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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金冲及认为，同盟会集中在华南起义，非因为拘泥于地域成见，而是经过领导层慎重考虑的。粤、桂、滇地处边境，毗邻的东南亚华侨多支持革命，便于革命军的撤退和接济。广西王和顺等曾在南宁起义，1905年被迫退入越南，但实力得以存续，1907年又在防城起义。而华中萍浏醴起义遭镇压后，江苏、湖北、湖南的机关发展缓慢。同盟会领导层的失误在于，对湖北新军的革命性估计不足，仅将其作为一支响应之师。但另一方面，革命党在湖北新军快速发展乃1911年春天以后，是黄花岗起义失败催使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产生的。从同盟会成立到1910年初，集中在华南起义可以说是正确的，必须结合历史来看待。

如何选择并确定武装起义的发动地点？这是一直盘旋在同盟会领导人头脑中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孙中山早在1897年至1898年流亡日本期间，就曾同宫崎寅藏等反复商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客观形势发展得很快，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全中国有如一座“枯木之山”，只要置“一星之火”，就“不必虑其不焚也”。怎样来选择引火点？他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要能迅速地集合起一支革命的力量；第二，要便于运送军械和人员；第三，发动后要能很快地得到进取。他说：“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这三点又不是并列的，“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宫崎问他：四川行不行？他说：四川不近海口，难以接济军火。宫崎又问：江苏海州行不行？他说：海州其它两条都很好，“惟聚人则弟于此毫无把握”。因此，在他看来，广东仍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最理想的发难点(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3、184页。)。
这时还在兴中会时期。据薛君度统计，兴中会会员中有姓名可查的286人，广东籍共271人，占94．75％(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51页。)。因此，以广东为发难点在兴中会会员中不会引起多大的争论。同盟会成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已是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成员中，湖南、湖北籍的人数都超过了广东籍。在那个时代，人们同自己出生的省区一般都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这样，发动起义的地点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需要作通盘的考虑。
孙中山同黄兴首次见面，就争论了这个问题。宫崎寅藏在回忆中说：“孙和黄第一次在凤乐园见面，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我不懂他们的话，不知道吵的是什么问题。后来问人才知道：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16页。)最后，他们商定：还是以两广作为发难的地点，并准备先取广西作为前进的基地。
为什么作这样的考虑呢？它有几个根据：第一，广西从1902年起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以游勇为主力的群众性武装起义，范围遍及全省，时间延续三、四年之久。这时起义虽刚被镇压下去，但不少起义队伍，包括南宁地区的起义首领王和顺等，退入了越南境内。他们有着强烈的反清情绪，拥有一定武力，经常向两广边界地区清军袭击，并同当地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内其它地区，还没有这样一支现成的能同它相比的冲击力量。第二，那时郭人漳任桂林巡防营统领，蔡锷为随营学堂总办，两人都表示同情革命。谭人凤、邹永成等也在随营学堂。“有这样多的革命党人云集在桂林，当时革命的空气非常紧张，自郭人漳以下无不高谈革命。”(《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84页。)黄兴同郭、蔡两人都素有交谊。此外，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钮永建、秦毓鎏也正在广西龙州军界任职。在同盟会看来，一旦武装起义发动后，在清政权营垒内部的响应力量也数广西最为雄厚。第三，两广地处边疆，毗邻的越南有不少华侨同情革命。从越南向两广运送武器和人员也比较方便。
…………(中略其它历史细节)…………
从这个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同盟会对起义地点的选择一直是煞费苦心的。这种选择对不对？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认为，同盟会应当把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长江流域，而不该放在华南。由于1911年武昌首义取得了成功，这种看法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其实，事情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
在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的客观条件确实要比长江流域好得多。同盟会当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粤、桂、滇边境，应该说是正确的。那时候，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的活动规模和当地新军革命化的程度远远不能同以后武昌起义前夕相比。华兴会准备的起义失败后，当地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被捕杀，会党力量比较分散。这个地区接连遭受清方的打击又比较严重。而华南地区却有着前面所说的那些有利条件。黄兴对两湖地区的情况决不是不熟悉的。当时他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华南地区的武装行动，正是慎重地比较了其间的利弊得失后作出的结论。当然，这不是说同盟会在这方面没有缺点。它的主要缺点是：在确定华南为重点后，对其他地区照顾不够。特别在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江苏、湖北、湖南的机关遭到很大的破坏。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的革命活动发展滞缓，处于缺乏领导的自流状态。这一点，同盟会本部是有责任的。1907年8月共进会的建立，就是因为一部分从长江流域各省来到东京、并同这一地区会党素有密切关系的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39页。)成立共进会的是非，这里暂且不论。他们的这种不满，确实是有一定理由的。
甚至在1910年初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时，还很难说同盟会这个决策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广东新军革命化的程度比湖北要高得多。何况起义的发动已如箭在弦上，欲罢不能了。
到1911年初，情况已经有了变化。但同盟会并没有立刻相应地调整它的部署。几年来一直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华南，妨碍了他们清醒地对全局作出准确的判断和灵活的反应。尽管他们对起义地点也作了反复的斟酌，但至少有两个估计是不恰当的：一是对在广州起义的有利条件估计得高了。广东新军第二标中的革命力量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势力已很孤单，并已遭到清政府的很大疑忌，随时处在被严密监视的地位，难以大有作为。巡防营中一部分力量的响应，又很不可靠。以后事变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对湖北新军起义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因而只把它看作一支“响应”之师，并没有给予更大的重视，也没有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积极加强领导。这对此后黎元洪得以顺利窃夺武昌首义的果实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湖北新军中最重要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在1911年1月方才成立。“3月29日(农历)广东之败耗达来武汉，同志等更愤求速进。”(黄元吉：《湖北革命密〔秘〕密时组织暨辛亥起义真像战争实地之经过记》（抄件）。)这以后，文学社和共进会才实行联合。它们在湖北新军中的大发展也是1911年春天以后的事情。可见，广州“3·29”起义产生的巨大影响对半年后发生的武昌起义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前者为后者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些都需要历史地看待，联系起来考察，不能过分地扬此抑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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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
学者金冲及认为，同盟会集中在华南起义，非因为拘泥于地域成见，而是经过领导层慎重考虑的。粤、桂、滇地处边境，毗邻的东南亚华侨多支持革命，便于革命军的撤退和接济。广西王和顺等曾在南宁起义，1905年被迫退入越南，但实力得以存续，1907年又在防城起义。而华中萍浏醴起义遭镇压后，江苏、湖北、湖南的机关发展缓慢。同盟会领导层的失误在于，对湖北新军的革命性估计不足，仅将其作为一支响应之师。但另一方面，革命党在湖北新军快速发展乃1911年春天以后，是黄花岗起义失败催使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产生的。从同盟会成立到1910年初，集中在华南起义可以说是正确的，必须结合历史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