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有关历史分期问题探讨的著作的标题上如是写到。在该书中，勒高夫挑战了西方历史学科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分期模式：“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现代”。勒高夫认为，这种分期模式实乃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如彼特拉克等人的有意发明。他们将自身所处的14、15世纪视为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即古代）遗产的“现代”，而将现代与古代之间的这一段历史，视作蒙昧野蛮的“中世纪”。这一分期在19世纪这一民族国家建设浪潮与历史学科建立的时代被不断强化，其影响持续至今。但这一分期本身却存在极大的问题，勒高夫以年鉴学派特有的“长时段”方法考察了文艺复兴前后的历史，指出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人们的衣食住行、政治结构、宗教观念乃至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都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中世纪很大程度上并非完结于文艺复兴，事实上十八世纪中期以来的种种变革才是真正断裂性的。[1]
如果说勒高夫的工作主要是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现代”这一分期模式的后两个环节之间的断裂提出了挑战，那么本文所要介绍的，则是对前两个环节，即“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历史断裂书写提出质疑。
人们常常认为，古代最后一个文明即罗马帝国，在“三世纪危机”之后，便进入了持续不断的衰落之中，军阀之间的内战破坏了前两个世纪的政治稳定、基督教的兴起导致了古典文化的衰落，使人们走向野蛮与蒙昧的怀抱（这正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吉本的核心观点）、“蛮族”的持续侵入破坏了帝国的边疆和平，并最终在公元476年灭亡了西部帝国，历史由此走向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然而，这种陈述是真实的吗？难道自奥多亚克将小皇帝罗穆路斯废黜的那一刻起，欧洲上空就失去了古典文明的照耀，一瞬进入黑暗之中？我们不由得对此抱有疑心。
无独有偶，生于爱尔兰，于英国执教古代历史的历史学家彼得·布朗对此也抱有与我们类似的质疑。在1971年出版的《古代晚期的世界》中，布朗为我们展现了与经典分期方式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幅历史图景，在公元200年到700年的地中海及其周边世界中，历史不应被简单地当作“一段衰亡的‘忧郁’故事”，我们在阅读这段历史时，也不应当只“对古代的残垣断壁沉思叹惋”，也应当怀有“对其间新生事物的欣赏欢呼”[2]。如此，我们才能把握“古代晚期”这一转型时代，如何适应了地中海世界的延续性张力，而又如何为我们创造出下一个与之面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