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什么是“好”大学
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走过了123年的历史,但我国近代大学产生以来,只有过去的40年是稳定、发展、没有“断裂”的40年,是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且以研究高等教育“谋生”的学者来说,我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人,因此,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展的讨论,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教育的成就与变化令人炫目:最为显著的成就是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后期,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5%上升到了2017年的45.7%;在校大学生数世界第一,毕业率世界第一,就业率世界第一,博士生规模世界第一,专业数世界第一;国家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提升,教育财政拨款达到了4%,高校生均拨款基本实现了1.2万;办学形式出现了多样化,恢复了民办(私立)高校,首创了独立学院,引进了中外合作办学,也开始了走出国门办学;许多城市有了大学城,许多高校都建了新校区,部分高校有了异地校区;南方的高校有了空调,中部的高校有了暖气,每个教师有间办公室不再是奢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教研室——系(所)二级管理体制变成了系(所)——学院——学校三级体制;本科教学评估、学科专业评估、专业认证等成为质量监控常态,外部质量监控开始向内部质量保障转向;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快,加入了华盛顿协议,开始接受国际论证,邀请外国学者参加本科教学评估,双语课程和教学比例明显提高;教育技术开始“倒逼”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慕课翻转课堂方兴未艾,智慧教室智慧校园初步显现,PPT取代了粉笔;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开始彰显,国际上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自然指数等,都出现了中国大学的名字,高校和学者对国际标准不再陌生……总之,高等教育发展支撑了我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红利,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正在成为全社会的期待。
面对40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每一位亲历者都有深刻的切身感受。反思,既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担当。思来想去,如果从个人体验的角度去反思40年的高等教育,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从”好大学”这个概念切入,也许更易于让人接受。好大学这个概念,既朴素又单纯,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大学的“怀旧”和最初判断。这种判断,既基于40年前大多数人对大学的认知水平,也基于当时高等教育的“理论和概念水平”。当时的这种认识虽然十分朴素,但却是真实的史痕再现。正所谓“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今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的意志和大学的行动,显然这是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提出了新要求。总结经验,正视问题,找出差距,是对改革开放高等教育40年最好的纪念。
一、初识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我1978年初入学,成为了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第一项重大改革的幸运儿。如果在参加高考前,问我什么是好大学,答案一定是所有的大学都好,能上大学就是“好”。那时在许多学子眼里,大学应该没有太大的好坏之分。1978年,国务院公布了88所重点大学,好像这个名单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什么涟漪。后来才知道,从1954年到1981年,国务院先后分四批公布了99所重点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高校体制改革后,“全国重点大学”这一名称不再被政府使用。由政府确定大学的地位和身份,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一个做法。至于对专业的选择,对大多数学子尤其是知青而言,不懂得挑剔,觉得大学的任何专业都比“种地”的专业好。
本科就读于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现沈阳师范大学,简称沈师),这是一所命运多舛的大学,自1953年建校之后,经历了三次迁徙:第一次是从沈阳到朝阳。1965年9月,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出于疏散城市人口的战略考虑,母校从沈阳迁到朝阳,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第二次大迁徙”的“试验品”。第二次是从朝阳到沈阳市郊;第三次是从沈阳市郊到沈阳市内。本科四年,经历了后两次迁徙。沈师的三次迁徙与中国近代百年高等教育的命运十分相像,只有改革开放之后才稳定下来。学校坐落在辽宁省朝阳市郊,校园沿山坡而建,全长近十华里;学生宿舍有点儿像部队的营房,每间容纳20-30人,都是大通铺。1978年12月学校搬回沈阳,原来的校区被别人占了,只好在沈阳市郊的新城子区,借用一个农场做临时校址,距离沈阳市区大约30公里。校园面积很小,教室和宿舍仅10000平方米左右,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学生住宿变成了上下两层、面对面的通铺,仿佛北方冬天菜窖里的白菜垛子一般排列。有时周末同学结伴去沈阳市区游玩,如果错过了末班公交车,就需要步行5、6个小时走回学校。
1980年7月,学校搬回沈阳市内的老校区。由于部分教学用房依旧被其它单位占用,办学条件并没有多少改善。当时部分班级的教室是和住宿混在一起,每间教室容纳50余人,教室一分为二,中间用一个布帘隔开,前面上课,后面住宿,“学习生活一体化”的教室,永远不用担心上课迟到。直到大四的时候,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宿舍楼。坦率地说,学校从朝阳搬回沈阳,有些条件还不如插队时的“青年点”,学校没有像样的图书馆,没有体育馆,只有资料室,我估计整体条件略好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但同学们个个学习劲头十足,只争朝夕,积极向上,从未抱怨过艰苦简陋的读书环境,思想的火花常在穷屋陋室熠熠生辉,留下了许多属于那个年代的快乐与美好。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们读大一、大二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只有助教职称,只有系主任胡铁城老师是副教授。听说胡老师早年毕业于教会学校,在板门店谈判时,曾是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英文翻译。可惜,胡老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年轻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某位老师生病,由他代一节课,相当于一位“救火队员”。在我们大学毕业时,这些年轻教师才先后评上讲师或副教授。当时的教师应该没有科研压力,教学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讲授心理学的丁之奇老师在《光明日报》发了一篇二千余字的文章,在学校引起了较大反响,当他把报纸拿到课堂上给同学们看的时候,大家的崇敬之心溢于言表。
对我而言,本科阶段走出朝阳看辽宁的大学,硕博阶段走出辽宁看中国的大学。1985年,成为沈师的一名硕士研究生,进入教育学领域。1986年秋,第一次跟随导师访学,由东到西,从北至南,走访了中国七、八所大学,有兰州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此行跟着李放老师沾光,结识了当时的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陕西师范大学李钟善副校长、西南师大钟沔琪副校长等。此时的刘道玉校长,正在武汉大学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转专业等一系列在中国具有示范效应的改革。可惜,当时听了这些举措,也是一头雾水,作为一个硕士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举措在中国的实际意义。此次走访的这些大学,应该说都是中国的好大学,但除了对校园之大有一些印象,并没有强烈感觉到这些学校与沈师之间有多大差别。
1987年9月,考入厦门大学,成为一名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第一次来到厦大,就被美丽的校园震惊了。校园依山傍海,教学楼环湖而建,临窗远眺观沧海,凭栏空语话闲云,绝佳的读书圣地。那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原来就读的沈师根本不像大学,不叫大学,厦大才是真正的“大学”。在读博的日子里,有了更多机会跟随潘懋元老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重点大学,有幸结识了国内许多的教育学大家。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的熏陶中,对梅贻琦校长的“所谓大学者,非所谓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有了初步感悟。
如果在第一个10年问我什么是好大学?好大学就是让人眼睛一亮的校园,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有图书资料丰富的图书馆,有设备齐全的体育设施,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有良好的学风教风,有与同窗一起勤奋读书的单纯与快乐。
二、“好”大学就是有钱
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异国(地区)的大学已经是博士毕业后的事情了。1994年10月,在“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奖学金基金”的资助下,到香港做访问学者。此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整体的大学制度是英国模式。在香港三个月,走遍了当时由港府拨款的7所大学,初步知道了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讲座教授制、通识教育,以及毕业典礼穿学位服拨流苏等一系列很有仪式感的活动,许多做法令我耳目一新。
第一次接触到“一流大学”和“排行榜”的概念是在香港。大约是在1994年11月的一天,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卢乃桂院长交流时,他告诉我:北京某“顶尖大学”校长在香港大学演讲,大意是说在亚洲大学的排行榜上,虽然目前香港的一些大学排名比较靠前,但再过二三十年,内地的大学排名一定会超过香港的大学。卢院长说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认可该校长的说法,觉得内地的大学要成为亚洲一流、世界一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我内心并不认可他的说法,但又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因为当时香港的大学,教学科研条件十分优越,计算机和图书馆十分现代化,教师工资之高,硬件之好,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在香港访学期间,做的研究课题是“香港地区大学教师的薪酬研究”。这时才发现,香港高校的教师工资居世界第一,助教年薪也超过40万港币,高级讲师以上则可以拿到百万年薪。90年代初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一年经费就是2亿港币,比厦门大学一年的经费都多,当时厦门大学一年的经费预算是2个亿左右。1991年创办的香港科技大学,正处于建设和招兵买马时期,薪酬待遇比其他大学还高,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和青年才俊前往应聘,当时大约400多位欧美国家毕业的博士应聘一个讲师位置。香港中文大学在此期间开始设立文科博士后项目,博士后月薪大约是3万港币。当时的感觉是,每看一页书就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实可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香港的大学校园,第一次看到有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后来在世界许多大学,包括印度和非洲的大学校园,也看到了这一幕。即使在一些年代久远的旧建筑,也完成了无障碍改造。第一次看到大学的卫生间都配备手纸,至于后来出国,再看到大学的卫生间有手纸,也就不觉得稀奇了。而时至今日,卫生间有手纸的高校,在国内仍是屈指可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尚俊杰副院长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出:判断“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学校的卫生间是否配备手纸。此时似乎有了一点感觉,一流大学在基础设施上,需要有更多人性化的考量。第一次看到了《校长报告书》(也叫年度报告),从中可以了解学校的各种基本信息。此时才知道,作为公立大学,向社会和全校师生公开学校基本数据,是一所大学应尽的责任。而这些《校长报告书》也成了我们这些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掌握一所大学基本情况的窗口。在如此不差钱的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校内送达公函的信封,竟然在信封的一面,印有多个小方格,每用一次,收信人就会在一个方格里签上名字,一个信封至少可以用上20次左右。之后在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也看到了类似的信封。后来在厦门大学工作,只有朱崇实校长给我转来的各种文件和师生来信,经常使用旧信封。有钱而不奢侈,有钱,更会用钱,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5年9月,在“中英政府友好奖学金”项目支持下,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教育学院(1881年创办,属于英国红砖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香港经历的许多“第一次”,在利物浦大学得到了验证。与香港的大学相比,利物浦大学显得更古老沧桑,又经历了许多“第一次”。
第一次参观一流实验室。在利物浦大学第一次参访了地质系的地震实验室之后,对什么是“好”大学有了一些新的感知。在地震实验室,我发现实验室设备并不都是新的,有部分设备看起来都很陈旧,有点儿像东北冬天取暖的锅炉房一样,对此十分惊讶。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毕亚新副教授告诉我,利物浦大学的地质学科是英国第一、世界领先,地震实验室是世界最好的实验室之一,我国地震研究所多年不断线地送科研人员来该实验室交流。他还说:看一个实验室的水平高低,仅仅看设备的新旧还难以下结论。这些看似陈旧的设备,都是研究人员自己动手制作的,因为从事最前沿的科学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走过了123年的历史,但我国近代大学产生以来,只有过去的40年是稳定、发展、没有“断裂”的40年,是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且以研究高等教育“谋生”的学者来说,我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人,因此,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展的讨论,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教育的成就与变化令人炫目:最为显著的成就是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后期,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5%上升到了2017年的45.7%;在校大学生数世界第一,毕业率世界第一,就业率世界第一,博士生规模世界第一,专业数世界第一;国家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提升,教育财政拨款达到了4%,高校生均拨款基本实现了1.2万;办学形式出现了多样化,恢复了民办(私立)高校,首创了独立学院,引进了中外合作办学,也开始了走出国门办学;许多城市有了大学城,许多高校都建了新校区,部分高校有了异地校区;南方的高校有了空调,中部的高校有了暖气,每个教师有间办公室不再是奢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教研室——系(所)二级管理体制变成了系(所)——学院——学校三级体制;本科教学评估、学科专业评估、专业认证等成为质量监控常态,外部质量监控开始向内部质量保障转向;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快,加入了华盛顿协议,开始接受国际论证,邀请外国学者参加本科教学评估,双语课程和教学比例明显提高;教育技术开始“倒逼”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慕课翻转课堂方兴未艾,智慧教室智慧校园初步显现,PPT取代了粉笔;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开始彰显,国际上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自然指数等,都出现了中国大学的名字,高校和学者对国际标准不再陌生……总之,高等教育发展支撑了我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红利,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正在成为全社会的期待。
面对40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每一位亲历者都有深刻的切身感受。反思,既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担当。思来想去,如果从个人体验的角度去反思40年的高等教育,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从”好大学”这个概念切入,也许更易于让人接受。好大学这个概念,既朴素又单纯,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大学的“怀旧”和最初判断。这种判断,既基于40年前大多数人对大学的认知水平,也基于当时高等教育的“理论和概念水平”。当时的这种认识虽然十分朴素,但却是真实的史痕再现。正所谓“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今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的意志和大学的行动,显然这是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提出了新要求。总结经验,正视问题,找出差距,是对改革开放高等教育40年最好的纪念。
一、初识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我1978年初入学,成为了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第一项重大改革的幸运儿。如果在参加高考前,问我什么是好大学,答案一定是所有的大学都好,能上大学就是“好”。那时在许多学子眼里,大学应该没有太大的好坏之分。1978年,国务院公布了88所重点大学,好像这个名单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什么涟漪。后来才知道,从1954年到1981年,国务院先后分四批公布了99所重点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高校体制改革后,“全国重点大学”这一名称不再被政府使用。由政府确定大学的地位和身份,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一个做法。至于对专业的选择,对大多数学子尤其是知青而言,不懂得挑剔,觉得大学的任何专业都比“种地”的专业好。
本科就读于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现沈阳师范大学,简称沈师),这是一所命运多舛的大学,自1953年建校之后,经历了三次迁徙:第一次是从沈阳到朝阳。1965年9月,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出于疏散城市人口的战略考虑,母校从沈阳迁到朝阳,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第二次大迁徙”的“试验品”。第二次是从朝阳到沈阳市郊;第三次是从沈阳市郊到沈阳市内。本科四年,经历了后两次迁徙。沈师的三次迁徙与中国近代百年高等教育的命运十分相像,只有改革开放之后才稳定下来。学校坐落在辽宁省朝阳市郊,校园沿山坡而建,全长近十华里;学生宿舍有点儿像部队的营房,每间容纳20-30人,都是大通铺。1978年12月学校搬回沈阳,原来的校区被别人占了,只好在沈阳市郊的新城子区,借用一个农场做临时校址,距离沈阳市区大约30公里。校园面积很小,教室和宿舍仅10000平方米左右,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学生住宿变成了上下两层、面对面的通铺,仿佛北方冬天菜窖里的白菜垛子一般排列。有时周末同学结伴去沈阳市区游玩,如果错过了末班公交车,就需要步行5、6个小时走回学校。
1980年7月,学校搬回沈阳市内的老校区。由于部分教学用房依旧被其它单位占用,办学条件并没有多少改善。当时部分班级的教室是和住宿混在一起,每间教室容纳50余人,教室一分为二,中间用一个布帘隔开,前面上课,后面住宿,“学习生活一体化”的教室,永远不用担心上课迟到。直到大四的时候,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宿舍楼。坦率地说,学校从朝阳搬回沈阳,有些条件还不如插队时的“青年点”,学校没有像样的图书馆,没有体育馆,只有资料室,我估计整体条件略好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但同学们个个学习劲头十足,只争朝夕,积极向上,从未抱怨过艰苦简陋的读书环境,思想的火花常在穷屋陋室熠熠生辉,留下了许多属于那个年代的快乐与美好。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们读大一、大二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只有助教职称,只有系主任胡铁城老师是副教授。听说胡老师早年毕业于教会学校,在板门店谈判时,曾是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英文翻译。可惜,胡老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年轻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某位老师生病,由他代一节课,相当于一位“救火队员”。在我们大学毕业时,这些年轻教师才先后评上讲师或副教授。当时的教师应该没有科研压力,教学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讲授心理学的丁之奇老师在《光明日报》发了一篇二千余字的文章,在学校引起了较大反响,当他把报纸拿到课堂上给同学们看的时候,大家的崇敬之心溢于言表。
对我而言,本科阶段走出朝阳看辽宁的大学,硕博阶段走出辽宁看中国的大学。1985年,成为沈师的一名硕士研究生,进入教育学领域。1986年秋,第一次跟随导师访学,由东到西,从北至南,走访了中国七、八所大学,有兰州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此行跟着李放老师沾光,结识了当时的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陕西师范大学李钟善副校长、西南师大钟沔琪副校长等。此时的刘道玉校长,正在武汉大学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转专业等一系列在中国具有示范效应的改革。可惜,当时听了这些举措,也是一头雾水,作为一个硕士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举措在中国的实际意义。此次走访的这些大学,应该说都是中国的好大学,但除了对校园之大有一些印象,并没有强烈感觉到这些学校与沈师之间有多大差别。
1987年9月,考入厦门大学,成为一名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第一次来到厦大,就被美丽的校园震惊了。校园依山傍海,教学楼环湖而建,临窗远眺观沧海,凭栏空语话闲云,绝佳的读书圣地。那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原来就读的沈师根本不像大学,不叫大学,厦大才是真正的“大学”。在读博的日子里,有了更多机会跟随潘懋元老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重点大学,有幸结识了国内许多的教育学大家。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的熏陶中,对梅贻琦校长的“所谓大学者,非所谓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有了初步感悟。
如果在第一个10年问我什么是好大学?好大学就是让人眼睛一亮的校园,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有图书资料丰富的图书馆,有设备齐全的体育设施,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有良好的学风教风,有与同窗一起勤奋读书的单纯与快乐。
二、“好”大学就是有钱
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异国(地区)的大学已经是博士毕业后的事情了。1994年10月,在“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奖学金基金”的资助下,到香港做访问学者。此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整体的大学制度是英国模式。在香港三个月,走遍了当时由港府拨款的7所大学,初步知道了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讲座教授制、通识教育,以及毕业典礼穿学位服拨流苏等一系列很有仪式感的活动,许多做法令我耳目一新。
第一次接触到“一流大学”和“排行榜”的概念是在香港。大约是在1994年11月的一天,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卢乃桂院长交流时,他告诉我:北京某“顶尖大学”校长在香港大学演讲,大意是说在亚洲大学的排行榜上,虽然目前香港的一些大学排名比较靠前,但再过二三十年,内地的大学排名一定会超过香港的大学。卢院长说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认可该校长的说法,觉得内地的大学要成为亚洲一流、世界一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我内心并不认可他的说法,但又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因为当时香港的大学,教学科研条件十分优越,计算机和图书馆十分现代化,教师工资之高,硬件之好,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在香港访学期间,做的研究课题是“香港地区大学教师的薪酬研究”。这时才发现,香港高校的教师工资居世界第一,助教年薪也超过40万港币,高级讲师以上则可以拿到百万年薪。90年代初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一年经费就是2亿港币,比厦门大学一年的经费都多,当时厦门大学一年的经费预算是2个亿左右。1991年创办的香港科技大学,正处于建设和招兵买马时期,薪酬待遇比其他大学还高,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和青年才俊前往应聘,当时大约400多位欧美国家毕业的博士应聘一个讲师位置。香港中文大学在此期间开始设立文科博士后项目,博士后月薪大约是3万港币。当时的感觉是,每看一页书就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实可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香港的大学校园,第一次看到有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后来在世界许多大学,包括印度和非洲的大学校园,也看到了这一幕。即使在一些年代久远的旧建筑,也完成了无障碍改造。第一次看到大学的卫生间都配备手纸,至于后来出国,再看到大学的卫生间有手纸,也就不觉得稀奇了。而时至今日,卫生间有手纸的高校,在国内仍是屈指可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尚俊杰副院长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出:判断“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学校的卫生间是否配备手纸。此时似乎有了一点感觉,一流大学在基础设施上,需要有更多人性化的考量。第一次看到了《校长报告书》(也叫年度报告),从中可以了解学校的各种基本信息。此时才知道,作为公立大学,向社会和全校师生公开学校基本数据,是一所大学应尽的责任。而这些《校长报告书》也成了我们这些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掌握一所大学基本情况的窗口。在如此不差钱的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校内送达公函的信封,竟然在信封的一面,印有多个小方格,每用一次,收信人就会在一个方格里签上名字,一个信封至少可以用上20次左右。之后在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也看到了类似的信封。后来在厦门大学工作,只有朱崇实校长给我转来的各种文件和师生来信,经常使用旧信封。有钱而不奢侈,有钱,更会用钱,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5年9月,在“中英政府友好奖学金”项目支持下,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教育学院(1881年创办,属于英国红砖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香港经历的许多“第一次”,在利物浦大学得到了验证。与香港的大学相比,利物浦大学显得更古老沧桑,又经历了许多“第一次”。
第一次参观一流实验室。在利物浦大学第一次参访了地质系的地震实验室之后,对什么是“好”大学有了一些新的感知。在地震实验室,我发现实验室设备并不都是新的,有部分设备看起来都很陈旧,有点儿像东北冬天取暖的锅炉房一样,对此十分惊讶。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毕亚新副教授告诉我,利物浦大学的地质学科是英国第一、世界领先,地震实验室是世界最好的实验室之一,我国地震研究所多年不断线地送科研人员来该实验室交流。他还说:看一个实验室的水平高低,仅仅看设备的新旧还难以下结论。这些看似陈旧的设备,都是研究人员自己动手制作的,因为从事最前沿的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