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事迹的还原
高欢事迹主要保留在《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资治通鉴》中，但这些记载却常相互矛盾。例如高欢在河阴之变中的表现就有两说，《魏书·尔朱荣传》称他力劝尔朱荣放弃篡位，随后更主张复迎孝庄帝；《周书·贺拔岳传》却说高欢劝尔朱荣登基。《资治通鉴》以《周书》之载为确，理由是“盖魏收与北齐史官欲为神武（高欢）掩此恶，故云尔”。考虑到魏收《魏书》的秽史之称与高欢曾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资治通鉴》的论断无疑有极大的说服力。但此论并未考虑《周书》依据的西魏北周文献材料本就对高欢抱持强烈敌意，其所录宇文泰讨伐高欢之檄文，罗列高欢五大罪状之一即劝尔朱荣称帝，而其余四项罪名：劝尔朱世隆返攻洛阳；说尔朱兆弑孝庄帝；弑后废帝、节闵帝二君，皆为刻意栽赃，则《周书·贺拔岳传》所言便难逃污蔑之嫌（拙文：《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文史哲》2022年第1期，67页）。高欢统领六镇余众，是发迹的第一步，此事诸书所载时间也有两说。以《北齐书·神武纪》为底本的《北史·齐神武纪》，称高欢是在平定纥豆陵步藩，成为尔朱兆心腹后，趁其酒醉之际，获得六镇之众的统帅权，不久更提议携镇民入山东就食。《魏书·尔朱兆传》《北齐书·慕容绍宗传》却说东出是尔朱兆原有的规划，委任高欢为冀州刺史，给予六镇鲜卑的统帅权，乃让高欢协助抗敌的条件。吕思勉指六镇之民对尔朱氏统治心怀怨恨，不肯尽力应敌，故尔朱兆分兵高欢，乃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进而以《魏书·尔朱兆传》《北齐书·慕容绍宗传》之说为确（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538页）。廖基添以张保洛先随葛荣，后从尔朱兆，再“隶高祖为都督，从讨步藩”证实吕说（廖基添：《高欢建义史事考辨——对〈北齐书·神武纪〉的订正》，《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4期，60页），则高欢统率六镇镇民便在平纥豆陵步藩之前。廖基添从高欢不出井陉至定州，而向西南绕路，出滏口往相州（邺城），认为尔朱兆为抢占尔朱世隆等控制的邺城才派高欢率众东出（廖基添：《高欢建义史事考辨——对〈北齐书·神武纪〉的订正》，61-66页）。但高欢此行若为夺取邺城，为何在自取邺郊车营租米后，即率军直抵信都（冀州）？可见冀州才是高欢一众的目的地。冀、定、瀛本有军府，于此安插降户乃北魏旧制，此前北魏就将六镇降户安置于冀、定、瀛之地（陈寅恪口述、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云龙出版社，1995年版，304页）。为何是冀州而非其他两地呢？因冀州为河北大藩，物产富饶。考虑到尔朱兆入洛后不久，便派监军孙白鹞以征马为名赴冀，企图将高乾、高昂兄弟一网打尽；则尔朱兆早有让“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的葛荣余众就食冀州之意。那么尔朱兆以冀州刺史为酬，使高欢协力抗敌，随后命其率众东进，不过依循既定方略而已。但此一人事案，仍须执政的尔朱世隆批准才能正式生效。尔朱世隆为拉拢高欢，普泰元年三月封他为勃海王，并征其入朝，在遭婉拒后，四月任命高欢为冀州刺史，也等于追认尔朱兆的全盘计划。高欢起家的第二步，是与高乾兄弟合作，得到冀州根据地。薛海波认为：“高乾实际上是在尔朱氏和六镇降户的军事实力的压力下，做出向高欢让出冀州决策的。”（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292页）廖基添认同薛说，并据《关东风俗传》“献武（高欢）初在冀郡，大族起应之”，指出：“在高欢与高乾的政治结合中，高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实力所致，也是时势使然。”（廖基添：《高欢建义史事考辨——对〈北齐书·神武纪〉的订正》，70页）然而，高乾、高昂兄弟所部兵力，其实能与高欢一搏。高昂旗下的三千部曲“前后战斗，不减鲜卑”，若非高昂率千骑力战，高欢在韩陵之役早已败北。故高昂在得知高乾献出冀州后，会送高乾妇人布裙，讥笑其无胆。张金龙就认为：“当时高欢根本不具备‘扬声以讨乾’而使高乾部属‘众情惶惧’的实力。”（张金龙：《高欢家世族属真伪考辨》，《考古论史——张金龙学术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284页）那么，高乾又为何会与高欢携手呢？高乾为孝庄帝羽翼，高欢则是尔朱氏旗下的拥孝庄帝派，这是两人一拍即合的基础（拙文：《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68-69页），故而李元忠才会初见高欢就断定“高乾邕（高乾）兄弟必为明公主人”。此外，内外形势对尔朱氏政权不利也是重要因素，李元忠即对高欢说：“天下形势可见，明公犹欲事尔朱乎？”高乾、李元忠初遇高欢便将本州（冀州、殷州）相让，正是看到尔朱氏政权行将崩塌的迹象。李元忠更说：“冀、殷合，沧、瀛、幽、定自然弭从。”那么，当高欢一举反旗，河北诸大族蜂起景随，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并不是在河北大族群起支持的“时势”下，高欢才压倒高乾占据主导地位；而是高乾为击败尔朱氏，主动向高欢让出根据地与领导权。但高乾兄弟反对奉节闵帝（孝文帝兄弟之子）为君，这让高欢不得不放弃“清君（节闵帝）侧”之想，改推宗室疏属元朗为君。在击败尔朱氏后的立君大会上，高乾兄弟一派为捍卫孝庄帝的历史地位，以节闵帝为尔朱氏所立否定其正当性，高欢只能改立孝武帝（拙文：《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69-72页），也为往后的君相冲突埋下伏笔。李煜东认为拥戴节闵帝与高欢一众的利益冲突，故高欢对废节闵帝“不得已”的表态，只是托词（李煜东：《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兼说孝武西奔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4期，177-178页）。但高欢在起兵不久，即推元朗为帝，节闵帝的君位早于此时便被否定。高欢在抵洛前却召开立君大会，提出要以“亲贤”为标准；而节闵帝能得到尔朱世隆等人的拥戴，正为“亲贤”之故。高欢若非为续拥节闵帝，又何以如此？高欢放弃续拥节闵帝的初衷，随即提出“高祖不可无后”的标准，拥立孝武帝。在孝武帝入关后，又以“孝昌丧乱，国统中绝，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孝庄帝[孝文帝兄弟之子]）以孝文为伯考，永熙（孝武帝[孝文帝之孙]）迁孝明（孝文帝之孙）于夹室，业丧祚短，职此之由”，立孝文帝曾孙孝静帝为君，也凸显他对孝文帝国统的重视。李煜东以为高欢提出“高祖不可无后”，非为维护孝文帝的法统，而是“合理、稳妥地废除元恭（节闵帝）、元朗”（李煜东：《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兼说孝武西奔的意义》，191页），更认为高欢拥立孝文帝之孙孝静帝即位“与孝文帝无直接的关联”，乃“东魏要从‘国统’的宏观层面树立正统，而不是单独针对某一个皇帝”（李煜东：《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兼说孝武西奔的意义》，176-177页）。但如前述，高欢本欲续拥节闵帝，故“高祖不可无后”便非为废君而设。考虑到尔朱荣称孝文帝之孙孝明帝为“继体正君”，崔㥄替孝文帝之孙孝武帝所作即位大赦诏亦云“朕托体孝文”，则高欢在孝文帝子孙中择君，不过延续尔朱荣对孝文帝国统的推崇。再者，孝静帝为孝文帝曾孙而非李氏所说的孝文帝之孙，高欢若拥立孝文帝之孙为帝，新君就与孝明帝、孝武帝同辈，又如何让“昭穆有序”？帝室因孝明帝无后才“昭穆失序”，新君就必须是孝文帝的曾孙，并认孝明帝为父，那么清河王元亶就要和孝静帝断绝父子关系，元亶才会说：“天子无父，苟使儿立，不惜余生。”孝静帝入继大宗让“中绝”的孝文帝国统得以恢复，东魏因而“昭穆有序”，孝武帝建立的西魏却仍“昭穆失序”，也就是说高欢借孝文帝国统，提升东魏的正统性（拙文：《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74-75页）。又怎能说孝静帝的即位“与孝文帝无直接关联”呢？高欢接连拥孝文帝之孙及曾孙为君，而不立其他皇帝的后裔为帝，又为何不是“单独针对某一皇帝”呢？孝武帝入关后，西魏被时人视为正统，故“挟天子”的宇文泰在政权初建时，即能“奉主上以从民望”“扶弘义以致英俊”“秉至公以伏雄杰”，对内压制先进，营造团结；对外让高欢陷入“人物流散，何以为国”的恐惧中（拙文：《“君臣大义”与东、西魏政权的建立与稳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52期，15-47页）。此外，高欢拥立十一岁的孝静帝登基，也让时人认定他必将篡位，人心因此更加动荡。高欢为团结内部，高度尊奉孝静帝，孝静帝不仅有人事权、赦免权、军权，更有生杀予夺之权。东魏也由“主弱臣强”，走向“君臣一体”，高欢才能凝聚人心、稳固政权（拙文：《孝文崇拜与东魏政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51期，6-26页）。高欢临终前对段韶说：“吾昔与卿父，冒涉艰险，同奖王室，建此大功。”过世当天，更“拳拳于其君”向孝静帝上最后一启。可知高欢临死仍以魏室忠臣自诩，以为王室建功立业为傲。而对孝静帝来说，高欢也是魏室不贰功臣。他不仅为高欢服丧，赐与象征拱卫帝室的“献武”谥号，更亲送高欢灵柩出殡，使其成为北魏、东魏异姓大臣的第一人，高欢的葬礼可谓哀荣备至。“高欢奸臣说”的另一依据是高欢并未还政，即使孝静帝给予高欢最高规格的葬礼，也可能是被迫为之，不能以此认定高欢忠于魏室。但在高欢“礼甚恭，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的情况下，君相实为一体，并无归政问题。是高澄在当政后，破坏“君臣一体”，孝静帝才觉大权旁落，才要置高澄于死地，企求“威权复归帝室”。那么高欢的“礼甚恭”与高澄的“礼不恭”，对孝静帝来说，即是忠奸之分，这从他亲送高欢灵柩而不及高澄也能为证（拙文：《孝文崇拜与东魏政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51期，33-34页）。后人对周公、诸葛亮推崇至极，但对经历他们“摄政”的王者而言却非如此。成王亲政后对周公不谅解，周公为此一度奔楚。后主在诸葛亮死后，压制民间追思的声浪，不给他立庙。孝静帝的态度与成王、后主截然不同，又怎能以高欢未改变权力结构一点，便认定他为奸臣呢？

高欢历史形象的改换
高欢勠力补过、极其尊君，也让他盖棺时的历史评价甚至超过周公、诸葛亮，那《北齐书》又为何会有高欢大权独揽的说法呢？这与“拥齐派”魏收、“拥魏派”阳休之的“齐元”之争有关。魏收因协助撰写篡位文书，在天保朝青云直上，官至太子太傅。高洋对《魏书》编纂亦全力支持，《魏书》成书后更严厉压制诋毁浪潮，也无怪魏收会为高洋之死“悲不自胜”了。高洋为何如此欣赏魏收呢？因其素被人“见轻”，代魏又遭遇晋阳勋贵、邺都文臣群起反对，连娄昭君对此亦不以为然，还举高欢为龙、高澄为虎（暗指高洋为犬猪）为例，驳斥禅代之议。故高洋即使称帝，仍缺乏人心所向的“天命”，魏收便是替高洋建构“天命”的关键人物。魏收《孝静帝禅位诏书》云：“天下之大，将非魏有，赖齐献武王奋扬灵武，克剪多难，重悬日月；更缀参辰，庙以扫除，国由再造，鸿勋巨业，无德而称。”所撰《奉册书》则曰：“齐献武王应期授手，凤举龙骧，举废极以立天，扶倾柱而镇地，剪灭黎毒，匡我坠历，有大德于魏室，被博利于苍生。”《中庸》：“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那么魏收所作两文便有高欢因“鸿勋巨业”而有“德”，进而受“天命”，高洋承高欢之“德”及“天命”易代的用意。魏收于天保八年（557）开始编修北齐国史，在《神武（高欢）本纪》创造“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将北齐元年定在高欢韩陵之役获胜那年，也就是视高欢为北齐“天命”的开创者，禅代文书的精神也从而载入史册。值得注意的是，高洋即使到在位最后一年（天保十年，559）仍深恐东魏复辟，为此大杀元氏三千人，“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在天保八年问世正合高洋所需，也难怪高洋对魏收如此赏识呵护。然而此说却在天统二年（566）后，遭遇阳休之的挑战。阳休之虽亦参与禅代文书仪注，此前却泄漏篡位消息，让高洋首次篡位铩羽而归，可见阳休之属于“拥魏派”。也因此，阳休之在北齐建政后被贬为骁骑将军，天保朝仕途浮浮沉沉，更一度外放三年之久。高洋死后，魏收涕泗横流，阳休之则面无戚容。杨愔问其缘故，阳休之云：“天保之世，魏侯（魏收）时遇甚深。鄙夫以众人见待，佞哀诈泣，实非本怀。”他对高洋的不满亦可想见。阳休之主张以高洋即位为齐元之始（“天保之岁为齐元说”），意指北齐代东魏所据的“德”与“天命”与高欢无涉。这便有两种意涵：一是认为高洋有“德”、有“天命”践祚；另一则视高洋无“德”、无“天命”代魏。但众人所以力阻高洋篡位，正为其“德”不足，故为后说，阳休之在魏收死后，能“讽动内外”使朝廷从其议，也是一证。魏收对阳休之极为轻视，阳休之在魏收死后奉命修改《魏书》，也为“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其史才可以想见。魏收却无法回应阳休之的质疑，不得不写信向李德林求教。从李德林的回信，可知阳休之的论据乃高欢“身未居摄”及“书元年者，当时实录，非追书也”。李德林对第一点反驳云：“摄之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曹操）相汉，曹植曰：‘如虞翼唐’。摄者专赏罚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体为断。”对第二点则驳斥道：“大齐之兴，实由武帝（高欢），谦匿受命，岂直史也？……若欲高祖事事谦冲，即须号令皆推魏氏（孝静帝）。便是编魏年，纪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传，岂复皇朝帝纪者也。”阳休之称高欢“身未居摄”，即指高欢“相”孝静帝，“谦匿”“事事谦冲”“号令皆推魏氏”，也就是《资治通鉴》之“侍静帝礼甚恭，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则高洋称帝那年才是齐元之始，而非高欢执政期。李德林却把高欢的“相”解释成“摄”，高欢既和周公、曹操一般“身已居摄”，北齐国史《神武本纪》也就名符其实。可知李德林为强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凭空创造了“高欢摄政论”。不仅“高欢摄政论”与事实不符，“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亦然。对高欢来说，韩陵战胜的历史意义并非受“天命”，而是与勋贵“同奖王室”。即便高欢“有大德于魏室”，依娄昭君之说，他仍因“天位不可妄据”而“终身北面”。魏收对此心知肚明，他自武定二年（544）后与阳休之一同草拟“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亲历君相共治。他个人又受高欢“后世身名”嘱托，却因替高洋构筑禅代理论，不在《魏书》立《齐献武王传》，而于北齐国史创《神武本纪》，还发明“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为之张目，所为皆与高欢遗愿严重背离。这也是魏收无力应对阳休之挑战，及“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在其死后，即被“天保之岁为齐元说”取代的另一个原因。那么李德林为何敢妄肆窜改史实呢？魏收对李德林极为赏识，“延誉之言，无所不及”，更赠与“公辅”之字，示意必将提携，李德林力挺魏收也是必然，何况他从未涉足东魏官场，与禅代之事毫无关系，为“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强词辩护，自无历史包袱。阳休之虽让朝廷改采“天保之岁为齐元说”，北齐不久却被北周所灭，阳休之与李德林一同被召至长安，最终却是李德林及其子李百药掌握隋唐时期的北齐国史话语权。李百药《北齐书》是在李德林入隋所修三十八篇《齐史》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其本纪第一即《神武纪》，正循“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其《文宣纪》《孙腾、司马子如、高隆之传》的“高欢摄政论”，亦遵李德林之言。可见在李德林撰写《齐史》时，即已从经“高欢摄政论”强化后的“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了。结合《周书》对高欢的百般诬陷，则在李百药、令狐德棻，东、西两系史官联手“按之入地”下，高欢在正史中的形象便已是“威福自己”“伺我神器”的曹、马之辈了。纵使《资治通鉴》保留高欢恭谦侍君之载，后人也很难不以“高欢奸臣说”为是。李德林违背北齐末朝议，重拾“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更不惜污蔑、抹黑高欢，还有深刻的时代因素。北齐承袭东魏，正统性本不如继自西魏的北周，若依“天保之岁为齐元说”，北齐乃无“德”、无“天命”的高洋所建，最终被北周所灭，更是顺天应人，李德林等北齐旧臣在关中又何以自处？唯从“高欢摄政论”强化后的“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认定高欢以功业有“德”受“天命”而“身已居摄”，高洋承高欢之“德”与“天命”禅代，北齐在历史上才能与北周争对等，李德林等也可借以释怀。那么李德林此举就不只为报魏收恩遇，亦含对故国的眷恋。“拥齐派”魏收与“拥魏派”阳休之掀起的“齐元”之争，从557年至636年，绵延八十载（拙文：《“齐元”之争与“高祖”更易：高欢、高洋历史地位的改换》，《汉学研究》第38卷第2期，128-130页）。“拥魏派”一度夺取主导权，却因北齐灭亡，让“拥齐派”获得最终胜利，伴随《周书》对高欢的丑化，高欢的历史形象遂由忠转奸，回响千年，迄今不绝。
（本文转自公众号“上海书评”，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