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5月24日，我的一位朋友，在四川文物考古院从事古蜀文化研究的张存孟博士，逃出了成都市康仁精神病院，从此下落不明。
当然，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这件事情。不过，他的失踪倒是在学界内部引起了一定规模的轰动。因为，在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焦虑症，必须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之前，张存孟曾经公开宣称自己发现了一个曾活跃在蜀西南地区、并且尚未写入现代考古记录里的史前文明。一些喜欢加油添醋的好事之徒认为他的精神障碍与离奇失踪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是张存孟为了挽回自己的学术声誉而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另一些人则相信那些离经叛道的“新发现”正是张存孟精神错乱时产生的妄想，而随后的离奇失踪更说明他的精神疾病已经发展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然而，那些经常与张存孟打交道的人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们主张将这一连串变故看作是相互独立的事情——也就是说，张存孟的确发现了一个尚未写入现代考古记录的史前文明，却因为精神问题没能将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公之于众。但即便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张存孟留下的叙述与材料虽然高度一致，却过于零碎，而且缺乏实质性的证据。因此，一些真诚支持张存孟的人特意组织了一次私人考察，试图寻找到一些切实的证据来证明的张存孟的工作——我也参加这次考察活动。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们从未在公开场合提起过那次考察的结果。

直到上个月，青羊区人民法院结束了一年的宣告期，正式推定张存孟已经死亡，而他的家人也为此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追悼会。得到消息后，我特意搭乘飞机去了一趟成都，与其他几个曾经参与考察的朋友一同参加了这场简单的仪式——这也是我们自那次搜寻探险活动后首次聚集在一起。追悼会上，我们依旧没有提起那次考察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得到的信息太过离奇怪异，反而让人徒增猜疑；另一方面，在那种场合里，有些事情还是不要说起为好。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都是和张存孟密切往来了十多年的好友，虽然我们都曾参加了那次考察活动并且默契地隐瞒了许多有关探险的详细情况，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他的下落。
偶尔，我觉得张存孟可能还活着，但这种想法却不能带给我丝毫的安慰。相反，每每想起张存孟的失踪，想起他可能经历了怎样的遭遇，我就会感到难以言喻的毛骨悚然。然而，这种挥之不去的噩梦却有着一种可憎的吸引力，诱使我继续挖掘与之相关的一切。所以，这些年来，我沿循张存孟留下的线索，详细研究了我能找到的所有资料。虽然失去了第一手材料以及最无可辩驳的铁证，但我依旧大致地拼凑出了整件事情的原貌——只是这中间不可避免地掺杂进了许多就连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是现实还是幻觉的片段。
我曾询问过那些参与探险的朋友，是否应该将这些事情写下来。但他们大多不置可否，似乎不愿意再提起那一段往事。然而，考虑到有些事情在科学与历史研究中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同时可能也是张存孟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因此，我决定将所有事情，包括那些确凿的事实与离奇的猜测，全都叙述出来。这不仅仅是为了寻求自己内心的平静，也为了提供一种新的角度看待张存孟的失踪，甚至看待那些我们如同管中窥豹一般了解到的漫长历史。

一、张存孟的故事
整件事情最早要追溯到2007年的春天。那年三月，由于中美合作考古的缘故，张存孟受邀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参加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他认识了在波士顿卡伯特考古学博物馆从事东亚考古与文化研究的戴维·J·怀特纳博士。由于当时卡伯特考古学博物馆在举办专业的东亚文物展览，因此在研讨会结束后，怀特纳博士顺势邀请他前去博物馆参观访问。参观时的具体情况，现在已经无从查证了，但是他在自己的笔记里反复提到了一件非常特别的展品——一张来历不明的皮质卷轴。
我曾就此事发出邮件咨询过怀特纳博士。那位好心的老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向我证实这件事情，同时还向我发送了几张皮质卷轴的照片。在仔细研究过那些照片之后，我必须承认，这的确是一件极为引人注意、同时也让人颇为费解的奇特文物。
那是一张非常古老的皮革，看起来像是经过特殊工艺鞣制成的猪皮皮革。它边缘剪裁得很整齐，整体呈灰白色，大约六寸宽、一尺长。但真正引人注意的还是那些用某种暗褐色的颜料书写或涂抹在灰白色皮面中央的特殊符号。这些符号乍看起来像是甲骨文或金文之类的原始文字，但细看之下却会发现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符号体系——不过，那些经常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依然能清楚地意识到它们肯定属于某种表意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共有七十个，整齐地排列成五行十四列。符号与符号间鲜有重复，似乎也暗示着它们可能出自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
此外，怀特纳博士在附带照片的邮件里详细叙述了其他一些无法反映在照片上信息。根据博物馆的档案记录，这件藏品是由一位名叫克劳德·雅各布的美国探险家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中国川边地区的一座村寨里带回来的。克劳德·雅各先生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他与村民交易皮卷的过程，并且提到皮卷原本是被保存在一个“表面描绘着亵神图案、让人觉得特别可憎”的小陶罐里。但是1986年，克劳德·雅各布的孙子，托马斯·雅各布，将皮卷及其他一些属于克劳德·雅各的收藏品一同捐赠给卡伯特博物馆时，那只陶罐却遗失了。
整张皮卷非常薄，虽然年代久远，但依旧非常柔软、且具备有一定的弹性，似乎经过了某些特殊的鞣制处理。至于它采用了何种动物的皮革目前还没有定论。由于辗转易手，皮卷的碳污染非常严重，因此博物馆方面无法使用碳14法对其进行年代测定；此外，由于缺乏可供参考的类似物件，因此卡伯特博物馆至今仍无法断定皮卷的确切年代。另一方面，符号的解读工作也困难重重。起初，克劳德·雅各认为那些符号是原始的藏文，但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专业的藏学家否定了。博物馆也曾将它的副本发送给了著名的语言学家与古抄本学者，但他们全都无法做出合理的解读，甚至无法找到相似的样本。

但真正让怀特纳博士记忆犹新的还是来自张存孟的见解。他在邮件里告诉我，张存孟曾仔细研究过上面的符号，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告诉怀特纳博士，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05年4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时候曾出土过一尊非常奇特的青铜蛇残件。和常见的三星堆器件一样，这件青铜蛇残件上面也雕刻着许多单个的奇特符号；但这件青铜蛇上的许多符号都是独一无二的，从未在别的器件上见过。而曾经研究过这尊青铜蛇的张存孟发现，某些书写在皮卷上的暗褐色符号与那些符号有着隐约的相似之处。考虑到皮卷最早是在川边地区的村寨里发现的，因此张存孟觉得这张皮卷的源头很可能就在成都平原上，或是川西那些与世隔绝的群山里。
自然，怀特纳博士对这些全新的见解极感兴趣。他不仅向张存孟赠送了几张关于皮卷的高分辨照片，同时还领着张存孟来到了博物馆藏书室，向他展示了有关克劳德·雅各布日记的微缩胶片。根据怀特纳博士的回忆，张存孟曾在胶片放映机前仔细研究了大约两个小时，并记录了大量笔记，直到将近闭馆时才依依不舍地结束了研究工作。他告诉怀特纳博士，他愿意在回国后继续研究这些东西，试着根据日记上的蛛丝马迹，彻底弄清楚这张皮卷的来历。可惜的是，虽然他们后来还有过几次联络，但张存孟的研究工作似乎进展得很缓慢，以至于怀纳特博士最后将这件事情给完全遗忘了。甚至在我联系他之前，他都不知道张存孟已经失踪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存孟的确找到了一些与皮卷有关的信息。研究所提供的记录显示，他曾于2008年三月到八月间三次前往四川省西南部山区进行大范围的考察——所牵涉到的地区涵盖了雅安、甘孜、凉山三个州市；而档案室里存留的几页手稿也对这些事情进行了粗略的说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确找到了克劳德·雅各布曾拜访过的彝族村寨，而且几位居住在村寨里、年近古稀的老人还认出了照片里的皮卷。

根据手稿的记叙，那些老人将这张神秘的皮卷称为“兹索摩”。这个词并非是彝族的方言，而是一个非常生僻的外来词。根据老人们的说法，“兹索摩”是“龙蜕”或者“龙留下的皮”——当然，这只是一种带有传说意味的比喻，他们并不清楚这种皮卷的原料与制作方法，但某些流传在川南地区、极为隐晦模糊的神话的确是这样解释的。这些传说比居木乌吾还要古老，没人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或是由谁，传下来的。在这些神话里，“兹索摩”是山神或地神的凭证——那些得到，或是制作出，“兹索摩”的人将会超脱凡人的局限，进入只有群山诸神才能抵达的地下世界。而书写在皮卷上的古怪符号就是群山诸神使用的文字。
考虑到这一信息的重要性，我设法找到了那座彝族村寨，并详细考察了当地——以及周边县市——的民俗传说。但考察的结果却让我有些失望。由于年代久远，涉及“兹索摩”的神话大多支离破碎，只残存下一些似是而非的片段。但是有一个神话故事却得到了彝族先人的青睐，并且在经历过演绎与加工后逐渐融入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起教化作用的民间故事，借此躲过了时间的磨耗，幸运地保留了下来。
出于某些原因，我决定将它完整地记录在这里——因为它隐晦地暗示了一些事情，或许有助于我更好地解释后面需要叙述的事情：

传说，在很久远之前，那时的人还不知道友爱，所以部族间会相互厮杀。有六个兄弟为了躲避仇敌的追杀躲进了大山里。但大山里的生活很艰难，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天，老大到深山里打猎。他翻了很多个山头，最后走到南禺山时终于累得走不动了，于是他坐在山脚的一个岩洞边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听到哭声的南禺山神出现在了岩洞里，问：“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哭泣呢？”
老大便对山神说：“山神啊，为什么山要这么高呢，我们走得太累了，您能不能把大山变成平地呢？”
南禺山神回答说：“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能让你变得高大强壮，带着你的兄弟翻越高山。”
于是老大谢谢了山神，回去将白天的经历告诉了几个兄弟。
第二天，老二来到了那个岩洞边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听到哭声的南禺山神出现在了岩洞里。
老二便对山神说：“山神啊，为什么狼有尖锐的眼睛能够在我发现它之前攻击我，为什么鹿有灵敏的耳朵能在我抓住它之前避开我？您能不能捂住狼的眼睛不让它看不到我，堵住鹿的耳朵让它听不见我？”
南禺山神回答说：“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能让你听得清，看得明。这样你能在狼发现你之前听见它的声响，在鹿听见你之前看见它的踪迹。”
于是老二也谢谢了山神，回去将白天的经历告诉了几个兄弟。
第三天，老三来到了那个岩洞边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听到哭声的南禺山神出现在了岩洞里。
老三便对山神说：“山神啊，为什么豺狼虎豹都有爪子和牙齿，能抓伤、咬死我，而我却什么都没有？您能不能把它们的牙齿拔掉，把它们的爪子磨平？”
南禺山神回答说：“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能让你长出牙齿和利爪，这样你就可以赶走它们。”
于是老三也谢谢了山神，回去将白天的经历告诉了几个兄弟。
第四天，老四和他的妻子来到了那个岩洞边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听到哭声的南禺山神出现在了岩洞里。
老四和他的妻子便对山神说：“山神啊，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长得那么慢，让我们不能帮助他兄弟一同打猎？您能不能让他快些长大，好为大家出力干活？”
南禺山神回答说：“我不能这么做，但是你的部族需要你们的子孙来延续，你们回去对兄弟们说，我让你们不用出力打猎，只用照顾好部族的子孙。”
于是老四和他的妻子也谢谢了山神，回去将白天的经历告诉了几个兄弟。
第五天，老五来到了那个岩洞边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听到哭声的南禺山神出现在了岩洞里。
老五便对山神说：“山神啊，为什么山里的生活这么辛苦呢？您能不能让果子自己从树上掉下来，让野兽任我们宰杀，好让我们不用再辛苦的干活？”
南禺山神回答说：“我不能这么做，但是你可以回去对你的兄弟们说，我令你不需再劳作，你兄弟的所得皆须分你一半。”
于是老五也谢谢了山神，回去将白天的经历告诉了几个兄弟。
第六天，老六来到了那个岩洞边呼唤了南禺山神的名字。过了一会儿，听到呼喊的南禺山神出现在了山洞里。
南禺山神对他说：“你的五个兄弟都已经来向我讨要过了，你过来又是为了什么呢？”
老六便对山神说：“山神啊，谢谢你愿意帮助我的兄弟，但您能不能留在这里一直保佑我们呢？”
南禺山神回答说：“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能够教你如何带领你的兄弟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接着，南禺山神将历法与礼祭的知识传授给了老六，然后走进了山洞，再也没有出来。
到了第七天，山神的承诺都实现了。老大变得高大强壮，站起来有松树高，手张开有峡谷宽，于是他背着兄弟们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老二有了狼的眼睛与鹿的耳朵，于是他带领兄弟们找到猎物，避开危险；老三长出了老虎的牙齿和爪子，于是他帮助兄弟们猎杀动物，打退虎狼；老四与他的妻子生下了许多孩子，他们抚育这些孩子，让整个部族兴旺起来；老五得到了山神的恩准，兄弟们将打来的食物分一半给他，让他不用劳作；老六掌握了南禺山神的历法，开始管理他的兄弟，带领兄弟向天神与地神祭祀。
当山神的历法轮回一圈之后，南禺山神再度出现在了岩洞里。老六便要带领兄弟们前去献祭，可兄弟们说：“我们整日劳作，却没有余粮，又怎么能去供奉山神呢。”老六觉得兄弟们说得有道理，于是他就把整天好吃懒做、只靠其他兄弟奉养的老五当作献祭送给了山神。南禺山神见老五又肥又胖，衣食无忧，便知道他们过得很好，于是收下五个兄弟的献祭。
然后，南禺山神教会了老六如何制作兹索摩，带着他们的献祭重新返回了岩洞里。老六制作了兹索摩，变成了新的山神，保佑着他的兄弟们继续在深山里生活下去。

很显然，这篇神话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那张神秘皮卷——也就是彝人所说的“兹索摩”——的由来，但是它所讲述的内容却让这张皮卷变得更加神秘，甚至有些不祥起来。我曾与几位研究民俗学的朋友讨论过这个神话；而他们明确地表示这篇神话肯定源自非常遥远的过去。最直接的证据便是神话里隐晦地暗示了部分活人献祭的内容——将自己的兄弟献祭给山神。不同于人殉制度，在中原文化区内，将同族人作为人牲供奉天地等自然物的献祭形式结束得很早——现存最晚的例子是西周时期胶东地区东夷人墓。虽然古蜀地区实行的人牲制度还没有确切的定论，但最晚也不会迟于秦惠王灭古蜀——这意味着，这段神话可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另一方面，张存孟肯定也知道这段神话——因为一位研究西南地区民俗文化的朋友告诉我，张存孟在07年秋天曾经向他请教过一个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此外，这也可能是他将自己发现的史前文明命名为“古南禺国”的原因之一。
不过，考虑到这段神话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而其他的神话又太过支离破碎，很难提取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事情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然而，幸运——或者说不幸——的是，张存孟对于古代地名有着敏锐的嗅觉，沿着“南禺山”这个罕见的地名，他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发现了新的线索。
随后发生的事情，学界内部的人大多有所耳闻。2008年10月，张存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一场报告，首次公开提到了他新发现的“古南禺国”。这次报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在提问阶段就涌现出了大量反对的声音。虽然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但我阅读过他提交的会议论文，并且完全能够想象这样的报告会引起怎样的轰动。
由于缺乏决定性的物证，张存孟引用了大量古籍试图佐证自己的假说。这种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他在挑选引用的古籍时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所提到的典籍大部分都不是信史，而是一些类似志怪杂谈的古书，像是东晋王嘉的《拾遗录》、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还有那本尚有疑问的《穆天子传》；此外，他还提到了许多倍受争议、普遍被学界视为伪经或者赝品的古书，甚至是一些我从未听说过名字的典籍：像是像是《山海经》中的四卷《昆仑经》、神秘莫测的七卷《贤秘经》，以及那卷据说被始皇帝完全烧毁封禁了的《大荒策》。这样的佐证非但不能让人信服，反而让更多的人相信这个所谓的“古南禺国”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玩笑。

但是，少数不受舆论左右、愿意静下心来仔细查阅各类古籍的人或许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虽然这些被归类为伪经的书籍出自不同的年代，但是它们的内容——尤其是关于古南禺国的内容——却出奇的一致；而在这其中又属传说在秦朝初年完成的《大荒策》最为详细。那些记载《大荒策》中、有关古南禺国的传说与神话让人颇觉怪异，甚至有些让人觉得恐惧。根据这些神话的记载，在古蜀西南方的群山里曾经存在过一个无比强大的帝国，并且可能繁荣昌盛了千百个世代的时间——而那个时候，真正的华夏族还未真正形成，就连古蜀地区也只生活着一群刚刚踏入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
根据古籍的记载，那些生活在这个片土地上的人被称为禺虺氏。他们可能是一批从西南方的高原地区上迁移下来的居民。至于古南禺国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已经无从得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最终发展成了一个极为强大的帝国——横断山区中部与南部的广阔群山都属于它的领土，甚至就连巴蜀平原也一度被揽入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个古老王国逐渐没落的晚期，它还曾与新兴的古蜀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以和解收场，古南禺国放弃了巴蜀平原，退回了群山之中；而古蜀国则需要每年向王国进贡，以维持订下的平衡，避免再开战端。这样的局面维系了大约一千年的时间，也使得大量与古南禺国有关的传说和宗教信仰流入了蜀地，并最终被华夏文化记录了下来。
在这个王国里，宗教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他的早期东亚文明不同，禺虺氏并不实行任何形式的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这些神秘的远古居民只崇拜一位神明与它的子孙。这位神明被称为“巴虺”，也被称作“大蛇”——禺虺氏认为它是一条巨大得难以想象的蛇；它的身躯沉在四海之底，环绕八方，将整个陆地缠在其中；而它的头颅则安歇在大地之下的深渊里。巴虺如此的巨大，只要稍稍活动就会动摇地底的根基，导致大地的摇晃和山脉的崩塌，因此它通常会保持静止。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古南禺国里任何幽深的洞穴被认为是神圣的，也是最适宜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为了亲近神明，人们都居住在幽深的洞穴之中，并且会聚集在最深的洞穴里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因为这样的地方更接近巴虺，因而也更容易得到神明的青睐。祭司同样也是王国的统治者，而地位最为崇高的大祭司——同时也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更需要在盛大的祭祀仪式上进行选取。
平心而论，刨掉那些明显是神话的内容后，有关这个“古南禺国”的记载并非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奇想，只是张存孟引用的文字资料太过离经叛道，实在难以获得学界的认同而已。虽然我和他有超过十年的交情，可当别人向我转述起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也相信这只是张存孟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他过分沉迷在自己的小发现里，偏执地寻找一切能够为之提供佐证的材料，却忽略了身为考古工作者的根本。有这样想法的人并非独我一个，四川文物考古院的副院长，柯建华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他驳回了张存孟提出的野外考察申请，并且建议他给自己放个长假——一来可以让他放松放松，转变心情；二来也能够让他暂时远离学术圈一段时间，以免给考古院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张存孟显然没有理会副院长的授意。据我所知，在调休获批的第二天，四月二日，张存孟就带着早已准备好的行李和器具前往四川西南的山区展开考察去了。

关于这次考察的详情，我无从得知。不过，在张存孟结束考察返回成都时，我曾与他有过一些交流。五月四日，我正在四川大学进行访问，却意外地接到了张存孟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他正在返回成都的汽车上，并且带回来非常惊人的发现。得知消息后，我特意去了一趟北门汽车站，打算为他接风。
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认出来。他穿着一件破破烂烂、满是污渍的大衣，背着一个鼓鼓的帆布背包，留着邋遢的长发和一圈不太整齐的胡茬，左手上还缠着一圈有点儿发黑的绷带。看到我的时候，他疲倦的神色有了朝气。他张开双臂，一面拥抱我，一面迫不及待地表示这次考察非常成功——因为他发现的东西超出了所有历史学家的想象，甚至可能完全颠覆现有的考古学观点。
我记得张存孟兴奋地说了很多话，但却没有透露出任何实质性内容。他巧妙避开了能够透露信息的话题，只是一味地强调这次发现的重要性。当然，我能够理解他想在正式公开发现前保持神秘的想法，因此并没有深究。我记得自己问过他有关左手绷带的问题。他告诉我，那是因为他跌倒在一个陶罐上，所以被打碎的陶片给划伤了。而且他还从背包里拿出了几片陶片让我研究，告诉我这就是从打破的陶罐上取下来的。
虽然没有专业的工具，但我依旧能看出那几片陶片有着非常精致的做工。在较大的几片陶片上都有着绘画的痕迹。虽然只有一部分图案，但我依旧认出画的某种蛇形动物，因为它的画工非常精细，甚至准确地画出了鳞片的纹路，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如果陶片的年代真有张存孟说的那么古老的话，这应该是媲美，甚至超越，阿尔塔米拉壁画的杰作——因为陶片是弯曲的，远比平坦的岩面难以把握，而绘制陶片的人却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弯曲，让画中的蛇看起来就像缠绕在陶片上一样。但是在研究陶片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激动，反而有种说不出来的心烦意乱。那些陶片隐隐约约地散发着一种略带腥味的奇特臭味，让我本能地感到厌恶。张存孟告诉我那种气味是装在罐子里的液体的气味——他摔倒在罐子上的时候，罐子里还有小半罐液体，这些液体溅了他一身，所以他很熟悉这种味道。他觉得可能是某种发酵酒或是自制草药，对此我有点儿怀疑。
而后，我又与他谈论了些别的话题，并且将他送到了家中。老实说，我当时有些心不在焉，但就连我自己都说不出是为什么。陶片上的古怪气味给我造成了难以形容的影响，甚至当张存孟将陶片包好收回背包后，我依旧神经质地觉得自己还能闻到些许微弱的气味。另一方面，张存孟的言行举止也显得有些狂躁，像是处在一种怪异的亢奋状态，但是考虑到他的新发现，这种表现似乎并不奇怪。

可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是我与张存孟最后一次见面。在会面后的第三天，我结束了四川大学的访问之旅，搭乘飞机回到了杭州。接着，在七天之后，我又给张存孟打了个电话，试图打听他的工作进展——因为，对于任何考古工作者来说，一个全新的远古文明都有着难以抗拒的魔力。但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王韵，而更让我错愕的是，王韵伤心地告诉我，张存孟在四天前因为严重的焦虑症和狂躁症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根据王韵的叙述，张存孟自考察回来后就显得特别焦躁，一直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开展他的研究；那段时间里，他几乎从不休息，至多只在书房躺椅上睡一两个小时；他不允许任何人去碰带回来的研究资料——期间王韵曾想趁他休息的时候帮忙整理书桌，却让张存孟勃然大怒，从此不再允许任何人踏进他的书房半步。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韵最后负气回了娘家，不再理会张存孟。接着，在五月十日夜晚，邻居打电话告诉她，她家起火了。待王韵赶回家后才知道，张存孟在书房里放了一只金属盆，烧掉了自己的整理好的所有资料和考察笔记——在销毁期间，他不慎引燃了纸篓，最后烧掉了整个书房。万幸路人发现及时，火势没有扩大，张存孟也只是受到了一些惊吓，并没有受伤。在邻里的建议下，王韵当晚就陪着张存孟去了医院，接着在第二天将他转进了康仁精神病院。
后面的事情，那些关心相关新闻的读者或许还有些模糊的映象。五月二十四日中午，张存孟趁午休时溜出了自己病房，偷走了一位医生的外套，然后顺利地从医院正门逃了出去。医院方面表示，由于患者既没有表现出伤害他人或自己的举动，也没有尝试逃跑的意图，因此他们并没有将他安排在看护得较为严密的重症区病房，因此张存孟的逃跑是一起“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意外”。根据院方的调查，张存孟并没有带走任何在入院时没收的物件——或许是担心惊动医务人员——只是带走了一本他向院方申请、保留下来做日常记录用的笔记本。

二、第二次蜀西考察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复述一遍发生在张存孟身上的变故，是因为它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我接下来要讲述的事情。我在前面说过，他的失踪在学界引起了一连串的争论，但是我没有参与其中。一方面，身为与他往来的十余年的朋友，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愿对他的作为妄加议论；另一方面，他提出的观点实在过于离经叛道，即便见过那些神秘的陶片，我也很难彻底抛掉心底的怀疑加入为他辩护的行列。幸运的是我并没有为这件事多费脑筋。张存孟失踪得很彻底，虽然张家与好事的记者诉诸了各种途径，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而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前的那场火灾烧掉了他整理记录的所有材料，因此没人知道他在考察时到底发现了些什么。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激烈的争论渐渐平息了，变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供人们在茶余饭后的闲聊里偶尔谈起。
但在事情过去一个半月后，七月十二日，我与张存孟共同的朋友，在西南交通大学地质系工作的杨烨博士，给我发来一封邮件。他在邮件里附带了几张影印图片，并告诉我这是他在慰问张家时无意发现的东西。图片里是一本边角被火燎过的笔记本，以及其中的几页内容，上面记录的全是日期、地名与记号。在看清楚其中的内容后，我感到一阵狂喜。因为那是张存孟的旅行记录本，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张存孟在那次考察期间过去的所有地方——这意味着我或许能够亲自见证张存孟的发现，彻底解决那个悬而未决的谜团。杨烨告诉我，他与几个朋友正在逐一研究旅行记录上的各个地点，试图从中找到有关张存孟惊人发现的线索。这时，我回忆起了张存孟受伤的左手，于是告诉他们，张存孟在他做出惊人发现的地方摔伤了手臂——他们可以靠这条信息筛选可能的地点。
从我这里得到新信息后，他们加快的筛选的速度，并且很快就将目标放在了张存孟最后到访的考察地点上——某座位于雅安市石棉县栗子坪乡附近，名叫“老瓦林”的小村寨。但是，我们查阅了各级行政地图，始终找不到“老瓦林”。因此，杨烨亲自驱车去了一趟栗子坪乡，亲自走访了当地的居民，终于弄清楚了“老瓦林”的来历。这个地方是一座位于大山深处的聚居区，非常偏僻，只有一条勉强可以行车的山路能够抵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瓦林”因为调整行政区划的缘故被改名成了下岩村，这也是我们在现有的行政地图上找不到“老瓦林”的原因。

得知消息后，我借着暑假的空档飞去了成都，与其他人见了面，准备共同筹划接下来的考察活动。总共有五个人参与了这次考察活动，分别是来自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姚振华博士、北京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周子元副研究员、四川文物研究院的李国豪副研究员、西南交通大学地质工程系的杨烨博士还有我。由于我们并不确定会遇到怎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决定先进行一次试探性的实地考察。因此我们只携带一些简单的登山与野外生存设备，以及几套照相器材——我们将这些东西装进了姚振华与杨烨的汽车里，尽可能地精简了考察队的规模。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我们驾驶着两辆汽车离开了成都，出发驶向石棉县。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就抵达了石棉县。我们在县上添置了一些补给，随后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们告别了波涛翻滚的大渡河沿着它的支流南垭河逆行而上，前往栗子坪乡。我脑中关于那段行程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我只记得天空中笼罩着淡淡的雾气，神秘的群山在透过雾气的苍白阳光下绵延起伏，浅浅的南垭河一直在公路的附近流动，闪烁着亮白色的粼粼波光。随后，公路边的房子渐渐的多了起来。起先是一些当地农民守夜时使用的简陋茅草小屋，然后出现了漆黑的老式木制房屋，或者稍新一些但也有好几年历史的三层小楼。这些房子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最后渐渐连成了一片，错落地分布在公路的两侧。中午的时候，我们将车开进了栗子坪乡。但我们并没有多做停留。在询问过一些当地人后，我们很快便找到了一位愿意带我们前往下岩村的向导，随后我们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然后按照向导的指示，将车开上了乡镇西面的一条破旧山路，向着西面高耸及天的群山开了过去。

乡镇的喧嚣很快便被我们抛在了身后，越来越远，最终淹没在一片荒野所独有的寂静之中。路边的植被开始变得茂盛而浓密，层层障障，仿佛像是不可逾越的莫测迷宫，将我们围在其中。而车轮下那条坑洼破旧的山间小路却像是有着了生命与意识一般在这些枝桠与树叶组成的迷宫中穿梭游走，将我们引向未知的世界。在这些墨绿色的迷宫之上是巍峨陡峭的群山与悬崖。小片葱翠的灌木如同鳞片般叠在那些裸露的灰色花岗岩上，让这些险峻的山体看起来就像是某种我们从来都不曾了解过的巨大生物的一部分。
这些脱离了文明世界的荒野景色并没有让我们感到丝毫的放松；相反它带来某种难以琢磨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迫切地希望能寻见到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从那些熟悉的痕迹中寻求到些许慰藉；而一想到我们的目的地可能就在这样的荒野深处，就让我们觉得更加压抑与不祥。所幸，这种让人恐惧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接近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又看见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最先出现的是一些路边开垦出的土地，与挂在树上的彝族饰物；接着渐渐有了由石头垒砌成的小块梯田。随着小路突然转过一段突出的山坡，一座古朴而典型的彝族村寨忽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接着我们便意识到下岩村——也就是张存孟口在笔记本里提到的“老瓦林”——已经到了。
灰白色的土石墙与墙上留有狭小气窗的建筑风格无声地诉说着这座村落的古老历史；鲜有的几座大型木结构建筑也显得非常老旧，呈现出一种历经过风雨侵蚀的暗色；村子里的人大多都是穿着传统彝族装束的老人与小孩——年轻人大多都离开了这儿，前往能找到更多机会的城市工作——而这一情形更让这个地方充满了萧索衰败的感觉。村子里显然很少见到外人，当我们的车开进村子的时候，四周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对于我们来说这倒是件幸事，因为当我们拿出张存孟的照片开始打听关于他的事情时，很多人都认出了我们手里的照片，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去找一个叫“俄里”的人。
他们口中的俄里是一个身材壮实、皮肤黝黑健康、面容和蔼的中年男人，会说一口夹杂着蜀西彝族方言的普通话。他以前是个猎人，在栗子坪被划成保护区后，便改行当上了当地的护林员。几十年的山林生活让他对方圆十几里内的山林都很熟悉。因为鲜有外人来访，所以当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他很快就记起了关于张存孟的事情。他告诉我们，张存孟的确来过这里而且在村子里住了四五天，还打听了不少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而且还对周围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此外，张存孟还干了一件很让俄里极为不解的事情，他曾经出钱请俄里带他去一个名叫“尔子洞”的岩洞里进行考察。

在当地，“尔子洞”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地方。这是代代相传的祖训，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有些人说尔子洞是个无底洞，一直通向地府；也有人说尔子洞是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迷宫，贸然进入的人很容易就被困死在洞里；还有人说洞里住着非常危险的猛兽，一旦遇上就绝无生还的可能。年轻的时候，俄里不信邪，曾经拿着火把想去尔子洞里一探究竟。可是，他沿着洞穴一直走到火把火光变弱也没见到洞底，更没见到猛兽或怪物。但洞里昏暗的环境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情绪。在恐惧与黑暗的双重作用下，他没有继续下去，径直退了出来，并且再也没有进过洞里。
张存孟是如何知道“尔子洞”的，俄里不得而知。虽然疑虑重重，他还是带着张存孟去了一趟尔子洞。但出于某些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原因，他拒绝与张存孟一同进洞，只答应留在外面等张存孟出来。张存孟也没有多做要求，带着简单的设备只身走进了洞里。根据俄里的回忆，张存孟在洞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狼狈不堪地从洞里走出来。而且，在出来的时候，张存孟的左手上割了个很深的伤口，衣服上也染着大片奇怪的污渍，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古怪气味。但是张存孟却显得特别兴奋，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伤口——他告诉俄里，手上的伤口只是一点小事，和他在洞里发现的东西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这个消息让我们感到颇为激动。因为张存孟的确是在这里受了伤，而且对应俄里的说法，这个“尔子洞”很可能就是张存孟做出最重要发现的地方。经过再三恳求之后，俄里终于答应带我们去尔子洞看一看。于是我们从车里卸下了野外扎营与洞穴探险的设备，然后在下岩村里过了一夜。