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向黄兴解释：“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做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至于那一个人来做领袖，这是没有关系的。假使你黄先生愿意当领袖，我们就可以在誓约内写明‘服从黄先生’，我个人当然也填誓约来服从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当领袖，就由我来当领袖，那末你就应该服从我。至于誓约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决不是含侮辱的意思。”[11]:220-221孙又对一般党员说道，革命党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家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12]
^ 〈与黄兴的谈话〉，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孙中山，《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1914年6月15日

傻子的想法是，为什么我自愿加入了消防员，却不能自由选择救不救火？难道我没有不救的自由？但若如此，你干什么加入？你加入任何一个团体的时候，就已为团体目标放弃了部分自由。如果团体内人人都是自由的人，那么等于不存在一个团体。

本身就是专制啊，正常来说应该是宣誓对人民效忠，服从党的指挥，而不是服从领袖。上去个蒋中正就老实了。

有一阶段，泛民主思潮在内容不当团体中相当流行，极大地干扰了团体的运作。我本人刚开始组建内容不当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如，在我起草的内容不当章程中， 我给自己规定了只任两届朱熹，目的是树立一个民主的风范。事后回想起来，对民主的这种理解，实在肤浅。波兰的瓦文萨、南非的曼德拉，一直都担任反对派的领袖，直至掌权。不能说这是专制。政治团体与政权不一样，政权要搞权力分散与制衡，政治团体讲路线、讲运作、讲目标的达成，又不是执政，搞三权分立是幼稚的表现。内容不当团体面对的，是一个武装专掷集团。如果搞泛民主，那么，别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大概十年也不成。拿组织的秘密性来说，没有它怎么行？连商业机构都有机密。我们要有秘密的组织，要有秘密的策划，要有秘密的行动。在内容不当搞组织、搞联络、搞活动，在残暴的内容不当面前，讲透明化，公开化，不是开玩笑吗？——第七十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