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图片为：濟南長清徐志摩紀念公園

這個人世間，不但養不起詩人，而且我總感到還是虧欠了許多詩人的。離我們最近的年代，是1989年早逝的海子，他只活了25歲；較遠年代的是徐志摩，死於1931年，年僅34歲。一直想寫寫徐志摩的事，2021年11月19日是他的九十年祭日，正好是作某種思考的因由。有一個場景始終在我頭腦裡是深刻的印記，就是當徐志摩遇難後，許多文化名人追記葬禮的相關細節，包括對「慘狀」的描述。其中有沈從文的回憶，這樣寫的：棺木裡靜靜地躺著的志摩，戴了一頂紅頂絨球青緞子瓜皮帽，帽前還嵌了一小方絲料燒成「帽正」，露出一個掩蓋不盡的額角，右額角上一個李子大斜洞，這顯然是他的致命傷。眼睛是微張的，他不願意死！鼻子略略發腫。想來是火灼炙的，門牙脫盡。額角上那個小洞，皆可說明是向前猛撞的結果（沈從文：《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我特別注意到，給徐志摩戴了一頂瓜皮帽，好像突然感到人們刻意把他打扮成小孩模樣，似乎是回味他那孩童式的天真給世間留下的感慨和唏噓。在我們這個年代，市上是不戴瓜皮帽的，因為瓜皮帽給人的視覺是有些滑稽和逗樂，有時是從年畫或連環畫中看到小孩戴瓜皮帽，那是一種童趣的符號。而徐志摩本質上是一個長不大的「大孩子」，所以瓜皮帽戴在他頭上，也算「蓋棺定論」式對他人生的一種了結。這是我自以為是的感想。後來，在編輯民國時期風俗的相關文稿，查閱資料時，才知道瓜皮帽是流行於明、清、民國三代的一種首服，又稱六合一統帽、六合帽、六合巾、西瓜帽、瓜殼帽、瓜拉冠、秋帽、困秋等，因由六塊黑緞子或絨布等連綴製成，底邊鑲一條一寸多寬的小簷，形狀如半個西瓜皮故而得名。據說，明初朱元璋大力推廣瓜皮帽，因「六合帽」蓋含「天、地、東、南、西、北之一統」，意在為新興王朝取吉兆。這帽從明清一直流行到民國。

因此，瓜皮帽不是我想像的那樣是小孩玩兒的飾品，而是一種正經或正式的首服。所謂為了追念徐志摩的孩子品性，不過是自己的選擇性聯想。但是，問題又在於，到民國時代，尤其徐志摩的時候，西學東浸，時髦青年人尤其是知識份子，一般追捧西式的禮帽，並以此與長袍、馬褂相搭配，從胡適到徐志摩，都是這樣一身打扮的。所以，我還是經常腦中徘徊給徐志摩戴瓜皮帽有何特別意義。人的固執和聯想的本能，是沒有辦法的，但於我總認為是事出有因的。而且這種聯想，其實離現實也沒有差距到哪裡。那個年頭，世道是那麼黑暗和冷酷，文人和官場混為一體搞不清，唯獨徐志摩還是保留了些許的童真，他活著許多人欺負他，死的時候才會惦記他的童心，以一頂瓜皮帽表達哀思，代表人世間對他的虧欠，讓他永遠活在孩童般的單純中，活在詩歌和愛情中。就像林徽因在徐志摩周年祭日寫的詩《別丟掉》一樣，那種追憶和緬懷中體現出的清冷哀怨以及傷感與痛苦，是一種對「可遇不可求」的惋惜，全詩三個關鍵句：「別丟掉」、「這一把過往的熱情」、「你仍要保持著那真」，三句中三個關鍵字，一個情字，一個真字，再加一個熱字。遠比徐志摩理性和現實的林徽因，知道這個世界少了徐志摩就意味少了什麼，所以，任誰也無法離開徐志摩去作其他人的想像。作為人世間的一部分，林徽因也是「虧欠」徐志摩的，卻也知道「真」的美好，並勸九泉之下的徐志摩「別丟掉」，可見世人對有些東西還是留戀和需要的，所以就有了這樣的詩句：「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話—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著／有那回音」。我一直以為，徐志摩在那個年齡突然死去，應該是他唯一的宿命，或者說是死得其所。因為，以徐志摩的「情」和「真」，他是無法在那樣一種社會中生存下去的。那架失事的飛機，不但在11月19日摧毀了他的生命，而且本身就是一個把他的精神撕裂在從上海到北京的這一條致命航線上。北京那頭除了有他追了多年沒成的林徽因，還有世俗的糧票，而上海這頭有不肯放棄燈紅酒綠而隨夫赴京的陸小曼，他為了一張廉價的免費機票，同時，又背負著滿世間的輿論指責，不諳人情世故險惡，又不懂如何回擊惡人，在這個世間上繼續生活下去，不但是一種折磨，而且實在不知道以後還會發生什麼事，甚至會毀了一個詩人。因此，一個名叫徐志摩的肉體消失了，而一個充滿詩意和情愛的燭光，卻就此點燃，一直在黑暗的世界中照亮許多人的精神。

那一刻他死去，從此不會再長大，一切美好的東西也就此凝固。現在許多崇拜徐志摩的文學青年，應該為此而感恩。徐志摩生長的那個年代，是一個黑暗的年代，也因此是一個充滿尋找光明的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我們所知道的那些著名的文化人，其實都曾經在政治活動中是熱血青年。胡適不必說了，像魯迅和周作人，二人甚至對日本的新村運動（即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公社）產生過極大的興趣，而且參與和體驗過。他們認為社會和世界有變局，希望通過自己的方式喚起人心推動變革。問題是，那個年代普遍流行的觀念和行為方式是，「年輕時不左傾是沒有良知，年大了以後還是左傾就是沒有理性了」。徐志摩從一開始並不是個詩人，而是充滿了烏托邦理想，是一個自以為「革命家」的青年。他曾回憶說，「一個在三十歲以下的人看了現代社會的狀況而不是革命家，他不是個痴子，定是個傻瓜。我年紀輕輕，不願意痴，也不願意傻，所以當然是個革命家」（《南行雜記》）。他這種理想主義，與當年的大多數作家都有同樣的開始。問題是，許多熱血青年後來都走上了理性之途，包括魯迅和周作人後來的發展，顯然都是越趨成熟和冷靜，他們理所當然不能免俗。但是，對徐志摩來說，一方面他同樣避免不了那種從追求、疑惑到失望的軌跡，用他自己所說的「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猛虎集序》），另一方面，他又恰恰總是「長不大」，他一直為自己的理想世界去闖蕩，但是卻動輒就把自己的退路斷了。在人世間，這是一種難得的可愛和罕見的真情，卻也是他命運的致命之處。徐志摩沒有像魯迅和周作人到日本的經歷，他在父親的支助下去美國留學，父新要他學金融學，他的「野心」卻是夢想當「中國的Alexander Hamilton」（美國政治家，曾任開國總統華盛頓的秘書）。他在美國學政治和歷史，充滿雪恥圖強的熱情，最可愛的是，他和同室的四人協定章程，每天早晨六點起床，七點舉行朝會，晚上唱國歌，十點半就寢，甚至參加大學的軍訓，以便回來報效祖國。這個時候，他對社會主義學說產生了興趣，但是他本質上又是一個與世疏離的天才，而且性格容易衝動，他從哲學中尋找自己的思想根據，突然又迷上了羅素的思想。他以為羅素肯定會接受自己作為弟子，於是，在還沒有同羅素聯絡下，自己突然「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學大博士的引誘」，直接坐船去英國尋找羅素了。這種舉動是胡適、魯迅、周作人、沈從文等都做不出來的，徐志摩是一個完全缺失理性的「大孩子」。問題是，他風裡浪裡好不容易到達英國倫敦後，才知道自己崇拜的恩師羅素已經被倫敦大學除名，此時已到中國講學去了。這無異是徐志摩人生中的一大遺憾甚至是一大敗筆。

這一敗筆，使中國少了一個末來有可能的哲學家或政治家，卻產生了一個充滿情感逸事的詩人。徐志摩不能再回美國，於是用他的話說就在英國「混」了，也學過經濟學等。英國兩年他基本是在劍橋大學度過的，劍橋的自由風氣把他陶冶成一個浪漫主義的詩人，而且在那裡他認識了正在英國留學的陳西滢，以及外交家林長民，從他那裡認識了其女兒林徽因，於是我們所知道的徐志摩的大多數故事，便就此展開。不管如何，徐志摩不戀學位，不戀金融家的實惠，而醉心於哲學和社會改革，畢竟還是一個非常有理想主義的青年。而這個所謂的「理想青年」，少了同類人中間那種利益和仕途的謀算，這就是一個人與眾不同的另類性格。徐志摩或者把詩人的情操融進了政治的理想中，或者把政治的理想演化成詩人的行為模式，雖然都讓人感到有一種美學的觀感，但兩者畢竟是對立的世界，一旦逾越，就形成展示過程中的致命弱點。徐志摩與當時同類的政治和文化精英有迥然不同的命運和下場，這是一個最要害的原因。這種人對世間是無害有益的，但世間往往是虧欠這種人的。所謂人世間，無非就是三方面的關係總合，一是人的社會關係，二是人際情感關係（包括家庭和親情），三是職業或職場關係，徐志摩都無法處理好，或者說，是這樣一個人世間無法讓他處理好。非常有意思的是，徐志摩在英國尤其是劍橋那幾年，他是相當討人喜歡的。他同狄更生成為好朋友，狄更生喜歡戴徐志摩送給他的中國小圓帽（應該是瓜皮帽罷），兩人長期保持友誼。徐志摩在英國很有人緣，所以結交廣泛，穿著一身中國長衫，出入於各大學和組織，在各種沙龍裡周旋自如，他對人無惡意，別人對他也以善處之，加上有林徽因這個紅顏知己，那幾年應是徐志摩最快活和最輕鬆的日子，猶如小孩般的天真和享受。劍橋那一方水土使徐志摩以為就代表了英國，於是他在貶斥德國、法國和美國後，說世界上比較像樣的地方「就是英國」，這其實就是他自己內心的烏托邦想像。

當回到中國後，這一方水土顯然不同於劍橋，在捲入了要涉及其他人的事件時，這個世間對這個沒有長大的小孩子就是險惡的了。徐志摩自以為是的單純理想，有時其實是一種清高。他在上海期間，想從政治回歸到詩和文，從事寫作和教學，以示與要做政府「諍臣」「諍友」的胡適等人不同，這種行為模式是很符合他的天性的。這種天性甚至引起茅盾的重視，說他「有一顆藝術家的良心」，「五四以後的新詩人中，徐志摩有著重要的地位，他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詩人，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的」（《論徐志摩》）。茅盾說徐志摩三十歲左右正處在「變」的關口，沒詳說變什麼，但徐志摩那種小孩式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卻是許多不同的人期待「變」的。可惜他是變不了的。這個民族不養詩人的，當然不只徐志摩，詩人得全靠自己的經營才能出詩，有些甚至是要在「詩以外」做文章才能得以生存下去。然而，這於徐志摩來說，全是他的短項。徐志摩不但堅持「純藝術」的宣稱，而且也堅持「純愛情」的追求，在那樣一個兇險的人世間，這無異更為自己埋設了人生的地雷。那個年代，中國的文學界是超乎人想像的複雜，不要說革命派和自由派水火不融，就是每個派別之中也是宗派重重，稍有碰撞都會大幹一仗。徐志摩的詩吸引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卻也為有的人側目，他不會主動攻擊別人，卻不免遭受流彈。當時剛進入晨報副刊的主編孫伏園，因為發《阿Q正傳》而與魯迅關係極好，於是發了一篇魯迅諷刺徐志摩的打油詩。報紙這樣做顯然不妥，於是被總編輯劉勉己抽下來，而孫伏園事後知悉，憤怒責問劉勉己並揮拳擊去。這拳打沒打到，後來有不同傳說，孫伏園自己也有幾個版本，這都是後話，但徐志摩隨意遭名師諷刺和糟蹋，也可由此一見。魯迅和徐志摩兩人的領域、職業和利益構不成敵對關係，兩人既无恩怨也无纠纷，因此，隨意拿徐志摩開涮，基本上是不把他放在眼裡，可以像個小孩子隨意說上幾句。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不單純，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不但夾雜了無可避免的宗派主義，而且也無緣無故有許多個人恩怨，這種世道並不是徐志摩這樣的人所能應付的了。即使他空難致亡，世人對有些事仍然耿耿於懷。平素與徐志摩並不來往的女作家冰心，在致梁秋實信中坦承「人死了什麼話都太晚，他生前我對他沒有說過一句好話」，然後刻薄地說，「究竟是『女人誤他？』還是『他誤女人？』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處他得不著，女人的壞處就使他犧牲了。」顯然冰心的怨懟是衝著女人去的，只是隨意把他捎帶了。徐志摩死後兩年，冰心還發表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這是公認的以徐志摩為原型的影射作品，女主人公原型大家認為是林徽因，冰心不承認，後來說是陸小曼，但既然是小說，倒是不必拘泥於細節，問題是，作品發表後林徽因把從山西帶回的一壇山西陳醋送去給了冰心，這種女人之間的微妙心思還是說明問題的。

冰心和林徽因其實是兩個女人的冷戰，把無怨無仇的徐志摩牽扯進來，是徐志摩的倒楣，但起碼說明了，那個世間對徐志摩的傷害是輕而易舉的，誰多人認為對無權無勢的徐志摩隨意地虧欠一下，是不需要經過風險評估的，尤其對他的男女情事進行落石下井，隱約之間還可為自己佔據道德制高點。後來錢鍾書寫《圍城》，以他的刻薄和精明，當然不會放棄適當地消費一下徐志摩的。《圍城》裡雖然通過方鴻漸和詩人董斜川的嘴兩處提到徐志摩，但是，方鴻漸和董斜川再加上一個吹牛羅素曾向自己「請教」的哲學家諸順明，其實都有諷刺徐志摩的影子。就徐志摩來說，即使沒死，估計也不會奮起為自己辯護的，這是他的天性使然。就在那封致梁秋實信中，冰心還提到一個細節：「最後一句話，他（徐志摩）對我說的：『我的心肝五臟都壞了，要到你那聖潔的地方去懺悔。』我沒說什麼，我和他從來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憐惜他了，他真辜負了他的一股子勁」。冰心是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有著結實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她應該明白徐志摩說出「懺悔」和「那聖潔的地方」是什麼意思，但自己仍然那麼刻薄和尖銳，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但徐志摩身處一個無法不虧欠自己的人世間，則又多了一個體味（即使九泉之下）。

憤怒出詩人不適用徐志摩，他很少有「憤怒」，反而應是「愛情出詩人」。對於一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來說，「唯美派詩人」徐志摩鬧出的事，基本上都是他自稱的「純藝術」和「純愛情」所致，這是沒有辦法讓他改的，但事實上也有他的理由。徐志摩追求林徽因，最初的障礙是尚未和前妻張幼儀離婚，但當他與張幼儀離婚後，仍然遭到自己的恩師梁啟超的堅決反對，這固然是難以避嫌仗勢欺人，問題是徐志摩後來與陸小曼結婚，心地善良的他邀請梁啟超為自己證婚，沒想到兩位新人在婚禮上領受了一通嚴厲的訓斥，這就是史上獨一無二的「證婚詞」。人們可以從善良方面進行解釋，美其名曰對學生的「關心和愛護」，但新婚大吉不應有這種舉止的，尤其梁啟超毫不避嫌（畢竟他的兒子娶了林徽因），當眾批評新人，確實是過分的。也許在梁啟超看來，徐志摩既然長不大，不妨隨便訓斥一下，諒徐也不會反抗。結果當然是這樣，徐志摩和陸小曼雙雙聆聽訓斥，忍受這種婚禮的尷尬和無理，反倒凸現了兩人的可憐，而徐志摩的可愛，也就同他的本性一致了。這個人世間對徐志摩的虧欠，就是這麼實在的。徐志摩的「純藝術」和「純愛情」，實在是由他的生性本質決定的。作為中國詩壇上一顆燦爛的明星，徐志摩的世界觀沒有被任何意識形態主導，超越黨派，超越主義，超越階級，是一個純情的詩人。這是徐志摩給我們文化留下的真正遺產，這才是最重要的。他在男女愛情方面，有他不周或不妥的失當，但人們應該注意到一個事實，對所有人的感情，他都是公開光明的，是以感情為先，沒有任何利益交易，而且敢於作出個人的犧牲。有些事放在別人那兒是極要隱密的，唯徐志摩卻像小孩一樣，包括狎妓和拈花惹草之事，凡事向陸小曼如實稟告，「我是透明的，我把一切都告訴你。」只是兩個人都是長不大的孩子，互相不懂體諒，或者相互折磨，這個世界要不虧欠徐志摩，也是說不過去的。

坦誠地講，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徐志摩情事，在二三十年代那個文化和社會背景下，不能算是什麼太出格的事。他與林徽因的故事，有非常美麗的一面，人們指責他無非還有前妻張幼儀的婚姻。本人妻妾在旁的梁啟超以道德高度訓斥徐志摩，當有時空倒置之感。徐志摩與張幼儀的婚姻是那個時代的不幸，作為一個新文化時代和接受過西方完整教育的詩人，他本來就應有對追求感情幸福的認知。他與陸小曼婚姻的不幸，既與兩個人沒有長大有關，也同徐志摩父親氣憤之下斷絕經濟之助有關，這些都構成了人世間對徐志摩的虧欠。問題在於，後來人們關注徐志摩的「情事」，更多地是落眼於實體的人和事以及有故事性的細節，但是，卻忽略了從中透現出詩人關於愛情的理想境界和想像，就如多年以後，林徽因也曾對自己的兒女說：「徐志摩當初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像出來的林徽因，而事實上我並不是那樣的人。」 林徽因是當事人之一，顯然她自己這種通過近距離的觀察和感受，還是能打開徐志摩愛情觀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