《檄吴将校部曲文》里更写到了“……孙权小子,未辩菽麦,要领不足以膏齐斧,名字不足以洿简墨,譬犹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陆梁放肆,顾行吠主……”[14]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此类文章看过笑过便可,钱穆先生竟然真拿来佐证也着实费解。
[1] 钱穆著:《国史大纲》(上) 九州出版社 2011年7月 第235页
[2] 钱穆著:《国史大纲》(上) 九州出版社 2011年7月 第235页
[3] 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12月 第77页
[4]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672页
[5]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680页
[6]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2326页
[7]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2824页
[8]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2824页
[9]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3页
[10]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3页
[1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释:《水经注》 中华书局 2007年7月 第553页
[12]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10页
[13] [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3页
[14] [清]严可均辑、许振生审定:《全后汉文》 商务印书馆 1999年10月 第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