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提出，在封闭社会的封闭道德之外，还有一种道德，这种道德不是专属某一个封闭社会，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理想社会。柏格森将这种道德称为开放的和动态的道德，“开放”指它本质上是普遍的，追求全人类的联合；“动态”是指它努力要改变社会，而不是照旧保存它。
开放的道德是出于对人类普遍的爱，这种爱归根结底是生命的冲动。如果说封闭的道德起作用是由于社会的压力，那么开放的道德起作用则是由于那些摆脱了自己社会制度与秩序的狭隘束缚的伟大感召力，他们并非要推翻一个社会，而是要改造一个社会。

柏格森认为，理性在它们之间起了沟通的作用，它一方面把普遍性引进封闭的道德，使它不致过于狭隘；另一方面又把义务引进开放的道德，使它可以制度化。开放的道德只有得到理性的认可才会在社会中生效；而封闭的道德则要从开放的道德那里不断得到生命的源头活水。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狄尔泰在流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评论和短评。他这些文字包括的范围极其广泛，从光学的最新发展到日本小说。他不但评论已有定评的思想和文学界的伟人，也评论当世的人物。

生命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的东西，我们不是凭推理，而是直接经验它。在狄尔泰看来，生命不是一个静止的实体，而是时间性的过程。死亡的威胁使我们更敏锐地意识到我们与生命和世界的联系，它通过迫使我们自我反思，赋予生命以意义。

生命最后在狄尔泰那里落实为历史。狄尔泰说：“生命是丰满的，多样的，是个人经验的种种相互关系。在它基本的质料上，生命与历史是一回事。在历史的每一点上都有生命。历史由一切种类的生命组成。历史只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把握的生命，它构成了一种整体关系。”

“生命”概念在狄尔泰那里至少有以下三个内容：
（1）生命不是指个人个别的存在，而是指生命联结人的共同性。生命不是生物现象，而是人文现象，生命的时间是人文的世界。
（2）生命不是孤立的主体性，而是包括自我与世界的共同关系的整体性。
（3）生命不是无形流动的什么东西，而是在历史过程中展开自身的各种生命关系的整体。

生命就是历史，它具体表现为人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哲学、文学、宗教、政治制度、神话、价值系统等等。精神科学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生命的途径。与自然世界不同，人文世界不是用概念建构起来的世界，而是我们原始体验的世界。我们不是通过推理和假设来认识这个实在的，而是通过我们的经历。

现代以前的西方哲学家，尤其是近代西方哲学家，都将追求绝对确定可靠的知识作为他们认识论的既定目标。然而，在皮尔士看来，一切人类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可错的。

皮尔士认为，被经验驳倒了的命题一定为假，但被经验证实却不一定为真，而只是提供了我们暂时接受它的依据，因为它可能为新的经验驳倒。因此，绝对和终极真理是不可能的，它只是我们人类探究的理想目标，只能接近，不能达到。

在杜威看来，人生于世的基本使命，就是对付环境提出的种种挑战和问题，用行为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对环境做出回应。人的回应与其他有机体的回应不同，它不但旨在改变环境，也是一个探究的过程。
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一开始是凭习性来做出回应的。如果习性能解决问题，人就不会再进一步去探究。但往往单凭习性解决不了问题，环境呈现为问题，这时，就需要探究和反思了。

维特根斯坦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哲学是一种理论，他也明确表示对理论没有兴趣，说理论不是他要找的东西，理论没有什么价值。哲学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问题，它是不能说的，而只能在生活中显示出来。所以他要人们“幸福地生活吧”。

在胡塞尔看来，意识是一条意向体验之流，这条体验之流作为一个统一体，就是那个体验主体——我。在生命中，我们不断地做出种种决定，这些决定以及其他的意识行为，最终成为我们的习性，我们反被它们决定。

1919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开了一门叫《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的课。在这门课中，海德格尔明确提出了他的哲学观。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并不只是一些原理和概念的操作，而是要探索生命本身的问题。

在梅洛-庞蒂看来，哲学家首先应该生活在生活和历史中，而不是生活在书本中，真理就在生命与历史中；哲学家应该和人类共命运。
说话者和听者，作者和读者之间创造着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基础，说和听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单向灌输过程，而是难分主动和被动的积极的交流过程和对话过程。

工具理性也叫目的理性，它无关人生的意义，只关心以合适的手段达到一定的目的。因此，它是无道德是非的，或中立的。技术和科层制或官僚制是工具理性或计算理性的两个变形，前者控制自然，后者控制人。工具理性是片面的理性，它只有控制的功能，却没有理性否定、批判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