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者并没有掩饰回避宝黛的思想性格差异,即所谓“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在他的笔下,宝玉的“心动肠碎”并非仅仅只是为了“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他的思绪在延伸,“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这里有三个人的名字,应该是代表了不同身份(贵族小姐、侍妾、丫鬟,似乎与“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相应,但是不知为何从梦境进入贾宝玉的显意识)的年轻女儿。其中宝钗、袭人二人是除黛玉外与宝玉较亲近者,香菱接触少见,也许宝玉对其不幸较多关注同情(见第62回),总之,她们代表了宝玉关注的“女儿”群体。贾宝玉进而推想及自身“不知何在何往”,又进而推想及“斯处斯园斯花斯柳”“不知当属谁姓”。这里的推想内容,已经不止是青春和生命,还包括自然社会面貌的变化甚至剧烈变迁。也即是说,贾宝玉此时是在关怀有情无情的所有众生,这才会产生欲“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的出世解脱之想,进入佛禅境地。脂批所谓“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复推求悲伤感慨,乃玉兄一生天性”。有学者把贾宝玉的这种慈悲情怀称为“无缘慈悲”,说“贾宝玉的悲天悯人,没有世俗缘由(功利原因),也没有特定对象”,是慈悲的最高境界。⑧贾宝玉不仅是女儿世界的“多所爱者”,也是具有儒家仁爱情怀和佛家慈悲情怀的大爱者。这是作者对理想人性追求的的创作设定。出世乃是“爱人者败亡的逃路”。他对黛玉一再发誓“你死了我做和尚”而非殉情,小说最后设计黛死钗嫁宝玉出家,都符合这种“情不情”的天性。普遍关怀的“共情”与林黛玉的自我关怀的“自情”,在关怀对象上显然是不同的,但在“重情”即肯定人的自我个性和天性,肯定个体生命价值,并以此对抗反人性的礼教秩序这个基本点上是共同的。贾宝玉的两性之爱钟情于黛玉,这是黛玉所期待的;但宝玉人世关怀普及众生,这是黛玉所不能及的;而宝玉“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的弱点又在与黛玉的恋爱中得到矫正。这正是宝黛虽然性格不同却终能成为生死不渝的知己爱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