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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流域在上古是低洼的沼泽，地势平缓、水泊星布，因而流淌缓慢的河水所携带的泥沙容易淤积，导致水网经常改道。至明初，吴淞江的淤浅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与黄浦江交汇的黄浦口淤塞不通。为了防止水患，时任户部尚书的夏原吉建议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的支流，将太湖之水引入浏河与白茆浦，然后直注长江。结果不仅遏制了大水，而且使得苏松两地农田大利，这项一举两得的水利工程称作“掣淞入浏”。另外，还疏浚了上海县城东北的范家浜，使黄浦江从如今的复兴岛向西北流至吴淞口后入注长江。[1]于是，原本是支流的黄浦江在下游成为主干，吴淞江注入了黄浦江，逐渐处于次要地位，原来的吴淞口反过来成了黄浦江口，所以称之为“黄浦夺淞”。虽然此工甚著，但是此后吴淞江仍然屡次淤塞泛洪，还是需要不断疏浚。隆庆三年（1569），吴淞江又湮没淤塞几成平陆，由右佥都御史海瑞建议开复。万历十五年（1587），水利副使许应逵复浚吴淞江，功卒不成。[2]
古代的松江沼泽很多，新时期时代就有“崧泽文化”。吴淞江的河流非常弯曲，连接的地域很广，这就为水上舟船交通提供了大量便利。吴淞江流域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和西部的三泖连成一片，和太湖流域苏州、嘉兴的水域都可以沟通起来，这就为京杭大运河南部的运行提供了充足的用水。也因为水域宽广，为农业的灌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而成为重要的鱼米之乡。而水运的方便也为粮食的漕运提供了方便。
从明代初开始，朱元璋因为太湖流域是张士诚的根据地，所以对这一地区就实行了重赋税制度，甚至达到不堪忍受的地步，向来有“苏松赋税半天下”的说法。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田地数》[3]，南直隶苏州府的人口一直是最为密集的。根据统计数据，苏州和松江的人口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分别是2355030人和1219937人；在弘治四年（1491）分别是2048097人和627313人；在万历六年（1578）分别是2011985人和484414人。这三组数据非常奇怪，明代初年的人口要比中后期多出很多，而按照常理，经过长期的太平时光应该更多才是。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土地的兼并，导致了当时统计数据的偏差。明代很多小地主为了逃税，将自己家的土地记在大地主名下，或者甚至卖身为大户的奴仆。这样人口数量和土地的统计就出现了很多与现实不符的情况。这一方面的情况，史学家傅衣凌等人都有详尽研究。
从明代初开始，朱元璋因为太湖流域是张士诚的根据地，所以对这一地区就实行了重赋税制度，甚至达到不堪忍受的地步，向来有“苏松赋税半天下”的说法。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田地数》[3]，南直隶苏州府的人口一直是最为密集的。根据统计数据，苏州和松江的人口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分别是2355030人和1219937人；在弘治四年（1491）分别是2048097人和627313人；在万历六年（1578）分别是2011985人和484414人。这三组数据非常奇怪，明代初年的人口要比中后期多出很多，而按照常理，经过长期的太平时光应该更多才是。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土地的兼并，导致了当时统计数据的偏差。明代很多小地主为了逃税，将自己家的土地记在大地主名下，或者甚至卖身为大户的奴仆。这样人口数量和土地的统计就出现了很多与现实不符的情况。这一方面的情况，史学家傅衣凌等人都有详尽研究。
在人口和土地都受到瞒报的情况下，人均土地占有也出现了有意思的数据。这两府的每口平均田地（亩数）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分别是4.19亩和4.21亩；在弘治四年（1491）分别是7.58亩和7.52亩；在万历六年（1578）分别是4.62亩和8.77亩。从这组数据来看，苏州的人均田地在明代中期上升到高点，而松江则逐步往上走。这两组看似不实的数据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这一经济上的起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州、松江两府的政治、文化地位的升降。
明初的时候，两府都受到政治经济打压，实际相差并不大，因为人的生产力毕竟有限，而且古代社会没有大幅度机械化提升，大概人均4亩多也差不多够种够养活。但是明代中期苏州的人才辈出，苏州籍政府官员增多，大地主也增多，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人均田地数也增高了。明末时，松江府的人才明显占了上风，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大幅增高，土地兼并严重，人均田地数也显示最高。说明在这一数据背后，新的大地主崛起，使得土地记挂名下的现象跟随发展。哪里人均田地数高，说明人口瞒报厉害，土地的人均值就高。
明初的时候，两府都受到政治经济打压，实际相差并不大，因为人的生产力毕竟有限，而且古代社会没有大幅度机械化提升，大概人均4亩多也差不多够种够养活。但是明代中期苏州的人才辈出，苏州籍政府官员增多，大地主也增多，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人均田地数也增高了。明末时，松江府的人才明显占了上风，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大幅增高，土地兼并严重，人均田地数也显示最高。说明在这一数据背后，新的大地主崛起，使得土地记挂名下的现象跟随发展。哪里人均田地数高，说明人口瞒报厉害，土地的人均值就高。
3、松江文化地位的变化
随着松江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其文化地位也在不断上升。范濂《云间据目抄》、李绍文《云间杂识》、王沄《云间第宅志》、李延昰《南吴旧话录》这些当时人的笔记史料中，就可以看到晚明松江的各种文化现象、风俗世貌，从而分析这个附属于苏州或嘉兴吴文化圈的城市，经过晚明到清代，再到近现代，是如何一步步超越苏州，发展为今天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
董其昌出生的上海县，位于松江东北境内，与华亭都是松江的县属。不过上海那时候是个小邑，自古以来连城墙都没有。嘉靖三十三年（1554），因受到倭寇的焚劫重创，邑里沦为废墟之后，才在倭寇不至的数月间迅速筑建了城墙。与华亭相比，当时的上海人属于乡下人，风俗是粗鄙的。范濂在《云间据目抄》的末尾，还不由得以嫌弃的口吻置喙上海云：“上海虽与华亭相埒，予厌其风俗粗鄙，故常倦游。独以潘方伯仲庵公交善，或经岁一历其地。”[9]华亭则是历代风流人物不绝，陆氏是华亭第一大家族，其次还有莫氏、冯氏、孙氏，等等。在董其昌的时代，徐氏因徐阶曾任内阁首辅更是华亭的显宦家族。董其昌因迫于上海的重役征调，遂弃家占籍华亭。后来他便一直以华亭为家，在这里学习和成长，并逐渐置办起土地房产，使董氏也跻身于华亭最显耀的家族之列。
董其昌像
随着松江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其文化地位也在不断上升。范濂《云间据目抄》、李绍文《云间杂识》、王沄《云间第宅志》、李延昰《南吴旧话录》这些当时人的笔记史料中，就可以看到晚明松江的各种文化现象、风俗世貌，从而分析这个附属于苏州或嘉兴吴文化圈的城市，经过晚明到清代，再到近现代，是如何一步步超越苏州，发展为今天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
董其昌出生的上海县，位于松江东北境内，与华亭都是松江的县属。不过上海那时候是个小邑，自古以来连城墙都没有。嘉靖三十三年（1554），因受到倭寇的焚劫重创，邑里沦为废墟之后，才在倭寇不至的数月间迅速筑建了城墙。与华亭相比，当时的上海人属于乡下人，风俗是粗鄙的。范濂在《云间据目抄》的末尾，还不由得以嫌弃的口吻置喙上海云：“上海虽与华亭相埒，予厌其风俗粗鄙，故常倦游。独以潘方伯仲庵公交善，或经岁一历其地。”[9]华亭则是历代风流人物不绝，陆氏是华亭第一大家族，其次还有莫氏、冯氏、孙氏，等等。在董其昌的时代，徐氏因徐阶曾任内阁首辅更是华亭的显宦家族。董其昌因迫于上海的重役征调，遂弃家占籍华亭。后来他便一直以华亭为家，在这里学习和成长，并逐渐置办起土地房产，使董氏也跻身于华亭最显耀的家族之列。
董其昌像
董其昌家原本属于小地主的行列，在他考中进士之前，他家仅有瘠田20余亩。可是他中进士为官之后，身份的变化带来了经济上的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可以免去税收，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小地主愿意投靠，完成了土地兼并。虽然这埋伏下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民抄董宦”事件的危险种子，但这毕竟是晚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所以董其昌很快在松江城里就扩大了财产。董其昌的宅子在松江府城的东南角。这个东南隅从前都是水田，董氏明显属于后来居上，逐渐在这块地方发展起来。甚至之后因水田逐步消失而龙渊水竭，淤塞的乌龙潭也被董庭买下作为园林，极尽亭台花木之盛。董其昌长子董祖和的宅子在董其昌宅后方即北面，董庭是董祖和长子。董其昌幼子董祖京的宅子在长生桥，在董其昌宅东北方向。城东北隅是董其昌三子董祖源的宅子。他运用社会的规则，迅速积累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成为社会上层人物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