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现在所谓的法治社会 是不是就相当于以前的法家 这个历史证明不适于中国 。 我前面也说过 ，现在的人们更多的是道德问题，从而触犯法律。 更多的强调法律而忽略道德 只会使社会更乱

　司隶校尉琅邪郡人诸葛丰，以刚强正直，不随波逐流，而闻名朝野，多次冒犯皇亲国戚，所以权贵大都说他的坏话。后来被控为在春李和夏季逮捕犯人，不顺天时，贬谪当城门校尉。他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有罪。皇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于是下诏：“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廷的时候，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当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天意，不遵守法令制度，专用苛刻凶暴的手段来树立威严的外貌。我不忍心法办，令他改任城门校尉，想不到他不自知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随心所欲地毁谤和赞扬，不顾从前的言论，全无信义到了极点。我怜悯诸葛丰年纪衰老，不忍施刑，立即贬作平民。”又颁布诏书：“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毫无忠贞信守，朕心怀悯恻，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决定贬周堪当河东郡太守，张猛当槐里县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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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司马光说：诸葛丰对十周堪、张猛，从前赞扬，后来毁谤，其目的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不过是投靠皇亲集团，企图飞黄腾达而已。他也属于郑朋、杨兴一类人，何来的刚烈正直?作为君主，应该察看善恶，明辨是非，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奸邪，这样才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则他不应被罢官。如果他是以不实之辞诬陷人，则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呢?而今双方都受到责罚，同时废弃，那么善与恶，是与非，区别又在哪里？

经常有发不出来的话 以前我记录伤寒论 千金翼方 就这样 后来就不发了

　皇上问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法网，连年 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今 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重新坐牢，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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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社会风气，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 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这种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 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改变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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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 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 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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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 ，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 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升匡衡当光禄大夫。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 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 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敌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秋季，七月，陇西郡羌族彡姐、旁种两个部落造反。元帝召集丞相韦玄成等高级官员，举行御前会议。这时，粮食连年歉收，朝廷正在忧虑，突然传来羌族兵变的消息，韦玄成以下所有高级官员，震惊不知所措，没有人敢先开口。右将军冯奉世说：“羌民近在境内背叛，如果不及时扑灭，就无法控制远方蛮族，我愿率大军前往讨伐。”元帝问他需要部少部队，冯奉世说：“我听说，一个善于统兵的大将，不会作第二次动员，所载负的粮秣，不会超过三年所需，所以大军不至于长期被羁绊在原野之外，而是速战速决。从前，我们每每不能正确估计对手，大军才遭到挫败，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派援兵，不但拖延的日子长，所需的军费多，而且国家的威望也受到损害。现在叛军约有三万人，依据兵法，攻击部队必须超过一倍，需要六万人。然而羌族军队的武器落后，只有弓箭与长矛，我们的部队可以减少为四万人，一个月足以解决。”然而，丞相、御史、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都以为：“民间正逢秋收，不便在农忙时多征调人入伍，征发一万人前往屯守，也就足够了。”冯奉世说：“不可。天下百姓受到天灾饥馑的袭击，兵士战马不但体力瘦弱，而且数量也大都消耗，很久以来，战斗训练与武器、工事都已废弛。夷民狄民对边塞的漢朝官吏，早已不放在眼里，所以羌民才首先发难。而今我们用一万人，分开驻防几个地方，敌人发现我们兵力单薄，必然不会害怕。我们如果进攻，一定遭受挫析，损兵折将。如果固守，则不能拯救边民。这样，胆怯衰弱的形象完全暴露。羌民将抓着对他们有利的机会，各种族各部落，势将互相呼应，纷纷起兵。到那时候，我恐怕朝廷集结四万人的兵力都不够，花再多的钱都不能解决。所以，少发兵而拖延时日，与多发兵而一举解决，利与害之间，相差万倍。”他据理力争，然而，得不到支持。结果，元帝下诏，增加两千人的军队。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兵马，以领兵屯田为名，任命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作为助手，抵达陇西，分别屯驻在三处要塞。韩昌先派遣两个校尉，向羌民出击。羌民大举迎战，击溃漢朝军队，杀死两位校尉。冯奉世呈报山川地图和兵力分配计划，请求增援三万六千人。认为只有这样，才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元帝看到冯奉世的上奏，发兵六万余人参战。八月，元帝任命太常戈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作冯奉世的助手。冬季，十月，大军都到了陇西。十一月，数路并进，大破叛军，斩杀数千人，残余部众逃出边塞。在两军尚未决战的时候，朝廷又招募战士一万人，任命定襄郡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还没有出发，听说羌族已经溃败，于是停止前进。元帝下诏复员，但也留部分部队开荒屯垦，防卫重要边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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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而最终决定权往往都是那些所谓的专家

汉元帝永光三年（庚辰，公元前41年）冬季？
恢复盐铁专卖制度。规定博士弟子的定员为一千人。是因为朝廷经费不够开支，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徭役，使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缘故。

戊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先前说天变灾难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进行责问，他们都跪拜于地谢罪。于是，元帝下诏褒扬周堪、张猛，调回京师长安。任命周堪担任光禄大夫，支中二千石俸禄，主管尚书事务；任命张猛当太中大夫、给事中。而这时候，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尚书五人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有建议，往往不得不拜托石显代为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正巧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让他自杀于公车官署。
--------------------------------------------------------------计划总结一个各朝代的奸臣

　当初，贡禹上奏章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因为亲情己尽，应该撤除。各郡、各封国设置皇帝祭庙，不合古代礼制规定，应该改正。”元帝认为有理。秋季，七月戊子（初十），撤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祭庙，都不再祭祀，只设置官吏兵卒守护。冬季，十月乙丑（十九日），撤除设置在各郡、各封国的祖宗祭庙。

五年（壬午，公元前39年） 十二月乙酉（十六日），元帝采用丞相韦玄成等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孝惠皇帝的祭庙。

《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的道路就是如此。’修养性情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缺欠。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它，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那些伪善的乖巧之徒，才无法结党搭帮，企望挤进朝廷。务请陛下警惕自己，使陛下的圣德更为崇高。

“我又曾经听说，家庭如果安详和睦，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讲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开头，为安详的家庭奠定基础，以防患于乱起之前。所以圣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注意区分‘嫡子’与‘庶子’的地位，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必如此，才合乎人情，理顺乎阴气。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在高台上隆重举行，使用甜酒祝贺。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使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不仅仅是表面的礼节仪式而已，而是内心对待嫡子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圣人的一举一动，和谁欢宴娱乐，和谁亲近，都要使尊贵卑贱都有一定次序。如此的话，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顺从归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谨慎小心，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决不因私人的恩情，伤害正大的原则。正如《易传》所说：‘家庭端正，则天下就安定了。’”

元帝前往虎圈，观赏野兽搏斗，妃嫔们都在座奉陪。一只熊突然跳出圈外，攀着阑杆想上殿堂。元帝左右的侍从、贵族，包括傅婕妤在内的妃嫔们，都惊慌逃命。只有冯婕妤，一直向前站着挡住熊。武士把熊杀死。元帝惊魂初定后，问她：“人人恐惧，你为什么上前阻挡熊？”冯婕妤说：“猛兽凶性发作，只要抓着一个人，就会停止攻击，我恐怕它直扑陛下的座位，所以以身阻挡它。”元帝感激嗟叹，对冯婕妤倍加敬重。而傅婕妤大为惭愧，从此与冯婕妤产生隔阂。冯婕妤是左将军冯奉世的女儿。
-------------------------------------------------------估计会有后续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二人联合执政。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奸佞。”京房进一步问：“君王是明知奸佞而仍用他们？还是认为贤能才用他们？”元帝回答说：“是认为他们贤能。”京房说：“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却知道他们不是贤能呢？”元帝说：“根据当时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便可以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治理得好，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幽王、厉王不觉悟而另外任用贤能，为什么终究要任用奸佞以致后来陷入困境？”元帝说：“乱世君王，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是贤能。假如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怎么还会有危亡的君王？”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任用竖刁，秦二世任用赵高，以致政治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测验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元帝说：“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依据往事而预测将来。”京房于是脱下官帽，叩头说：“《春秋》一书，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而今陛下登极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百姓饥馑，瘟疫流行。盗贼制伏不住，受过刑罚的人充满街市。《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备。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京房说：“陛下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今天的灾难变异和为政之道，幸而胜过前代。而且认为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恐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元帝过了很久才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回答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哪里还会用他？”京房说：“陛下最信任，跟他在宫廷之中共商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就是他。”京房所指的是石显。元帝也知道，他对京房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后来，汉元帝还是不能让石显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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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司马光曰：君王的德行不昌明，则臣属虽然想竭尽忠心，又从何着手呢？观察京房对元帝的诱导，可以说是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透彻了，而最终仍不能使元帝觉悟，可悲啊！《诗经》说：“我不但当面把你教训过，而且提起过你的耳朵。不但是用手携带着你，而且指示了你许多事。”又说：“我教导你是那么的恳切细致，而你却漫不经心、听不进去。”这说的就是汉元帝啊！
--------------------------------------------------------------以后也要看诗经 。 表面看是奸臣 实际还是君主

　石显心知自己专权，把持朝政，怕元帝一旦听取亲信的抨击而疏远自己，便时常向元帝表示忠诚，取得信任，验证元帝对自己的态度。石显曾经奉命到诸官府征集人力和物资，他先向元帝请求：“恐怕有时回宫太晚，漏壶滴尽，宫门关闭，我可不可以说奉陛下之命，教他们开门！”元帝允许。一天石显故意到夜里才回来，宣称元帝命令，唤开宫门入内。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擅皇命，假传圣旨，私开宫门。”元帝听说了这件事，笑着把奏章拿给石显看。石显抓住时机，流泪说：“陛下过于宠爱我，委任我办事，下面无人不妒火中烧，想陷害我，类似这种情形已不止一次，只有圣明的主上才知道我的忠心。我出身微贱，实在不能以我一个人去使万人称心快意，担负起全国所有的怨恨。请允许我辞去中枢机要职务，只负责后宫的清洁洒扫，死而无恨。唯求陛下哀怜裁择，再给我一次宠幸，以此保全我的性命。”元帝认为石显说得对而怜悯他，不断慰问勉励，又重重赏赐。这样的赏赐及百官赠送的资金达一亿。当初，石显听说人们议论愤激，都说是他逼死前将军萧望之，怕招来全国儒生的抨击。由于谏大夫贡禹深明儒家经典，节操高尚而有名望，石显便托人向贡禹表示问候之意，用心结交，并向元帝推荐，使贡禹擢升九卿，并对他以礼相待，很是周详。于是舆论也有赞扬石显的，认为他不曾妒恨陷害萧望之。石显谋略变诈，善于为自己解围，以取得皇帝的信任，用的都是此类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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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曰：奸佞迷惑君主的方法太多了。所以孔子说：“要远离奸佞！”不仅不用他而已，还要驱逐到远方，跟他隔绝，把源头塞住，态度至为坚决。孔子说：“政治的意思，就是端正。”治理国家最基本的一件事，无非端正自己而已。梗直诚实，则是端正的主干。对于品德，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授给他官位。对于能力，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让他做事。对于功劳，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颁发奖赏。对于罪恶，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加以惩罚。对于行为，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尊重。对于言谈，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相信。对于物器，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使用。对于事情，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去做。所以各种端正风气都汇集到朝廷，则下面万事没有虚伪。古代圣王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