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标本馆，顾名思义是收藏植物标本的地方。妥善保存的标本历经数百年都不会毁坏，封存着属于全人类的地球记忆。
而现在，美国杜克大学下属的植物标本馆决定关停，近一百万件标本流离失所。无处安放的记忆背后，是一门长期边缘化的学科，和一群沉默中逐渐消亡的学者。
凯瑟琳·普莱尔（Kathleen Pryer）停住了脚步。
灯光昏暗。拥挤的房间里，一排排铅灰色铁柜沉默着。足有一人高的柜子塞得满满当当，让人想起图书馆：像是层层叠叠的书架，还有次第排列的书脊。只不过，架子上不是书，而是各色硬纸装订的腊叶标本——这里是杜克大学下属的植物标本馆。
普莱尔在这里度过了生涯的大部分时光。34 年前，她来这里读博，恋爱，当上生物教授。过去近 20 年里，她一直是这里的馆长。
过不了多久，这里除了记忆的空壳，什么也不会剩。她收到了自然科学学院院长苏珊·阿尔伯茨（Susan Alberts）的邮件，对方告知，杜克植物标本馆将会关停，馆内藏品要在两到三年内腾出位置。
两到三年，是这座标本馆的生命倒计时。而它建成现在的样子，足足花了一个世纪。1921 年，那时候杜克大学还叫“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植物学家雨果·布隆奎斯特（Hugo L. Blomquist）用鞋盒运来第一批标本，成为馆藏发端。到今天，馆内拥有超过 82.5 万份植物标本，规模在全美私立大学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除了花卉、树木等维管植物，这里还有全美首屈一指的苔藓、藻类、地衣和真菌收藏。进化生物学家帕梅拉·索尔蒂斯（Pamela Soltis）曾感叹其馆藏深度、丰富程度出类拔萃——“杜克作为全球植物学研究发源地，素来备受推崇。”
但现在，普莱尔只能眼睁睁看着风光消散，历史在自己手上终结。“简直不可理喻，这里有我的黄金岁月，我不想把心血交给别人……凭什么？”
★泥潭
危机早有预兆。靴子落地之前，标本馆已经麻烦缠身。
首要的麻烦是空间不足。标本馆坐落在 60 年前落成的生物科学大楼，约 40 万份标本存放于此。随着藏品数量与日俱增，总共 6000 平方英尺的存放面积已不能满足需求。新增藏品不得不装进标本箱，摆在房间外的走廊里。到 2005 年，500 多箱标本已经挤满了大楼的全部五层走廊。
这些标本一度被转移到校外存放，但事后看来，这是个糟糕的决定。普莱尔回忆，藏品在校外遭遇了可怕的水患，“到处都是黑色的霉菌。”潮湿和发霉对标本来说是致命的——高湿条件下，菌物侵害会导致植物组织腐烂，使其特征模糊、样貌损毁，丧失研究价值。
2006 年，普莱尔争取到 80 万美元拨款和额外空间，把标本带回了杜克大学。但这只是暂时的喘息。现在，空间再度捉襟见肘，积压等待入库的标本越来越多。
不止如此，生物科学大楼年久失修，老掉牙的暖通空调时常漏水，已经入库的标本也岌岌可危。“生物科学大楼和校园内其他一些老建筑……一直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杜克大学生物教授里塔斯·维尔加利斯（Rytas Vilgalys）说，“它们存在严重的水损问题……我认为一切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除此之外，领导权分散也是个问题。包括普莱尔在内，标本馆的负责人共有五名。他们彼此独立，分管不同部分的藏品。
虽然这五人同属生物教授，但他们的细分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对标本馆的发展方向意见相左。分歧经年难以调和，标本馆在各方角力下不停做布朗运动，在学校里备受恶评。
为了改善标本馆处境，普莱尔四处奔走。
2022 年，她的努力似乎迎来了一点光亮。
生物系主任艾米丽·伯恩哈特（Emily Bernhardt）告诉她，生物科学大楼的翻修处于“早期规划”，学校已经了解到，有大半藏品需要临时安置。伯恩哈特让普莱尔拟订一个“战略计划”，规划标本馆的未来发展。
在副馆长保罗·马诺斯（Paul Manos）的协助下，普莱尔完成了计划。
在这份长达 18 页的报告里，她详细阐述了标本馆面临的麻烦。普莱尔提出，标本馆“需要打破过去 70 多年来陈旧的僵化模式，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可持续”。
针对现状，她列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进建议：包括统筹管理，将领导权集中到一位教员身上；为标本馆寻找新的资源支持；加强与生物学、环境科学等课程的协同；统一筹款协议，以及加强标本馆的校外影响力。
2023 年2月，普莱尔兴冲冲地将报告提交给伯恩哈特。谁知此后，这份报告如同暗夜中投出的石子，迟迟不见回音。
直到 3 个月后，一场风马牛不相及的会议上，她从伯恩哈特那里听到了偶然的只言片语——计划“并没有得到学校管理层重视”。追问之下，伯恩哈特建议普莱尔，再准备一份“愿景计划”，具象化改进措施，向管理层强调标本馆的重要价值。
普莱尔再次制订计划。
她自学建筑制图，绘制了新馆的平面设计图纸，并再次将计划发给伯恩哈特。不知道该说是意料之外还是意料之中，这份计划再次石沉大海。有时候，沉默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在普莱尔为翻修标本馆而奔走的这一年里，风向在悄然转变。
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2024 年 2 月 13 日一个平淡无奇的中午，五名负责人收到来自阿尔伯茨的邮件，邮件正式宣布了标本馆关停的消息：“我们仔细考虑了维护标本馆所需的条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资源缺口过于庞大，为这些藏品找到一个或多个新家，符合杜克大学和标本馆的最佳利益。这些藏品理应存放在一个有足够资源为后人维护它们的机构中。”
普莱尔没想到，翻修变成了关停，临时安置变成了永久搬出。
而现在，美国杜克大学下属的植物标本馆决定关停，近一百万件标本流离失所。无处安放的记忆背后，是一门长期边缘化的学科，和一群沉默中逐渐消亡的学者。
凯瑟琳·普莱尔（Kathleen Pryer）停住了脚步。
灯光昏暗。拥挤的房间里，一排排铅灰色铁柜沉默着。足有一人高的柜子塞得满满当当，让人想起图书馆：像是层层叠叠的书架，还有次第排列的书脊。只不过，架子上不是书，而是各色硬纸装订的腊叶标本——这里是杜克大学下属的植物标本馆。
普莱尔在这里度过了生涯的大部分时光。34 年前，她来这里读博，恋爱，当上生物教授。过去近 20 年里，她一直是这里的馆长。
过不了多久，这里除了记忆的空壳，什么也不会剩。她收到了自然科学学院院长苏珊·阿尔伯茨（Susan Alberts）的邮件，对方告知，杜克植物标本馆将会关停，馆内藏品要在两到三年内腾出位置。
两到三年，是这座标本馆的生命倒计时。而它建成现在的样子，足足花了一个世纪。1921 年，那时候杜克大学还叫“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植物学家雨果·布隆奎斯特（Hugo L. Blomquist）用鞋盒运来第一批标本，成为馆藏发端。到今天，馆内拥有超过 82.5 万份植物标本，规模在全美私立大学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除了花卉、树木等维管植物，这里还有全美首屈一指的苔藓、藻类、地衣和真菌收藏。进化生物学家帕梅拉·索尔蒂斯（Pamela Soltis）曾感叹其馆藏深度、丰富程度出类拔萃——“杜克作为全球植物学研究发源地，素来备受推崇。”
但现在，普莱尔只能眼睁睁看着风光消散，历史在自己手上终结。“简直不可理喻，这里有我的黄金岁月，我不想把心血交给别人……凭什么？”
★泥潭
危机早有预兆。靴子落地之前，标本馆已经麻烦缠身。
首要的麻烦是空间不足。标本馆坐落在 60 年前落成的生物科学大楼，约 40 万份标本存放于此。随着藏品数量与日俱增，总共 6000 平方英尺的存放面积已不能满足需求。新增藏品不得不装进标本箱，摆在房间外的走廊里。到 2005 年，500 多箱标本已经挤满了大楼的全部五层走廊。
这些标本一度被转移到校外存放，但事后看来，这是个糟糕的决定。普莱尔回忆，藏品在校外遭遇了可怕的水患，“到处都是黑色的霉菌。”潮湿和发霉对标本来说是致命的——高湿条件下，菌物侵害会导致植物组织腐烂，使其特征模糊、样貌损毁，丧失研究价值。
2006 年，普莱尔争取到 80 万美元拨款和额外空间，把标本带回了杜克大学。但这只是暂时的喘息。现在，空间再度捉襟见肘，积压等待入库的标本越来越多。
不止如此，生物科学大楼年久失修，老掉牙的暖通空调时常漏水，已经入库的标本也岌岌可危。“生物科学大楼和校园内其他一些老建筑……一直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杜克大学生物教授里塔斯·维尔加利斯（Rytas Vilgalys）说，“它们存在严重的水损问题……我认为一切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除此之外，领导权分散也是个问题。包括普莱尔在内，标本馆的负责人共有五名。他们彼此独立，分管不同部分的藏品。
虽然这五人同属生物教授，但他们的细分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对标本馆的发展方向意见相左。分歧经年难以调和，标本馆在各方角力下不停做布朗运动，在学校里备受恶评。
为了改善标本馆处境，普莱尔四处奔走。
2022 年，她的努力似乎迎来了一点光亮。
生物系主任艾米丽·伯恩哈特（Emily Bernhardt）告诉她，生物科学大楼的翻修处于“早期规划”，学校已经了解到，有大半藏品需要临时安置。伯恩哈特让普莱尔拟订一个“战略计划”，规划标本馆的未来发展。
在副馆长保罗·马诺斯（Paul Manos）的协助下，普莱尔完成了计划。
在这份长达 18 页的报告里，她详细阐述了标本馆面临的麻烦。普莱尔提出，标本馆“需要打破过去 70 多年来陈旧的僵化模式，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可持续”。
针对现状，她列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进建议：包括统筹管理，将领导权集中到一位教员身上；为标本馆寻找新的资源支持；加强与生物学、环境科学等课程的协同；统一筹款协议，以及加强标本馆的校外影响力。
2023 年2月，普莱尔兴冲冲地将报告提交给伯恩哈特。谁知此后，这份报告如同暗夜中投出的石子，迟迟不见回音。
直到 3 个月后，一场风马牛不相及的会议上，她从伯恩哈特那里听到了偶然的只言片语——计划“并没有得到学校管理层重视”。追问之下，伯恩哈特建议普莱尔，再准备一份“愿景计划”，具象化改进措施，向管理层强调标本馆的重要价值。
普莱尔再次制订计划。
她自学建筑制图，绘制了新馆的平面设计图纸，并再次将计划发给伯恩哈特。不知道该说是意料之外还是意料之中，这份计划再次石沉大海。有时候，沉默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在普莱尔为翻修标本馆而奔走的这一年里，风向在悄然转变。
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2024 年 2 月 13 日一个平淡无奇的中午，五名负责人收到来自阿尔伯茨的邮件，邮件正式宣布了标本馆关停的消息：“我们仔细考虑了维护标本馆所需的条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资源缺口过于庞大，为这些藏品找到一个或多个新家，符合杜克大学和标本馆的最佳利益。这些藏品理应存放在一个有足够资源为后人维护它们的机构中。”
普莱尔没想到，翻修变成了关停，临时安置变成了永久搬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